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續發展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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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經濟學(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conomics)

　　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是伴隨著人類選擇了可持續發展的新模式後而相應地發展起來的一門新興學科。

　　該學科的主要研究內容可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研究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和基本範疇。這是使該學科能立於經濟學科之林的基礎性工作。為此，就要研究該學科同其相關學科的聯繫和區別，以便於從相關學科，特別是生態經濟學等引進一些較成熟的概念，但又要創立該學科不同於其相關學科的獨立的概念和範疇。

　　(二)研究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的結構、功能和運行狀態。由於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由不可持續發展狀態向可持續發展狀態轉變及維持可持續發展狀態運行所需要的經濟條件、經濟關係和經濟機制的學科，所以這門學科必需要對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的結構、功能和各類運行狀態(不可持續發展狀態、向可持續發展過渡狀態、初步可持續發展狀態、可持續發展狀態)進行系統探索，從中尋求可持續發展基本經濟規律和理論。

　　(三)分別研究形成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的上述四種狀態的各自的經濟條件、經濟關係和經濟機制，從中找出促使系統由不可持續發展狀態向初步可持續發展狀態過渡及由初級可持續發展狀態向較高程度可持續發展狀態過渡所需要具備的經濟條件、經濟關係和經濟機制。

　　(四)研究使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由不可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狀態過渡過程中、以及維持系統處於可持續發展狀態所具備的物質流、能量流、人流、信息流和價值流運行條件、運行秩序及運行規則。。

　　(五)對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由不可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狀態轉變及維持可持續發展狀態運行產生的綜合效益(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綜合)及其成本收益狀況進行分析和綜合評價，並建立可持續發展經濟指標體系。

　　(六)在對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系統(它包括生產系統、流通系統、分配系統、消費系統)的運行規律進行系統探索的同時，對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實現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經濟條件、經濟關係和經濟機制也進行系統研究。

　　(一)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研究對象之我見

　　我認為，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由不可持續發展向可持續發展狀態轉變，及維持其可持續發展動態平衡運行所需要的經濟條件、經濟機制及其綜合效益的學科。

　　為了進一步弄清楚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研究對象上述表述的具體含義，再做如下解釋:1.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研究的系統客體是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而不僅僅是被簡化理解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系統。2.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在其自身的矛盾運動中，可以表現為多種形態，用可持續發展的標準來衡量，可基本分類為不可持續發展狀態、向可持續發展過渡的起飛狀態、具有初步可持續發展水平和能力的狀態、具有較高可持續發展水平和能力的狀態這樣四種狀態。所以嚴格來說，可持續發展只是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的一種矛盾運動狀態，而且可持續發展狀態本身也不是靜止不變的，而是表現為一種動態平衡狀態。3.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要實現由不可持續發展狀態向可持續發展狀態的轉變需要具備相應的經濟條件、經濟關係和經濟機制，這需要可持續發展經濟學來加以回答。4.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要維持系統已形成的可持續發展動態平衡的狀態，需要相應的生產力條件、生產關係條件和上層建築條件，這也要求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理論加以回答。5.當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處於上述四種不同狀態時，都要產生一定的綜合效益，這種綜合效益有些是人們所預期的，有些是人們所沒有預期的，但由於它能從相對應的角度反映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水平，所以也應該由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理論加以回答。6.由於處於可持續發展動態平衡狀態的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是由同時處於可持續發展狀態的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複合而成的，而後兩類子系統要由不可持續狀態過渡到可持續發展狀態，同經濟系統一樣都需要具備一定的經濟條件、經濟關係和經濟機制，所以，把這三個子系統實現可持續發展所需要的生產力、生產關係和相應上層建築條件同時列入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視野，能既有利於充分發揮該學科對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巨集觀指導作用，又使該學科具有很強的經濟學特征。

