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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起源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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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什麼是企業起源理論

  企業起源理論通過使用制度分析方法 ,以博弈論為基礎,拋棄了企業是物質財富的簡單聚集和生產函數的觀點,指出企業是一組合約的聯結,從人與人之間的交易關係來解釋企業的問題,相對新古典經濟學企業理論而言,它對企業為什麼存在、企業規模的決定因素、企業內部不同利益主體的衝突與合作關係等問題的回答,無疑是大大前進了。

  該理論賴以出發的基礎是企業所有成員都是同質的,企業內部權力的分配不是內生的,因此契約理論無法解釋企業權力分配.企業理論發展到現在,最為缺乏的就是對各流派企業理論進行檢驗的文獻。錢德勒的著作《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和《企業規模經濟範圍經濟: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是檢驗企業理論的最好材料。

企業起源理論的企業史檢驗[1]

  在企業起源問題上,存在著兩種理論。一種是所謂的交易費用決定論,另一種是將企業作為利用分工合作利益與節約交易費用達到均衡的組織來看待的理論。

  交易費用決定論認為,若市場運行不存在交易費用,則不管分工多麼複雜,任何一個想要生產最終產品經濟主體,都可放手讓他人生產自己最擅長的中間產品,再藉助於市場完全契約的形式將這些中間產品組合起來,並且這種生產方式是最優的、無法加以改進的。因此,在交易費用為零的新古典世界里,企業沒有出現的必要。那麼,為什麼企業會出現呢?該理論解釋道,企業出現的唯一必要條件是現實世界中的交易費用不為零;企業作為一種配置資源的方式,當它比市場更能節約交易費用時,便取市場而代之。

  另一種理論則認為,在現實經濟世界里,將節約交易費用當作企業出現的唯一原因是片面的,即使將交易費用不為零視為企業出現的必要條件也是不完善的,因為在企業起源上還需要另外一個必要條件,即生產要素的社會結合能夠帶來種種額外好處。這些額外好處都是分工合作的結果。事實上,若不存在分工,交易就沒有必要,合作就沒有基礎,市場就不會出現,企業也就不知為何物。因此,有必要將企業視為在利用分工合作利益與節約交易費用上達到均衡的經濟組織(Alchain, A. A. and Demsetz, H., 1972;楊小凱,1998)。

  基於現代工商企業史的檢驗

  錢德勒(1977)指出,1840年以前的美國,之所以還不存在現代工商企業,“單一單位企業”一統天下,是因為“當時經濟活動的規模尚未大到足以使管理的協調比市場的協調具有更高的生產率,從而更有利可圖。建立多單位企業的必要和機會並不存在。”1只有到了煤炭能提供廉價和方便的能源,鐵路能提供迅速和有規律的全天候運輸服務時,才結束了五百年來一直延續的管理生產和分配過程的方法。對於最早的現代企業——鐵路與電報企業,他在詳細考察基礎上總結道:“最早的現代企業是為了管理新的鐵路公司和電報公司的作業而建立起來的那些企業。對列車運行和運輸流量進行管理協調,這對於旅客的安全以及橫貫全境的鐵路上高效率地運輸各種各樣的貨物來說,乃是必不可少的。要在電報線路上傳遞數以千計的訊息,這種協調也極為必要。在其它形式的運輸和通訊中,如果運輸量變化不大,或者運行速度較慢,則協調的必要性就較低,而大企業的出現也較慢。”2另外,將新的複雜的工藝用於生產,需要現代經理人員對多個生產單位進行廣泛的組織協調。他總結道:“在生產上,最早的一批現代經理人員是出現在這樣一些工業和企業中,它們的工藝性質允許把幾個生產過程置於一個單一的工廠內來進行(亦即內部化)。最早的現代經理人員也出現在這樣的工業中,一旦它們更集約地使用能源或者當機器、工廠設計官僚主義程式得到改進時,它們的產量會猛增。當生產一定數量的產品所需工人數減少時,從事監督這些流程所需的經理人數卻在增加。大量生產的工廠於是變成經理密集型企業。”

