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馬克思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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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馬克思主義(Post-Marxism)

　　後馬克思主義是在20世紀70年代興起於西方的政治理論，在批判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重新建構的政治理論。

　　現在，人們一提到後馬克思主義，首先想到就是厄尼斯托·拉克勞和薔塔爾·莫菲。他們被戴上了多種多樣的桂冠。譬如，大衛·霍華斯稱二人為“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首領”，保羅·雷諾茲呼其為“後馬克思主義的旗手”，我國有位學者甚至說他二人是“後馬克思主義的鼻祖”。這一切都源於二人合著的《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走向一種激進民主政治》(1985)一書導言中的一句話：“我們應十分清楚地聲明，我們現在正處在後馬克思主義的領域……不過，如果說我們的知識規劃是後馬克思主義的(‘後’為斜體)那麼它顯然也是後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為斜體)”(註：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正如西方一位評論家所說，“拉克勞和莫菲的研究工作之所以對後馬克思主義理論立場和政治的發展尤為重要，主要是因為他們明確地自稱為後馬克思主義者”(註：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63,p258)。

　　但必須明確的是，從詞源學的角度看，在西方學術界並不是拉克勞和莫菲最先使用後—馬克思主義這一語彙。邁克爾·波蘭尼早在1958年的《個體知識：走向一種後批判哲學》中就己使用了後馬克思主義這一措辭，而丹尼爾·貝爾在1973年的《後工業社會的來臨》中不僅運用了後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而且還從社會學的視域對其概念作了一定的闡發。這足以表明拉克勞和莫菲對後馬克思主義的使用並非是最早的和“源發性的”。然而，就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具有影響力的思想傾向和確定的理論立場而言，拉克勞和莫菲則是其當之無愧的集大成者。就象人們一提起“實踐理性”首先想到的並不是亞里士多德而是康德，一提起“意志”首先想到的不是奧古斯丁而是叔本華和尼采一樣，人們把後馬克思主義與拉克勞和莫菲之名緊緊聯繫在一起，乃由於正是他們把後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最大程度地理論化並促進或者說加快了它的有意義的運用和在學術文獻中的廣泛流行。

　　我們或許可以推想，如果拉克勞和莫菲當初不把《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掛靠”在“後馬克思主義”名下，即便此著仍以它特有的分析方式、新穎的洞識以及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挑戰性解構而受人矚目，但人們很可能就把它歸屬為一般的“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或者“馬克思學”之中。似乎可以說，“後馬克思主義”和《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的“結合”是雙贏的：一方面，“後馬克思主義”借《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而實體化、具體化和理論化；另一方面，《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也借“後馬克思主義”而“品牌化”，從而意外獲得了超出本身品質的神秘光環。其實，英國的保羅·赫斯特和巴利·辛達思早在1970年代末就達至了與拉克勞和莫菲庶幾同樣的“境界”，但前者卻沒有象後者這樣以“後馬”之大家而顯名。臺灣學者陳宜中先生稱赫斯特和辛達思是後馬克思主義的“先行者”，但如果沒有拉克勞和莫菲二位如此這般的“後行”，恐怕他們也難領這個“後馬”之先，也就是說他們的“先”是靠拉克勞和莫菲的“後”認定的，人們先知此一“後”，然後才推知此一“先”，套用“後”字的特殊意含，這就叫作在先者居後，在後者居先。

　　後馬克思主義所以能在1985年後迅速揚名，其不僅在於拉克勞和莫菲的聲明和獨具匠心的運用，來自左派的此起彼伏的指責和叫罵從反面所起的一種“廣告宣傳”的效應也是不可忽視的。拉克勞和莫菲的後馬克思主義知識規划出籠不久，艾倫·邁克辛思·伍德即推出《退出階級》(1986)一書對拉克勞和莫菲的主要觀點進行批判，並稱他們為“新的‘真正，社會主義者”(NTS)；拉爾夫·密里班德稱他們為“新修正主義者”；弗里德里希·詹姆遜則說他們是“第二代的修正主義者”；而諾爾曼·傑拉斯則在《新左派評論》專欄上與拉克勞和莫菲展開了激烈的“充滿怨恨的”的辯論：傑拉斯先是在《後馬克思主義?》(1987)一文中嘲諷拉克勞和莫菲的規劃是“學術歪風的高級階段”，拉克勞和莫菲隨即發表《沒有歉意的後馬克思主義》(1987)作為答覆，繼而傑撿斯又以《沒有實質的超馬克思主義：對拉克勞和莫菲的真正回答》(1988)一文對拉克勞和莫菲再迎頭痛擊。作為對這一辯論的關註和回應，八十年代晚期更有一批左翼理論家紛紛撰文介入其中，其中著名的有尼料斯·穆澤利斯、S·霍華德，M·拉斯丁、G·麥克倫南等。面對各種異議和批評，拉克勞在《對我們時代的革命的新反思》(1990)中對他和莫菲的後馬克思主義立場義無反顧地再度進行了守衛與辯護。英國學者斯圖亞特·西姆把由《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所激起的一系列關於後馬克思主義的爭論稱作“拉克勞—莫菲事件”。

