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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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谐领导特指领导者灵活运用领导职能，巧妙发挥领导艺术，在与环境平稳互动中同被领导者无抵触、无冲突、和衷共济完成领导活动的目标。它主要表现在组织内部的和谐以及组织与环境的和谐。领导者要使组织内外都和谐，就必须给自己的角色定好位，组织才会在与环境的不断互动中和谐壮大，否则，组织难以发展甚至生存。^[1]

　　从和谐领导的阶层来说，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意味着民主管理、民主施政、依法办事、依法施政、民主决策、依法行为。而我们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建立有赖于社会全体成员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如果站在社会大众的角度，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意味着民主参政、民主议政、依法行为、依法办事。所以，民主法制化建设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必须增强全体社会成员的民主法制意识，加强民主法制文化的建设，为和谐社会的民主政治的建立和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外在的交往形式是指人的活动行为在社会组织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我们和谐社会的建设要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的大趋势大背景下进行，在人类社会关系的进步道路上，所谓的规则从专断、独裁一步步走向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谐社会的建设要在一个具有多样化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传统的社会中形成共同理想，巩固共同思想基础。只有保持良好的政治秩序和法治环境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必要条件，是人类社会发展和存在的重要基础。假设我们没有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和法治化作保证是不可能实现的。

　　1.和谐领导的内容复杂化

　　随着全球化时代、知识时代和信息时代的来临，和谐领导越来越强调领导者在宏观、体制和方向等层面通过影响力进行领导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领导观念和领导角色的更新程度超出了原来的预想，领导者在具体的组织、协调、控制和监督活动也更加复杂多变。

　　首先，人际关系和谐的复杂化。无论在什么时代，领导者的工作首先是处理好组织成员的关系。组织成员的关系始终是重点，也是难点。它包括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以及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每一个成员都是有思想的，因此领导者必须千方百计地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了解和掌握被领导者的需要，从而有目的地引导、指挥和协调组织成员的行为，通过提高组织成员的满足度来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

　　其次，组织事务和谐的复杂化。作为一个组织，具有一定的存在目的或目标追求，因此必然有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大量工作需要领导者去做。除此之外，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变革时代中，领导者还需要能够随时处理任何对于组织不利的突发事件，从而能够按照正常的目标发展。这就又增加了组织事务的烦琐程度。

　　再者，领导环境和谐的复杂化。制约和推动领导活动展开的各种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都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领导者受制于这个大环境，使得任何领导方式或领导理论都面临着时空的限制。与此同时，领导者也在努力塑造有利于自身的领导环境。一方面为避免与环境发生严重抵触而导致领导失败；另一方面为避免过分受制于环境而导致领导保守。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领导者在使组织与环境和谐互动的过程中难度不可避免地随之加大。

　　面对诸多复杂内容，领导者必然会思考领导中的一般规律和寻求具有普适性的领导理念，才能不断地促使组织从实然状态向应然状态发展，从而越来越突出了德性的价值定向与导向功能在领导中的统摄作用。

　　2.和谐领导的方式特殊化

　　管理研究的中心从侧重研究物流、组织、制度、规范等管理“硬件”，向侧重研究人际关系、行为心理、价值观念、科学决策等管理“软件”转移的人文化趋势。这是领导和谐化过程的重要表征，其主要表现为领导方式的特殊化。

　　首先，和谐领导注重观察组织成员的内在心理和复杂多变的价值观，研究组织成员的多种内在本性和复杂的社会环境关系。

　　其次，由于竞争加剧．组织成员之问的交往关系扩大，组织内部的矛盾更加复杂，因而和谐领导更加关注组织成员的行为规律、心理规律和人性规律，以便及时调适组织成员的关系和激励组织成员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再者，科学预测和科学决策的主导作用日趋明显，超前思维的作用日益突出，理性化思维和非理性化思维对和谐领导的渗透和推进作用明显。

　　和谐领导强调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重视领导主体的价值，把领导的重心从“物”转向“人”，在转向人的过程中，领导者越来越需要符合人性之律和人的伦理追求，领导者的德性也就显现出来。

　　3.和谐领导的环境压力大

　　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一方面，组织成员知识结构的变化及水平的提高带来了他们精神需求的增加和道德涵养的提高；另一方面，领导者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公众要求领导者承担与影响力相称的道德责任的意识越来越强。

　　首先，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满足。组织成员对更高尚的精神生活越来越渴望，更愿意在一个有道德责任感的组织中工作。这种渴望与领导者的不道德行为形成尖锐冲突。组织成员当然不会降低愿望去选择具有不道德行为的领导者。

　　其次，在信息社会中。舆论监督的力度大为加强，既唤起公众对领导者的关注，又加大了领导者从事不道德行为的成本。

　　再者，法律的逐步完善，执法力度的加大，迫使领导者为不具有德性的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面对这样一种情景，领导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从而能够率先垂范，其中领导者的德性凸显成为势在必然。

　　实现和谐领导必须注重道德建设。道德也是一种表达关于应当的理性智慧。人怎样生活、应当怎样做人?人与人之间应该怎样相处?我们在社会生存应当如何全面和谐的发展、去规划人生的蓝图?也就是说，在道德的应当要求中，蕴含着一种智慧，一种为人类社会如何进行价值选择并给人类社会提供合理性论证的理性智慧。同事，道德是法律之外的约束力也是一种表达关于可能的理性。自然的世界和人类的世界完全不同，在这里有很多种甚至是无数种出现的可能性，它需要在若干种可能中作为一种人类理性智慧，去判断选择最能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理想和吻合大家生存愿望的那种可能。正是出于在这个意义上，它表达并预设一定社会价值取向和理想目标，道德作为一种社会理性智慧，规定社会发展目标，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调整和把握着社会各个方面的善及其合理性。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交往的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现实性形态，除了应该在精神层面上建立道德规范来指导和制约自己的社会行为，还必须在社会组织中建立尽可能地满足所有参与者自由活动意向的可能性规则，这就是文化交往的内在形式。作为交往关系的道德准则不应当仅仅是做人的品质和规范，而应该上升到人们认知理性自觉的高度。

　　实现和谐领导还必须注重民族文化建设。从领导研究中得到的一个明显结论是，有效领导者并不使用任何的单一风格，他们根据情境调整自己的风格。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但我们知道在确定哪种领导风格更为有效时，民族文化无疑是一项重要的情境变量。例如，一项有关亚洲人的领导风格的研究揭示，亚洲管理者喜欢的领导者是：一个有效的决策者、良好的沟通者，同时还能对员工给予支持和鼓励。民族文化之所以影响到领导风格，原因在于它影响着下属做出回应的方式。领导者不能(也不应该)随意选择他们的风格，而是要受到文化条件的约束，因为下属的期望基于他们的文化基础。思考一下这些现象：韩国的领导者被期望对待员工如同家长：对于阿拉伯的领导者，如果对方没有请求你就表现出仁慈和慷慨，会被其他阿拉伯人视为软弱可欺的表现；日本的领导者被期望作风谦逊，而且说话很少；荷兰的领导人如果在公开表扬时只点了个别员工的名字，很可能只会让这些个体感到尴尬，而不会激发他们产生工作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