  在《看得見的手——美國企業的管理革命》那部書里,錢德勒總結的主要是企業在適應技術變遷過程中調整組織結構以節約交易費用。通過對1840-1919年期間美國企業從“單一單位企業”變遷到現代工商企業的歷史考察,錢德勒觀察到:4首先,現代工商企業將原來獨立運行的經營單位內部化了。這導致了交易的規範化,交易費用以及獲得市場和供應來源的信息成本降低了,商品流量在單位之間可以進行管理和協調了,能夠更好地利用設備和人員、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其次,由於許多營業單位的活動內部化到一個企業,管理層級制就必不可少,它成為現代企業的一個顯著特征。這種管理層級制與獨立的、自主的營業單位的聯合體相比較,在於提供管理上的方便,更好地發揮協調功能。再次,各級支薪經理越來越具有技術性和職業化,企業變成了企業家式的企業。一方面,企業家的選拔和晉升越來越依靠培訓、經驗和表現,企業家職業越來越接近於律師、醫生和牧師;另一方面,現代企業中所有權越來越分散,股東不具備參與企業高層管理的影響力、知識、經驗和義務,若所有者或金融機構不委派代表成為企業的專職經理,它們與企業的關係與一般的股東並無二致,雖然它們還擁有否決權。最後,企業獲得了“自己的生命”,企業家的決策目標也改變了,他們並不貪圖眼前利益,寧願選擇使企業長期穩定和成長的決策。

  在《企業規模經濟範圍經濟:工業資本主義的原動力》中,錢德勒對上面的總結只作了很小的修改。在他看來,在19世紀最後幾十年裡,當新的改進了的生產工藝發展起來以後,人類在歷史上第一次獲得了大量的規模經濟與範圍經濟。建立現代工商企業的一般步驟是:先“對大得足以實現規模和範圍成本利益的生產設施進行投資”,再“對特殊產品的銷售、批發和採購網進行投資”,最後“徵聘和組織必要的管理人員,以監督屬於產品的生產和批發的職能活動,協調和監督貨物通過各個工序的流量,併在現時的業績和預期的需求的基礎上為未來的生產和經銷分配資源”。5另外,節約交易費用也是導致企業形態變化的重要因素,交易費用是把貨物和服務從一個經營自單位轉移到另一個經營單位時所發生的成本,它與規模經濟範圍經濟是密切相關的。生產技術的變革和市場規模的變化,不斷地改變著現代企業制度出現和發展的經濟環境。現代工商企業從一開始就集中於具有相似特點的產業,它們在19世紀最後25年中幾乎是突然地出現的,它們都以大致相同的方式產生和發展。由於藉助充分利用規模經濟範圍經濟和節約交易費用能夠很好地解釋現代工商企業所呈現出來的歷史特征,故他說:“正是新技術的發展和新市場的開放,導致規模經濟範圍經濟並使交易費用減少,從而使大的多種單位工業企業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並以那種方式產生。”

  根據錢德勒兩本巨著中的考察和總結,我們至少可得出下麵結論:

  (1)生產技術的變革,部分地是為了剋服交易的困難而產生的(如鐵路技術和電報技術的經濟利用等);生產技術的變革,又使協調生產的方式或者說組織生產的制度結構發生相應的變革(從“單一單位企業”演變為現代工商企業)。

  (2)生產的技術條件與組織生產的制度結構之間總是存在交互作用的,作為技術條件和制度結構綜合體的企業,其目的在於提高生產率、節約各種費用。

  (3)隨著專業化分工和技術的發展,需要一批受過專門教育、擁有專門知識和經驗的人員,完成生產與分配過程中複雜的組織與協調工作。

  基於“分包制”的檢驗

  錢德勒的考察儘管比較詳盡,但他只分析了從“單一單位企業”到現代工商企業這段記載頗多且時間跨度很短的企業發展史。事實上,現代工商企業之前就有“單一單位企業”存在,“單一單位企業”也有為數眾多的具體形式。因此,錢德勒的工作遠遠不是完整的企業發展史。“分包制”是前現代工商企業的一種具體形式。在這裡,筆者試圖將有關“分包制”中零星的資料集中起來,通過對史家們對“分包制”這種組織生產的制度結構的考察的總結,說明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起源的交易費用決定論的片面性,突出技術變遷在生產組織形式變遷上的不可替代作用。

  “分包制”主要是按照這樣一種方式進行生產與交易的:中心商人將一些產品的不同零件、工藝或工序分包給不同的家庭獨立完成,按照基本不變的質量標準,採取按件計酬的辦法,對生產者的工作進行衡量和支付;待加工產品以及生產工具,或者是由中心商人提供的,或者是獨立家庭自己準備的,或者二者兼而有之,但對生產者加工好的產品的集中和銷售,是由中心商人完成的。