　　正是這個沸沸揚揚的“拉克勞—莫菲事件”把後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帶入了高頻的甚至是增殖性的使用中。九十年代以降，後馬克思主義這一概念就象詹姆斯·彼特效斯(James Petras)所說幾乎成了時髦的學術姿態，它在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哲學、美學、歷史、文化研究、文藝評論等領域迅速擴展開來。對作為一種理論立場的後馬克思主義的學術性研究也在新舊世紀的交錯時期悄然興起，比如西姆的《後馬克思主義：一個讀本》、《後馬克思主義：一種學術思想史》，J·托費因的《新話語理論：拉克勞，莫菲和齊澤克》，蘭德利和麥科里安的《解讀拉克勞和莫菲》，D·霍華斯的《話語》，M·巴麗特的《真理的政治：從馬克思到福柯》等等。人們也紛紛“前溯後延”式地把與拉克勞和莫菲立場相同、相近、相似或者對拉克勞和莫菲思想造成重大影響的以及受他們思想影響的諸多當代思想家“納入”到後馬克思主義中來，諸如，赫斯特、辛達思、拉什、尤里、瓊斯、霍爾以及利奧塔德、博德里亞、福柯、德里達、德勒茲、鮑曼、齊澤克、赫勒，等等。應該看到，九十年代以後，後馬克思主義概念在繁衍流行的同時也產生了因過度擴大其外延而使得其指義搖擺不穩的現象，這樣就影響了此一概念運用的精確度和規範性。但無論如何，後馬克思主義從一種思想傾向到一種被廣為接受和運用的具有代表性的理論分析範式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即東歐和蘇聯劇變以後則是完全確立起來了。

　　我們知道，後馬克思主義倡導一種偶然的話語邏輯，它主張把意識形態和經濟及階級要素完全剝離開來，然而，對於後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發生學”分析，後馬克思主義的話語理論卻無能為力。後馬克思主義不論作為一種思想傾向還是作為一種確定的理論立場，它的生成、確立和盛行都不是脫離社會文化環境的純粹話語運作的結果，就象後馬克思主義本身不能夠完全拒斥馬克思主義一樣，對後馬克思主義社會和思想根源的理論透視也離不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式。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孕育成形，有著它特定的社會的、政治的、階級的、思想的以及學理上的源流。

　　冷戰後期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變化是後馬克思主義產生的大背景。針對繼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壟斷的資本主義之後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變化，許多理論家引入了新的概念圖式：曼德爾提出了晚期資本主義概念，R·達倫多夫提出了後資本主義的概念，而丹尼爾·貝爾則提出了後工業社會的概念，這些不同的概念描述的是資本主義在後現代社會的同一變遷景象：與原子能、資訊理論、控制論、新技術、知識經濟和全球化時代相伴隨的是，資本主義顯現出對經濟危機的巨大剋服力、對“尖銳矛盾”的化解以及對多種多樣異質的對抗性社會因素的包容。隨著社會日益科層化、分工的精細化以及專業技術人員數量的增加和地位的提高，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分佈、階級對抗的性質都發生了歷史性轉變。面對這一變化，“形形色色的後馬克思主義竭力為這些新現象著書立說，以對這些明顯的區別作出解答。發展了的資本主義這一理論的提出引發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課題”(註：F·詹姆遜：《後資本主義是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的課題》,《國外社會科學》1995年第3期,第13頁)。

