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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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論監督(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s)

　　輿論監督是指公眾通過新聞媒介對黨務、政務和一切公共事務的公開，對國家機關各級公務人員的施政活動，以及社會公眾人物(包括政治家、演藝明星、上市公司等)的監督，這種監督既包括揭露和批評，又包括評價和建議。從廣義上看，輿論監督是指公民享有對國家和社會事務實行輿論監督的權利和自由。公民在瞭解情況的基礎上，通過一定的組織形式和傳播媒介，行使法律賦予的監督權，表達輿論、影響公共決策。從狹義上看，它是指新聞輿論監督。公民享有依法運用新聞傳媒充分發表意見、建議和呼聲，表達自己意志的權利和自由；享有對國家和社會事務實行輿論監督的權利和自由。^[1]

　　輿論監督，是指新聞事業利用其本身在社會中的地位和優勢，代表公眾，對政府機關、公共機構、黨派團體、廠礦企業等的活動，乃至於社會中的某些不良現象，進行監督。概而言之，新聞事業通過對各種情況和意見的報道和溝通，激起社會輿論的力量，對政府和社會機構及個人的社會行為進行調節，以促進社會機制正常、健康地運行。輿論監督的特點是監督主體和客體的廣泛性、監督方式的公開性、監督手段的評價性、監督效果的及時性。

　　利益的人民性。實施輿論監督要以更好地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所以說，輿論監督是人民群眾的監督，新聞媒體和新聞記者則是輿論監督的代言人。在實施輿論監督過程中，新聞媒體責無旁貸地要體現廣大人民群理論視野眾的意願，發揮好人民群眾代言人的作用。輿論監督要依靠人民群眾，吸引人民群眾積极參与。特別是隨著互聯網的日益發展和公民素質的不斷提高，人民群眾參與的積極性也會越來越高。

　　對象的廣泛性。輿論監督的對象涵蓋了社會所有階級、階層、組織、利益集團及全體公民，所監督的內容大都是“熱點” 和“焦點” 問題。因此，監督的對象及內容不僅有國家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各種違法違紀行為，也包括其他社會組織和個人的違法違紀、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所以說，無論是輿論監督的主體還是客體，都具有非常強的廣泛性。

　　目的的建設性。輿論監督通過新聞媒體實施，將被監督者的違法違紀、違反社會公德的行為公諸社會，從而對被監督者形成巨大的心理壓力和政治壓力，其目的是使被監督者修正錯誤，弘揚社會正氣，使我們的社會沿著民主法制的軌道前進，促進社會的進步。而不是挑起公眾對社會的不滿情緒，引發社會動蕩，甚至破壞社會的民主法制秩序。

　　反應的及時性。某一違法違紀、違反社會公德的事件發生後，輿論監督可依靠新聞媒體迅速地、直接地把這些事件和問題反映出來(這也是新聞的特性對媒體的要求)，形成輿論壓力，及時產生社會效應。發達的新聞事業可以在數小時到數日內產生監督效果，這是其他監督形式無法比擬的。對報紙來說，今日的事件明日可以見報，對廣播、電視、網路等媒體來說，可以做到現場直播。而且輿論監督的工具比較特殊，新聞記者使用的照相機、攝像機、錄音機等，可以對被監督者的言行舉止、被監督事件的真情實景進行現場記錄，並客觀、形象地再現於大眾面前，從而形成“鐵證”。

　　搞好輿論監督，是新聞工作者的使命和義不容辭的責任。在事關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等重大問題面前，新聞媒體如果失語就是失職。但輿論監督同時又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稍有疏忽，就會產生矛盾，或引發官司，甚至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實施正確的輿論監督，新聞工作者必須加強自身修養，不斷提高自己的政治業務素質。具體實施中，要掌握好以下三個原則：