  芒圖(1959)清楚地描述了這種生產組織形式的一個具體發展過程。他說:在英國這種被黑爾特稱之為 Hausindustrie 的作為家庭工業制度和手工工場之間的中間物的生產組織形式,在某些生產部門中順利地延續了下來。最初,當家庭工業不能親自將自己的商品銷售出去的時候,就與商人發生聯繫,由商人買進這些商品,並將這些商品出賣於國內外市場。不過,商人由此逐漸掌握了家庭工業的命運,並深入到生產過程中去,關心製造上某些次要的細節。例如,在英國的西南諸郡,呢絨商人買進未脫脂的羊毛,自己負責找人完成梳刷、紡織、漂洗和整飾等工序。由於呢絨商擁有原料,各種相繼形式上的產品歸他所有,錶面上獨立的經手加工的那些人實質上成了他的雇員。但是,這些獨立的生產者分散在農村中的各個地方,生產者往往兼營農業和加工業(收穫季節可以停織),商人並不親自對生產過程進行監督(不僅如此,商人若要將其原料送到比較遠的農村去加工,還要尋找合適的代辦人)。由此,一方面,這些生產者獲得了充當企業主角色和同時為多個分包商生產產品的機會,增強了與單個分包商討價還價的力量;另一方面,由於貧窮,這些生產者又不得不向呢絨商借款,呢絨商通過要求織工以織機作為抵押的貸款,進而獲得了對生產設備的所有權。呢絨商還逐漸獲得對羊毛、線、織機和織品以及漂洗呢絨的車坊和出售呢絨的商店的控制,生產者原來的家庭生產逐漸喪失其獨立自主性,對呢絨商的經濟依賴逐漸加深。這種狀況改變的快慢與所採用的技術、原料的等級以及工人的技能是有關的。例如,在哈利法克斯教區,羊毛是用刷子刷的,羊毛短而卷曲,特別需要訓練有素的細心的工人,價格便宜較難獲利,生產者的獨立性幾乎完全保存了下來;在佈雷福德教區,羊毛是用梳子梳的,是質量上乘價格高的長羊毛,特別需要資本,生產者較快地處在呢絨商的控制之下。7考特(1965)也提供了一個類似的描述。他認為,當農村家庭對棉毛織品市場的花色品種或銷售前景不甚瞭解時,那些對市場瞭解深刻、頭腦靈活的人就積極地組織生產以滿足市場形形色色的需要,憑藉其知識成為別人的老闆,根據估計的銷售額購買原料,親自或托人將這些原料轉交給家庭工人去生產,以成品付加工費,再拿到市場上去賣。一方面,因為缺乏資本,這種家庭生產總是受商人的盤剝,家庭工人的自由程度非常之小;另一方面,在農村進行這種家庭生產能夠逃避政府的控制和納稅,商人手頭的工業資本很快變得充足起來。對於是否採用新的工業制度,商人們顯得優柔寡斷,擔心工廠生產的產品質量達不到上等衣料的要求。

  克拉潘(1926)描述了“分包制”在英國的變遷。他認為,當產品是為遙遠的市場而生產的時候,生產者會通過商人與消費者發生聯繫,因此,商人成為控制生產過程的主導力量。他寫道:“廠外加工制漸漸成為英國資本主義工業組織的占優勢的——雖則絕不是唯一的——形式。在喬治四世在位時多半仍是占優勢的形式;因為它雖則在一方面對大工廠和製造廠節節失敗,但在另一方面卻又始終以家庭生產和工匠為犧牲而有所得逞。只有在原料屬於商業雇主,並且在需要廠外加工工人的技術的加工過程完成之後再行繳回的時候,資本主義廠外加工制才可以說是完全確立。”9在歷史上,這種組織生產的方式,曾經廣泛地存在過。他說:“凡是工匠仍然可以在家裡做活的那些行業,無不為場外加工工作的發展提供過機會——先採取工匠自備原料、但經常為商業企業主做活的那種不完全的形式,繼而則採取原料也為工匠師傅所有的那種完全的形式。要把凡是據知其中有某種形式場外加工的英國各技術性城市行業一一加以列舉,那無異是要編織一部完整的英國行業名錄索引。”