　　　歐美國家(尤其是英美)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其政治統治努力表現出一種相當溫和的民粹主義風格，這種意識形態偽裝麻痹了勞工運動、瓦解了工會的組織與團結功效，S，霍爾曾將英國撒切爾主義的政治和新右派的霸權策略精練地概括為“右派的歸化”過程——右派成功地占有了“人民”，它的觀念在“人民”中生根發芽。右派在西方民族國家的復興、廣泛的保守統治使得政治泛化出很強的“人民民主”色調。“正是這種變化使得各種後馬克思主義堅持認為，社會階級觀點已無關緊要，傳統的政黨政治已不起作用，‘奪取政權’的革命概念已經破滅，大眾消費時代的生產觀念已經過時，等等。”(註：F·詹姆遜：《論現實存在的馬克思主義》,〔鄭州〕《馬克思主義與現實》1997年第1期,第47頁.)可以說，後馬克思主義乃是這種右翼民粹政治長期熏染的結果。

　　工人階級在社會上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的衰落是促使後馬克思觀念萌生的核心要素也是觸發其解構性衝動的主要原因。隨著白領的增加、新中產階級地位的上升，無產階級越來越少數化、邊緣化。許多左派理論家十分關註這種對古典馬克思主義形成嚴重挑戰和衝擊的現象，紛紛從理論上調整無產階級革命策略或者試圖瓦解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中心地位，安德烈·高茲甚至提出了“非工人的非階級”(a non-class of non-workers)這一概念，主張向傳統意義上的工人階級道別，認為無產階級已不是什麼“階級意識”的匿乏和缺失問題，而是這一作為普遍歷史主體的概念本身成了問題。對古典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理論的質疑直接開啟了後馬克思主義的思維路向。

　　如果新左派不能從資本主義世界看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希望卻仍能從現實的社會主義事業獲取信心，那麼他們至少還有一片藉以安慰和寄托的領地，然而，現實社會主義運動連遭挫折與敗績，最終使新左派在思想上發生了根基性的動搖。後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對左派產生重大影響的思潮，它無疑受到了世界各地社會主義追求的挫折與失敗的影響。對此，拉爾夫·密里班德作出的經典的概述：“現實社會主義的經歷，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毛主義幻想的破滅，柬埔寨以及越南勝利的酸楚餘殃，歐洲共產主義希望的萎縮，這一切使得新社會運動在其出現之時，便天生地帶有了對於傳統的勞工與社會主義運動和政黨的局限性的不滿。帶有一種在滋長著的對於工人階級成為劇烈社會改造的主要因素的不信任，以及隨之而來的馬克思主義的危機”(註：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全球範圍內共產主義政治的失勢使左派對傳統社會主義的性質、目標、綱領、策略等都發生了質疑，正是這種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懷疑氛圍從另一方面促進了後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滋長與生成。

　　七十年代末，新左派知識分子普遍進入了一個思想危機階段。阿爾都塞忙於“自我批評”，普蘭查斯倒向了“人民同盟”，高茲走向生態社會主義，赫斯特和辛達思則拋棄了階級政治。從總體上看，左派由前“68”的對階級主義的過度張揚蛻變到對階級政治的厭惡和棄絕，左派思想的這一逆轉所帶來的理論震蕩已不限對無產階級理論的信任度的降低問題，而是對階級和意識形態、階級和政治關係，特別是對社會主義概念的重新反思與考量。正如拉克勞和莫菲在《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開篇所宣告的那樣，“左派的思想而今正站在十字路口。過去的明顯的真理——分析的古典形式和政治預測、衝突力量的性質、左派鬥爭的意義和目標——都因劈裂如此真理之基礎的那些歷史變動的突然崩臨而受到嚴重挑戰”(註：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從左派思想演變的軌程而言，後馬克思主義既是左派思想低落與危機的表徵，同時又是企圖走出迷途的渴望與嘗試。

　　而這一時期在西方世界廣泛興起的各種“新社會運動”為後馬克思主義敞開了一種理論建構的可能陛，或者說提供了一種絕好的素材性的支撐。女性主義、生態主義、反種族主義、性解放及同性戀運動、爭取黑色及棕色人種權利的鬥爭、反全球化運動、反體制化運動、反戰的和平運動等等，這些複雜的高度分化的異質的社會構成因素和鬥爭形式，展示出了各種具體的壓迫的多樣性、微觀化與不可化約性並大大強化了後現代政治對多元性、差異性、邊緣性的關懷與依重，而這恰恰構成了後馬克思主義者理解社會衝突的深入擴展和新政治主體得以合法建構的情境性。