　　(二)對目前國內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研究對象觀點之述評

　　目前，中國已經出版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方面的專著，按出版時間為序，第一本是賈華強教授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導論》，該書未對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作具體表述，它從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運行的一般前提、經濟均衡、人口均衡、資源均衡、生態均衡以及走向優化可持續發展均衡七個方面，論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有關理論問題。第二本是潘家華研究員的《持續發展途徑的經濟學分析》，該書也未對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作具體表述，但在其“前言”中指出:“我覺得有必要應用經濟學方法考察各種持續發展途徑的特點、局限及其實踐含義，在此基礎上探討持續發展的市場調控機理及其政策含義，以實現符合效率原則的環境持續。”“本書在體例結構上仍延續1992年完成的博士論文，主要以西方有關的理論與方法為基礎展開研究。這表明該書的宗旨並不是研究可持續發展經濟學，而是應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對持續發展途徑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經濟學分析。第三部是由劉思華教授主編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一書。劉思華教授在該書中對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作出了明確的定義，並按這個定義展開了對理論體系的探索。該書指出:“我們可以把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定義為:是從多種學科的結合與綜合上，‘著重研究人類經濟活動的需求與生態環境資源的供給之間的矛盾過程所發生在可持續發展經濟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問題和所體現的可持續發展經濟關係發展規律及其機理’的科學。這就告訴我們，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不是研究‘生態一經濟一社會’三維複合系統的矛盾及其運動和發展規律;而是以此為範圍在三維複合系統的總體上著重研究可持續發展經濟系統的矛盾運動和發展規律，即從可持續發展系統的總體上揭示可持續發展經濟系統的結構、功能及其諸要素之間的矛盾運動和可持續發展的規律性。

　　應該說，上述提法在中國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定義和研究對象的系統見解，其學術探索價值是非常大的。它為人們樹立了一個參照系，以進一步思考這個提法的準確性、全面性，以此為基礎，探索對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研究對象的其他思維空間及其提法，並建立相應的理論體系和概念體系。而在某一個新興學科創立初期，在對其研究對象的理解和表述中出現兩種或兩種以上的論點，這對學科在討論中迅速發展是十分有意義的。例如，我在研究了劉思華教授的上述論點及其著作後，就形成了該書是力求建立一個狹義理解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的觀點，即正如作者所論是以生態經濟社會複合大系統“為範圍在三維複合系統總體上著重研究可持續發展經濟系統的矛盾運動和發展規律”。由於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體系、社會體系和保持與之相適應的可持續利用的資源與環境基礎”，即同時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所以，如果從廣義角度來理解，對可持續發展經濟系統的經濟機制及其運行規律進行探索的同時，還必須認識到，人類在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的過程中，也有很多問題需要從經濟學角度來解決。因此，人們除了建立狹義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外，還應建立一個廣義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這是實現可持續發展戰略的需要。正是從這種觀點出發，我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研究對象的上述觀點，以力求建立一個廣義理解的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理論體系。

　　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總體任務是從經濟學角度研究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系統、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的客觀規律性，為實現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可持續發展經濟學主要是在繼承和發展了生態經濟學等學科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它的發展又要廣泛地汲取人口、資源和環境經濟學各類分支學科及發展經濟學等學科的養分。

　　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第一個基本假設是在對經濟學的具有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假設進行必要修正的基礎上設定的。

　　首先對完全理性進行修正的是赫伯特·西蒙。他針對經濟理論中的完全理性假定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設。他在《管理行為》一書中指出,完全理性雖然是相當方便簡潔的假定,但它並不一定同實際的選擇過程一致。首先,完全理性要求決策者對任何一個選擇結果有完全的瞭解和預見,但在現實經濟活動中,它們卻總是片面和不完全的、無法自知的。決策者自身也存在知識和計算能力等方面的局限性。因此,決策人往往需要在缺乏完全信息的情況下進行決策。其次,完全理性要求決策者在所有可能的決策中進行選擇,但實際情況往往是決策者由於不可能具備完全的知識,因而不可能對全部可能的決策無所不知。最後,決策者所面對的環境因素往往是隨時變化的,影響決策的各種因素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人們要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作出“完全理性”的決策基本是不可能的。

　　西蒙認為,對於“完全理性”假定的嚴格條件,可以從多個方面予以放鬆。例如,可以假定可供選擇的全部對象不是固定不變的集合,而代之以一個能夠產生各種方案的過程;可以假定決策者不知道選擇結果的概率分佈,而把相應的估計程式引入對決策的分析之中;可以尋找應付不確定性的策略,從而可以分析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可以用滿意化代替最大化,拋棄效用最大化或利潤最大化的假定。據此,他提出了“有限理性”的假設。

　　“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關係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考察。經濟學、社會學和生態學等不同學科實際上是從不同學科的視角對同一客觀世界的觀察、分析和推理、判斷,因此,經濟學中所謂的“完全理性”與其他學科中的“理性”一樣,實際上是僅從單一學科的視角考察問題、處理問題時的“理性”。如果把這種受學科限制的理性作為對同一客觀世界認識的某一方面的理性,同時,不排斥從其他學科進行的理性思考,這是一種科學的態度。例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在市場經濟中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具有來自其利己主義本性的“經濟人”特性的同時,又在其《道德情操論》中,不但指出人利己的一面,更強調了人的同情心和利他精神對一個健全的社會的重要性。阿馬蒂亞·森繼承了亞當·斯密的思想,嚴肅地批判了經濟學對倫理問題忽視的現象,指出任何人的行為都是在一定的倫理背景中進行的,離開了倫理而單純地強調人的經濟理性只會減弱經濟學的預測能力。如果把受某個單一學科(例如,經濟學限制的理性,即經濟理性絕對化。)視為“完全”理性,否認其有限性,勢必妨礙對客觀世界的完整的、全面的認識。因此,由於受到學科分工和不同學科視角不同的影響,也使經濟理性不可能是“完全理性”,而只是有限理性。這是筆者對具有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假設修正的第一個理由。

