和諧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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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諧領導特指領導者靈活運用領導職能，巧妙發揮領導藝術，在與環境平穩互動中同被領導者無抵觸、無衝突、和衷共濟完成領導活動的目標。它主要表現在組織內部的和諧以及組織與環境的和諧。領導者要使組織內外都和諧，就必須給自己的角色定好位，組織才會在與環境的不斷互動中和諧壯大，否則，組織難以發展甚至生存。^[1]

　　從和諧領導的階層來說，民主法制意識的增強意味著民主管理、民主施政、依法辦事、依法施政、民主決策、依法行為。而我們國家的民主政治的建立有賴於社會全體成員民主法制意識的增強。如果站在社會大眾的角度，民主法制意識的增強意味著民主參政、民主議政、依法行為、依法辦事。所以，民主法制化建設的重要性可見一斑，必須增強全體社會成員的民主法制意識，加強民主法制文化的建設，為和諧社會的民主政治的建立和發展創造必要條件。外在的交往形式是指人的活動行為在社會組織中所表現出來的社會關係。我們和諧社會的建設要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趨勢大背景下進行，在人類社會關係的進步道路上，所謂的規則從專斷、獨裁一步步走向民主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諧社會的建設要在一個具有多樣化的思想意識和文化傳統的社會中形成共同理想，鞏固共同思想基礎。只有保持良好的政治秩序和法治環境是社會和諧穩定的必要條件，是人類社會發展和存在的重要基礎。假設我們沒有一個良好的法治環境，沒有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作保證是不可能實現的。

　　1.和諧領導的內容複雜化

　　隨著全球化時代、知識時代和信息時代的來臨，和諧領導越來越強調領導者在巨集觀、體制和方向等層面通過影響力進行領導活動。在這個過程中，領導觀念和領導角色的更新程度超出了原來的預想，領導者在具體的組織、協調、控制和監督活動也更加複雜多變。

　　首先，人際關係和諧的複雜化。無論在什麼時代，領導者的工作首先是處理好組織成員的關係。組織成員的關係始終是重點，也是難點。它包括領導者與被領導者的關係，以及被領導者之間的關係。每一個成員都是有思想的，因此領導者必須千方百計地通過一系列的措施瞭解和掌握被領導者的需要，從而有目的地引導、指揮和協調組織成員的行為，通過提高組織成員的滿足度來調動組織成員的積極性。

　　其次，組織事務和諧的複雜化。作為一個組織，具有一定的存在目的或目標追求，因此必然有為實現目標而進行的大量工作需要領導者去做。除此之外，在當今紛繁複雜的變革時代中，領導者還需要能夠隨時處理任何對於組織不利的突發事件，從而能夠按照正常的目標發展。這就又增加了組織事務的煩瑣程度。

　　再者，領導環境和諧的複雜化。制約和推動領導活動展開的各種自然要素和社會要素都在發生著劇烈的變化，領導者受制於這個大環境，使得任何領導方式或領導理論都面臨著時空的限制。與此同時，領導者也在努力塑造有利於自身的領導環境。一方面為避免與環境發生嚴重抵觸而導致領導失敗；另一方面為避免過分受制於環境而導致領導保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領導者在使組織與環境和諧互動的過程中難度不可避免地隨之加大。

　　面對諸多複雜內容，領導者必然會思考領導中的一般規律和尋求具有普適性的領導理念，才能不斷地促使組織從實然狀態嚮應然狀態發展，從而越來越突出了德性的價值定向與導向功能在領導中的統攝作用。

　　2.和諧領導的方式特殊化

　　管理研究的中心從側重研究物流、組織、制度、規範等管理“硬體”，向側重研究人際關係、行為心理、價值觀念、科學決策等管理“軟體”轉移的人文化趨勢。這是領導和諧化過程的重要表徵，其主要表現為領導方式的特殊化。

　　首先，和諧領導註重觀察組織成員的內在心理和複雜多變的價值觀，研究組織成員的多種內在本性和複雜的社會環境關係。

　　其次，由於競爭加劇．組織成員之問的交往關係擴大，組織內部的矛盾更加複雜，因而和諧領導更加關註組織成員的行為規律、心理規律和人性規律，以便及時調適組織成員的關係和激勵組織成員的主動性和創造性。