　　後馬克思主義(Post Marxism) 是20世紀80年代前後在西方興起的一股新思潮，是後現代主義理論中一種具有馬克思主義的某種批判性傾向的新思潮，被視為當代西方左翼思想的新亮點。英國的拉克勞墨菲在1985年發表的《霸權與社會主義策略：走向一種激進的民主政治》中第一次提出了後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它在西方理論界引起了廣泛的註意和激烈的爭論，英國著名的《新左派評論》等雜誌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對拉克勞和墨菲提出的觀點進行了討論。此後，後馬克思主義的概念迅速廣泛地在歐美流行，至今仍是西方理論界中的一個常見話語。拉克勞墨菲福柯詹姆遜利奧塔德勒茲加塔利博德裡拉德里達哈貝馬斯吉登斯被視為當代的後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代表人物。後馬克思主義一方面肯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和理想，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特別是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傳統，藉助後現代主義理論，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思想文化進行了新的探討和分析；另一方面後馬克思主義又主張解構馬克思主義的核心範疇，否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觀點和方法，並力圖通過這種解構和否定，重新激活馬克思主義的傳統。

　　後馬克思主義的流派眾多，成員複雜，其各自的觀點差異甚大，西方學者西姆(Sim, S1)在其收編的《後馬克思主義讀本》中，區分了兩種形式的後馬克思主義。一種是以利奧塔或博德裡拉為代表的，他們的後馬克思主義是背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另一種是以拉克勞和墨菲為代表的，他們的後馬克思主義則是將馬克思主義同當代的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女權主義的理論結合在一起，修正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國內研究國外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俞吾金陳學明則將後馬克思主義劃為四大派別：其一，解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也稱為後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其思想領袖為德里達；其二，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或稱為文化闡述學的馬克思主義，以詹姆遜為代表；其三，解釋學的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後解釋學的馬克思主義，以哈貝馬斯、塞麥克為代表；其四，其他類型的後馬克思主義，如拉克勞墨菲的後馬克思主義後女權主義的馬克思主義。

　　後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是在後現代主義土壤中滋長的一種與馬克思主義具有某種聯繫的新思潮，是植根於後現代主義理論的基礎上的。20 世紀60 年代前後，是西方社會劇烈變動的時期，歐美等主要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進入“後工業社會”，受到新科學技術革命的影響，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社會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藉助現代尖端的科學技術和先進的管理模式，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有了更大的發展，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更加充裕生活水平更加提高。但是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並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剝削壓迫和人統治人的社會關係，在富裕的物質生活背後隱藏著嚴重的矛盾和危機。60年代以後西方的各種激進的社會政治運動文化反叛思潮，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政治關係文化模式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懷疑和反叛，由此引發了反思現代性批判現代性的後現代主義思潮。後現代的理論家們尖銳地批判現代性社會的各種弊端，並力圖解構現代性社會的實踐及思維模式，力圖創造出一種與後現代社會相適應的新的理論。各種各樣的“後”理論紛紛涌現，如後資本主義後自由主義後共產主義後殖民主義等。而後現代主義是其中最為流行的以“後”為名的理論，它不僅滲透到哲學經濟學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文學等各種學術領域，而且流行到當代的各種文化潮流中。所謂“後”，不僅是時間的前後，表示在某種事物之後，而且更多地含有對過去的某種事物的否定和解構。後馬克思主義不僅意味著馬克思主義之後，而且更多地意味著對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某種否定和解構。正如拉克勞和墨菲所講到的那樣：“為了按照當代的問題重新閱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必須包含著對它的理論核心範疇的解構。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後馬克思主義’”。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中，也把自己的理論稱為“解構的馬克思主義”。

　　當然，在後馬克思主義看來，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觀點和方法的解構，並不是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並不是同馬克思主義的傳統相對立，而是對馬克思主義傳統的某種拯救。後馬克思主義者中不少人認為隨著後現代社會的來臨，只有解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才能激活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傳統，因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的範疇和術語已經無法有效地回答並解釋當代社會的許多問題。拉克勞墨菲指出，後馬克思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及其核心範疇的解構和超越，並不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對立的，就它被完全地理解為重新占有知識傳統以及超越這個傳統來說，我們並不與這個傳統對立。並且在完成這一過程中，重要的是指出不可能只在為馬克思主義內部的歷史來認識它。許多社會對抗和對於理解當代來說至關重要的問題，外在於馬克思主義話語領域並且不能被已有的馬克思主義範疇和術語(特別是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令人懷疑的封閉理論體系的術語) 概念化，而且這些問題導致了社會分析的新出發點”。