　　修正具有完全理性的經濟人假設的第二個理由是源於人在複合生態系統中角色的多重性。人在複合生態系統中的角色不僅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經濟人,也是眾多生物種群中,唯一具有理性的生物種群,而且還是負有社會責任且享有社會權利的社會公民。作為具有理性的生物種群,人類追求的是自身的生存與持續發展。作為負有社會責任且享有社會權利的公民,其目的是實現社會和諧、安全與進步。因此,應把具有有限理性經濟人從事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的修正為:在滿足作為特定生物種群的人類自身存在和持續發展以及社會和諧、安全、穩定和進步要求的約束條件下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

　　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第二個假設是關於自然資源以及人力資源,尤其是智力資源稀缺性的假設。

　　當人類走到能否可持續存在與發展的十字路口、面臨生死存亡的緊要抉擇時,才如夢方醒地察覺到清潔空氣、乾凈的水和其他能源與自然資源並不是能夠無限免費提供的,它們也都是稀缺的資源。正如斯蒂格利茨在解釋稀缺性時所說的:“不存在免費午餐。若想多得一些這種東西,就必須放棄其他什麼東西。稀缺性乃是生活的基本事實。”如果為了擴大生產而向自然索取所需的更多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必須在總預算支出中減少用於生產鋼鐵、電腦和食品等方面的支出,轉而投向保護環境和恢復與培育受到破壞的生態系統。因為自然資源的稀缺性乃是生活中的基本事實。

　　與此同時,人類也意識到,雖然自然資源數量有限,但是提高自然資源的利用程度、利用效率,以及通過開發利用替代資源來彌補耗竭資源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而為了使這種可能性轉變為現實性,就需要有關這方面的新的科學知識和新的技術,就需要有能夠開發這類科學知識與技術並使之付諸實施的人力資源,尤其是智力資源。

　　這類人力資源、智力資源也不是“免費午餐”。若想擁有更多素質更高的人力資源、智力資源,同樣必須從總預算支出中減少用於生產鋼鐵、電腦和食品等方面的支出,轉而投向開發人力資源,特別是智力資源。因為,人力資源,特別是智力資源的稀缺性乃是生活中的基本事實。

　　由此可見,用準確的經濟學語言明確闡述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尤其是智力資源的稀缺性,並將這一概念落實到經濟實踐之中,是經濟系統可持續演進的前提條件,從而也是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第二個假設。

　　經濟學的基本競爭模型是在激勵與信息以及價格、產權和利潤等基礎上建立的。為了使市場經濟有效地運行,廠商和個人都必須獲得信息並有對現有信息作出反應的激勵。市場經濟通過價格、利潤和產權提供信息和激勵。價格提供關於不同商品相對稀缺性的信息,對利潤渴望驅使廠商對價格的信息作出響應,他們通過使用稀缺資源最少的辦法生產市場上最稀缺的商品來增大自己的利潤。同樣,理性的消費者對個人經濟利益的追求誘使他們對價格作出響應,他們只買價格合算的商品。為了使利益驅動發生作用,廠商和消費者雙方都應有自己的產權。產權保障所有者按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使用和處理(包括出售)其財產的權利。

　　在價格、產權和利潤的激勵下,基本競爭模型中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理性的、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廠商投身到存在價格接受行為的競爭市場,演出了億萬次引人入勝的博弈。

　　在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對經濟學基本假設修正的基礎上,應考慮到由於當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的產品和服務進入市場時,他們也是稀缺的商品,作為滿足消費者的需要,也應與其他商品一樣,受到來自價格、利潤和產權的激勵。因此,在基本競爭模型中,廠商中除從事一般產品和服務的廠商以外,還應包括從事治理環境污染以及保護、恢復和培育生態環境,以及從事人力資本開發的廠商。他們也應像從事其他產品和服務的廠商一樣,接受價格、利潤和產權的激勵。基本競爭模型中的消費者,除了消費一般產品和服務以外,也要消費由從事治理環境污染的,保護、恢復和培育生態環境,以及從事人力資本開發的廠商提供的相關產品與服務。在決定是否購買這些產品時,也要像購買其他一般性的商品一樣,接受價格、利潤和產權的激勵。