　　再者，科學預測和科學決策的主導作用日趨明顯，超前思維的作用日益突出，理性化思維和非理性化思維對和諧領導的滲透和推進作用明顯。

　　和諧領導強調科學與人文的融合，重視領導主體的價值，把領導的重心從“物”轉向“人”，在轉向人的過程中，領導者越來越需要符合人性之律和人的倫理追求，領導者的德性也就顯現出來。

　　3.和諧領導的環境壓力大

　　隨著科技水平的發展，一方面，組織成員知識結構的變化及水平的提高帶來了他們精神需求的增加和道德涵養的提高；另一方面，領導者對社會和環境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公眾要求領導者承擔與影響力相稱的道德責任的意識越來越強。

　　首先，隨著物質生活水平的滿足。組織成員對更高尚的精神生活越來越渴望，更願意在一個有道德責任感的組織中工作。這種渴望與領導者的不道德行為形成尖銳衝突。組織成員當然不會降低願望去選擇具有不道德行為的領導者。

　　其次，在信息社會中。輿論監督的力度大為加強，既喚起公眾對領導者的關註，又加大了領導者從事不道德行為的成本。

　　再者，法律的逐步完善，執法力度的加大，迫使領導者為不具有德性的行為付出高昂的代價。面對這樣一種情景，領導者要不斷提升自己的道德修養從而能夠率先垂範，其中領導者的德性凸顯成為勢在必然。

　　實現和諧領導必須註重道德建設。道德也是一種表達關於應當的理性智慧。人怎樣生活、應當怎樣做人?人與人之間應該怎樣相處?我們在社會生存應當如何全面和諧的發展、去規劃人生的藍圖?也就是說，在道德的應當要求中，蘊含著一種智慧，一種為人類社會如何進行價值選擇並給人類社會提供合理性論證的理性智慧。同事，道德是法律之外的約束力也是一種表達關於可能的理性。自然的世界和人類的世界完全不同，在這裡有很多種甚至是無數種出現的可能性，它需要在若幹種可能中作為一種人類理性智慧，去判斷選擇最能適應社會和諧發展理想和吻合大家生存願望的那種可能。正是出於在這個意義上，它表達並預設一定社會價值取向和理想目標，道德作為一種社會理性智慧，規定社會發展目標，引導社會發展方向調整和把握著社會各個方面的善及其合理性。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交往的文化作為文化的一種現實性形態，除了應該在精神層面上建立道德規範來指導和制約自己的社會行為，還必須在社會組織中建立儘可能地滿足所有參與者自由活動意向的可能性規則，這就是文化交往的內在形式。作為交往關係的道德準則不應當僅僅是做人的品質和規範，而應該上升到人們認知理性自覺的高度。

　　實現和諧領導還必須註重民族文化建設。從領導研究中得到的一個明顯結論是，有效領導者並不使用任何的單一風格，他們根據情境調整自己的風格。儘管沒有明確指出，但我們知道在確定哪種領導風格更為有效時，民族文化無疑是一項重要的情境變數。例如，一項有關亞洲人的領導風格的研究揭示，亞洲管理者喜歡的領導者是：一個有效的決策者、良好的溝通者，同時還能對員工給予支持和鼓勵。民族文化之所以影響到領導風格，原因在於它影響著下屬做出回應的方式。領導者不能(也不應該)隨意選擇他們的風格，而是要受到文化條件的約束，因為下屬的期望基於他們的文化基礎。思考一下這些現象：南韓的領導者被期望對待員工如同家長：對於阿拉伯的領導者，如果對方沒有請求你就表現出仁慈和慷慨，會被其他阿拉伯人視為軟弱可欺的表現；日本的領導者被期望作風謙遜，而且說話很少；荷蘭的領導人如果在公開表揚時只點了個別員工的名字，很可能只會讓這些個體感到尷尬，而不會激發他們產生工作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