　　正如馬赫爾特(Oliver Marchart)所正確指出的，後馬克思主義不成其為一個學派，而只表示一種思想傾向。就其起源和具體的生成過程而論，各種後馬克思主義具有不同的思想淵源和學理取徑。譬如，拉克勞和莫菲主要基於對葛蘭西霸權理論的解讀，而赫斯特和辛達思主要基於對阿爾都塞意識形態理論的批判性闡發。就其學術範圍而言，後馬克思主義在不同的領域和學科均有其闡釋者和代言人，“它的闡釋者包括著名的政治與經濟理論家、意識形態與文化分析家以及歷史學家，這些人可以說趣味廣泛且風格各異。”(註：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照此，我們可以區分出政治理論中的，社會理論中的，文化研究中的，歷史學中的等等後馬克思主義。就其理論觀點和政治立場而論，各種後馬克思主義也不齊一等同，其理論建構的努力和取向也不盡一致。

　　但是，正象艾倫·伍德所言，“不論這一運動多麼複雜，也不論其所有成員事實上並不都認同相同的原則，我們仍然可能在一些重要觀點上作最大程度的概括以表明這種思想傾向的基本邏輯”(註：A·M·Wood：The Retreat from Class,Verso,1986,P9,P2,P3)。所有的後馬克思主義，不論它以何種形式呈現、也不管它以什麼樣的理論風格表達，對馬克思主義傳統它們都持一種解構主義的態勢，並且這種解構在覆蓋面及深入的程度上均已超出了“修正主義”的意義。在最根本的指向上，後馬克思主義要把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主義的東西徹底鏟除掉。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解構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概念。在後馬克思主義看來，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巨集大的元敘事，為這一大敘事提供邏輯支撐的總體性概念預設了歷史的必然性和社會的確定性，但“社會並不是一個有效的話語客體”(註：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因此，任何以單獨決定原則支配的總體化都是一種意識形態幻相，它不僅流於簡單化和武斷主義，而且它遮蔽了異質性和多元展現，同時又承攜著權威主義和極權主義的重負，不僅馬克思及盧卡奇的總體模式是本質主義的，就連阿爾都塞的“結構總體性”也仍難脫本質主義的巢臼。

　　　其二，解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決定論。後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主義的最後棱堡，因為在馬克思主義那裡，“經濟領域是服從內生規律的一種自我調整的空間”(註：Laclau and Mouffe：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The Thetford Press Ltd，1985，P4，P1，P111，P85.)，即是說，經濟的自規範機制能夠獨立於人類行為之外作用於客觀對象，它排除了所有源於政治的或其他外在介入而產生的不確定性。這種經濟的決定原則表現為生產關係對中立性的生產力發展的依賴，表現為在經濟層面上建構起來的社會當事人的統一性和同質性，表現為社會當事人在其他社會層面存在的機制最後必鬚根據經濟利益來說明，表現為經濟對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最終決定”。

　　其三，解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還原論。後馬克思主義從兩個層次消解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它首先廢黜工人階級在本體論上的中心地位，放棄這一階級作為普遍主體的任何認識論優勢；繼而徹底拒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堅持把階級從政治和意識形態中剝離出去。後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的認識論基礎建立在“表象”這一概念之上，它預設了被表象者和表象形式的分離，然後又很不適當地把表象形式還原為被表象者，這種“認識論話語”的錯誤在於把話語客體當作非一話語或超一話語，即鎖定了話語秩序和某種超話語因素的對應關係。

　　其四，解構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概念。後馬克思主義把工人階級移植出政治鬥爭必然引起對馬克思主義革命概念的沖蝕與消解。在後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概念無非是激進的大決裂式的原型目的論表象，它既是總體邏輯的理論結果又是本質主義總體觀的實現，因而它也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幻相。在大寫的革命的名義下人類普通解放的承諾成為特殊主義的權力政治的祭品，因此革命性的先驗設置必須被粉碎，革命主體的單一性必須被廢棄，而革命場域要轉換，革命方式要改變。