　　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基本假設與基本競爭模型,要求人類在發展經濟時要以保護環境和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和進步為前提,在進行環境保護、生態建設和社會建設時要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構建與完善有利於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市場經濟體制,充分利用市場經濟體制保護環境和促進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盡最大可能限制與剋服其消極作用。依照可持續發展經濟管理理論構建的經濟系統,是能夠促進自然、經濟、社會複合生態系統沿著良性迴圈的軌道持續演進的系統。就這個意義而言,可以稱之為可持續發展經濟系統,簡稱可持續經濟系統。

　　可持續發展經濟學的產生由於是全世界經濟社會進入可持續發展時代的需要，所以該學科必定是2l世紀指導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的主流經濟學科之一。這就決定了，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是一門邊緣性、綜合性的理論經濟學科，它既廣泛地吸收了政治經濟學、生產力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發展經濟學、巨集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等學科，特別是生態經濟學的理論營養，但與這些學科又有一定的區別。可持續發展經濟學能作為理論經濟學科的根本之點在於，它不是從局部和微觀上，而是從整體和巨集觀上來探索如何使資源配置的機制從傳統發展模式轉移到有利於可持續發展模式全面推進的系統規律的學科。也就是說，它的理論體系的建立和被應用，將從根本上影響和改變著人類資源配置的方向、資源配置的預期目標和資源配置的內在機制。所以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必然屬於抽象化程度較高的理論經濟學科，而不屬於應用經濟學科。

　　(一)可持續發展經濟學能從理論指導上影響和改變著人類資源配置的方向。所謂“資源配置是指經濟中的各種資源(包括人力、物力、財力)在各種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間的分配。”o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對經濟中的各種資源的資源配置方向的指導作用在於，它要使各種資源在各種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間的分配中貫徹可持續發展原則，既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經濟系統，又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系統和生態系統。這同傳統經濟學在論述資源配置時只重視各種資源在各種不同的經濟使用方向之間的分配的著眼點是有著明顯的區別的。

　　(二)可持續發展經濟學能從理論指導上影響和改變著人類資源配置的預期目標。人類的任何配置資源的活動都在其進行前有著預期的目標，併在其進行過程之中和之後產生相應的後果。過去，傳統經濟學往往把資源配置片面地理解為是對生產要素資源的配置，所以資源配置的預期目標就主要著眼於經濟效益和效率上，而未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放在其預期目標之中。這是傳統經濟學導致經濟社會運行經常處於不可持續狀態的根本原因。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就要對傳統經濟學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加以剖析，並從理論上闡明有利於持續發展的資源配置的預期目標體系，既把同步提高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作為其預期目標。這樣就能從理論上影響和改變人類資源配置的預期目標，使資源配置的後果有利於經濟社會和生態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

　　(三)可持續發展經濟學能從理論指導上影響和改變著人類資源配置的內在機制。可持續發展經濟學作為-f]理論經濟學，在研究人類按照可持續發展原則進行資源配置、建立符合可持續發展要求的生態經濟社會複合大系統的基本規律時，必然要研究其制度創新問題。這必然涉及在進行資源配置時如何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建立新的內在運行機制的問題。從而不僅豐富和發展了經濟學的資源配置機制理論，並對指導實際工作能起到巨大促進作用，即從理論上影響和改變著人類資源配置的內在機制。

　　可持續發展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不同。“發展經濟學以發展中國家經濟為研究對象。其任務是研究發展中國家從經濟落後狀態發展到現代化狀態的規律性，研究其發展的過程、發展的要素及應該採取的發展戰略和發展政策。”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經濟社會複合系統由不可持續發展狀態向可持續發展狀態轉變及維持其可持續發展動態平衡狀態運行所需要的經濟條件、經濟關係、經濟機制及其綜合效益的學科。

　　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都是從不同角度研究環境與發展問題的經濟學。環境經濟學以環境與經濟之間的相互關係為特定研究對象，以經濟外部性為研究的側重點，以環境的污染和治理、生態平衡的破壞和恢復為主要研究內容的經濟學科。很顯然，它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經濟學科。可持續發展經濟學是從整體和巨集觀上探討如何使資源配置的機制從傳統的發展模式轉移到有利於可持續發展模式全面推進的系統規律的學科，也就是說，它的理論體系的建立和應用，將從根本上影響和改變人類資源配置方向、資源配置的預期目標和資源配置的內在機制。所以，可持續發展經濟學屬於抽象化程度較高的理論經濟學科，而不屬於應用經濟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