　　搞好輿論監督要把好“政策法律關”。要正確地發揮輿論監督作用，新聞工作者首先必須是站在黨的立場上，也就是站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立場上，反映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願望和要求，開展正確的輿論監督。這是輿論監督的根本前提。輿論監督的主體是人民群眾，而不是新聞工作者或新聞機構，新聞媒介只是這種監督的載體。所以，新聞工作者必須嚴格遵守黨紀國法，正確理解和把握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定地站在黨和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實施監督。這樣，工作中才不會出現偏差。其次，輿論監督必須在法治軌道上進行。應當認識到，新聞媒體在法治社會中同樣是一介法人，在法律面前沒有絲毫的特權。實施輿論監督，必須依法行事，否則，就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和保護。近年來的許多新聞官司已說明瞭這一點。所以，輿論監督選題上的政治敏感和實施時的法律觀念缺一不可。只有嚴格自覺處於黨紀與法律的雙重監督之下，輿論監督才能得以正確實施。

　　搞好輿論監督要把好“全局關”。現實生活中需要監督的問題很多，如以權謀私、貪污腐敗、官僚主義、衙門作風、“三亂”、行業不正之風等。新聞工作者要時刻牢記新聞宣傳必須服從大局、服務中心的基本要求，在進行輿論監督時，要從全局出發“對症下藥”，即把握好尺度和形式這兩個關鍵。所謂尺度，就是根據問題的性質和程度來決定下什麼樣的“藥”。對觸犯黨紀國法，嚴重侵害黨和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犯罪行為，和對一般性的問題，當然要下不同的“藥”，才能收到好的效果。所謂形式，就是根據所監督問題的情況，可採取公開或內部的方式。該公開的就公開報道，不該公開的可寫內參；屬於內部監督的，便採取內部監督的各種方式妥善解決。輿論監督的目的不是單純地為監督而監督，為曝光而監督，而是通過監督使問題得到解決，推進社會的發展和進步。

　　搞好輿論監督還要把好自身“角色關”。輿論監督的主體是人民群眾，但這一監督是通過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來實施、完成的。因此，在實施監督過程中，記者能否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直接關係到監督效果的好壞。記者是記錄和報道新聞事件的人，而不是法官，同時也是平平常常的自然人，和被監督對象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只有認識到這些，記者才能在實施監督時更多一些責任感，少一點“無冕之王”的傲氣；多一些客觀冷靜，少一些偏激浮躁。所以，在採訪中要多側面、多角度地深入調查，客觀記錄，切勿淺嘗輒止和道聽途說，更不可主觀臆斷、摻雜個人偏見。要充分尊重被採訪者、被監督者的發言權，不能凌駕於他們之上，更要避免與被採訪者發生爭執。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採訪的真實性。寫稿時要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選擇運用採訪素材，多作客觀敘述，不要妄下結論，更不能把話說絕說過頭， 以保證輿論監督的客觀公正、準確無誤。這樣，才能發揮好輿論監督的作用。

　　民粹主義所引起的公民意識的過分覺醒，為網路謠言的肆虐提供了必要的社會條件。雷政富事件和李天一事件等所引起的網路謠言鋪天蓋地，這使得受眾暈頭轉向，不知新聞是新聞還是謠言，一時間，媒體成為闢謠的工具。網路謠言的盛行預示著公民意識的過分膨脹，輿論監督實際上已成為民眾宣泄壓力、不滿的手段和方式。輿論一旦偏離其原有的運行軌道，就容易衝破輿論監督的邊界。當輿論監督凌駕於法律之上，法官在審判時以民眾的意願作為審判的主要參考標準時，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媒介審判的情況。

　　所謂“媒介審判”是指新聞媒介超越正常的司法程式對被報道對象所作的一種先在性的“審判預設”。 藥家鑫案是媒介審判的典型案例，在藥家鑫被判死刑之後，社會精英人士開始反思，雖然有很多人意識到了媒介審判在此案中的影響，但結局已是不可逆轉。然而草根人群仍沉浸在輿論監督所帶來的宣泄得以滿足的情緒當中，形成一種不考慮事實全部，只註重某一方面事實的邏輯模式，這為網路謠言的肆虐提供了大量的群眾基礎。輿論監督的邊界開始悄然發生變化，輿論監督似乎成了媒介審判的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