　　總之，後馬克思主義把後結構主義及後現代理論的主要信條，譬如反基礎主義、反本質主義、反中心主義等，都借用到對馬克思主義的解構上來，這一解構想把長期以來對馬克思的神化、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及科學化、對其的不適當的政治圖解以及將其本身作為現代性啟蒙工程所表現出的與當今多元主義的文化氛圍不相適應的方面統統消解一空。但是，後馬克思主義又不完全是解構主義的，在更重要的意義上，它保持了積極的理論建構的意圖與努力。正是在對後馬克思主義的雙重維度的強調上，拉克勞和莫菲特意引入了一個對後馬克思主義的著名詮釋——他們的post-Marxism既是post-Marxism(post為斜體)又是post-Marxism(Marxism為斜體)，拉克勞和莫菲之所以要別出心裁地造出三種不同的書寫方式，無非是要說明他們的後馬克思主義乃是後現代與現代的結合、解構與建構的統一。

　　後馬克思主義的建構意願基於這樣的一種識見：儘管馬克思主義危機重重，歷史的風雨也已侵蝕了它完美的外觀，但它肯定沒有死去，在許多方面它仍然具有充分的活力。“後馬克思主義如今是一種業已確立的理論立場，就象在拉克勞和莫菲這樣的重要理論家的著作中所表現的那樣，它試圖在作為全球文化與政治力量的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晚期的崩潰中拯救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許多方面，並對它進行重新調整定位以使之在迅速改變的文化潮流中呈現出新的意義”(註：Stuart Sim：Post-Marxism：An intellectual history，Routledge，2000，P1.)。象哈貝馬斯一樣，後馬克思主義者堅信，具有強烈啟蒙精神的馬克思主義的現代性規劃仍然擁有解放性的一面，它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對共產主義價值的追求在當代的知識境遇下並沒完全喪失意義，只要藉助於一種後現代的話語邏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許多積極方面將會在解構中幸存下來併在新的建構中煥發出新的生機。

　　在解構與建構的雙維並重上，拉克勞和莫菲的後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個“美麗的範型”——他們一方面肅清古典馬克思主義的霸權概念的本質主義殘跡，一方面極力構築一種非決定論的霸權接合實踐。因此，他們的後馬克思主義既是消極性的又是積極性的，西姆正是按他們的這一啟示區分出兩種後馬克思主義：消極的後馬克思主義和積極的後馬克思主義，但在拉克勞和莫菲的後馬克思主義規劃中，這兩方面不僅緊緊糾葛絞合在一起的，而且其理論建構的努力要遠遠強於解構的衝動，甚至可以說，其理論重塑的意向在邏輯上“先於”併成功地規導了其拆解企圖。這恰恰切合了利奧塔德對後現代之“後”的一種詮釋：“後”(post)必鬚根據未來(post)的先在之悖論來加以理解。把一個非斜體的“後”置於馬克思主義之前，乃表徵一種在時間上後發的東西在邏輯上的預先蒞臨，正是在此意義上，巴麗特(Barrett)指出，拉克勞和莫菲“不是在不留痕跡地消滅馬克思主義，而是在某種意義上完成它”(註：Slavoj zizek：Mapping Ideology，Verso，1994，P246.)。

　　正在建構的維度上，後馬克思主義將話語理論帶入一個增殖性的運用場域和空間。“後馬克思主義把從語言學和符號學、哲學、文學、文化研究以及社會科學這一系列領域中汲取的，既冗長又深奧難解的話語集中在一起了”(註：Mark Cowling，Paul reynolds：Marxism,the Millennium and Beyond，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0，P263，P258.)。在這個綜合性的新話語景觀中，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阿爾都塞的多元決定(overdetermination)、索緒爾的漂浮不定的能指(free-flowing signifier)、拉康的縫合(suture)、福柯的離散規則(regularity in dispersion)、德里達的延異(difference)以一種近似中藥方劑的配製方式摻合融會在一起，構成了後馬克思主義的建構原則——霸權接合實踐(hegemonic articulation practice)。藉助霸權接合的邏輯，後馬克思主義著力營造和構築一種祛除了本質主義和總體內在化傾向的非還原論的社會建構主義和政治多元主義以及文化多樣性訴求，這從幾個方面獲取了清楚的表達與展示：其一是意識形態的自主性；其二是歷史的隨機性；其三是社會的非閉合性建構；其四是認同政治或身份政治；其五是一個擺脫了中心主義的社會主義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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