  諾斯(1981)和林鐘雄(1987)把“分包制”當作早期的企業形態。諾斯說,從手工業到領料加工制再到工廠制,經歷了三個多世紀,生產制度的這種演變要用市場規模的擴大和質量控制的難易程度來解釋,其演變伴隨著工資勞動的發展、投入產出計量的改變以及生產技術的變革;它是從都鐸王朝和斯圖亞特王朝發展起來的,其特點是:原料包給各地,工資(主要是計件工資)按階段支付,生產任務分散,在保證產品質量控制上較市場具有優勢,可以將這種生產方式視為“早期的企業形式” 。11林鐘雄(中華民國七十六年,第269-271頁)認為,這種生產制度,是大量利用農村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產品供給的一種方式,在中古後期已存在於紡織和冶金業;它是一種以商人為中心的生產制度,是生產技術處於較低水平時最多能稱為“原始工廠”的小規模生產方式;是歐洲商人為逃避城市行會管制而精心設計的一種生產流程,這種生產流程將各生產階段連在一起,生產過程中的粗加工通常在農村中實現,最終產品在城市中完成。

  什麼原因使“分包制”逐漸退出歷史舞臺並被工廠制取而代之呢?學者們提供了好幾種競爭性假說。早期的經濟史專家強調的是新技術的規模收益。但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以來,這種傳統的假說受到了挑戰。以馬格林(1974)為代表的“新左派”認為,工廠制之所以逐漸代替“分包制”並取得支配地位,並非由於大機器的技術優越性,而是由於資本家加深了對工人的控制,以種種方式(如在工廠制中,資本家便於強制性地增加勞動時間、提高勞動強度,便於管理監督工人,使工人的盜竊活動得以減少,以及雇用童工等)降低成本。威廉姆森(1976)指出,工廠制使市場上的交易轉入企業之內,更有利地節約交易費用。他認為,工廠制在防止盜竊、減少存貨、節約運輸費用、按技能分配工作、保持靈活性等方面,比“分包制”和其它類型的組織生產的方式具有優勢。諾斯(1981)抱怨道,大多數關於產業革命的文獻,作了錯誤的強調,即以技術變遷來解釋工廠制的變遷,而不是沿著從中心工場、到監督管理、到更深的專業化、到要素投入的更好的管理、到技術變遷這樣的路徑來考慮問題的。

  瓊斯(Jones,1987)以1700-1870年間英國絲綢業有關技術變遷與產業組織形式變遷的史料,對新左派和新制度經濟學的解釋提出批評,再次強調了技術在生產方式變遷中的主導作用。他總結道,

  (1)從史料上看,托馬斯·隆貝的十八世紀早期的作坊是工廠的雛形,這種作坊的建立是為了利用水力及更先進技術所帶來的成本節約,他是否也想節約交易費用,沒有有力的證據來支持;

  (2)工廠制的採納落在捻絲技術和編織技術的重大進展之後,發明和組織變遷的這種時間上的聯繫,說明瞭兩者之間存在密切關係,即技術變遷的進程決定工廠化生產的採納速度;

  (3)在十九世紀二十年代之前,絲綢業採用工廠制的地理分佈與動力織機的引入密切相關,那些在技術上可用動力織機生產產品的地帶,通常採用工廠制進行生產,而那些在技術上難以採用動力織機進行生產的地帶,保持著傳統的生產方式;

  (4)隨著關稅保護的逐漸消除,在十九世紀的前半葉,製造業主還很少考慮到利用工廠制來降低交易費用,在十九世紀後半葉,交易費用的節約才對組織形式發生一些影響。

  在《交易成本經學——關於公司的新的經濟意義》中,邁克爾·迪屈奇(1999)簡要總結了從“分包制”到工廠制的演變。他認為,與以前的手工業生產制度相比較,這種生產制度的最重要的優點是使勞動分工有可能得到發展,但存在工人的行為與產品難以控制等缺點,這正是工廠制取而代之的原因。他的結論是,“分包制”占支配地位的終止,用交易費用不可能作出完整的解釋。

  從上面的整理和引述不難看出,(1)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如生產的技術條件不變與交易很不便捷,從而成為利用經濟機會的主要障礙的時候(如“分包制”最初產生時的情況),組織形式的變遷主要是出於節約交易費用的目的。(2)組織形式的變化使人們之間的地位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在資本、技術、信息、知識等方面擁有優勢的人,逐漸獲得了以有利的方式利用其他人的勞動的權利。(3)技術的進步及其在生產過程中的應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生產過程中勞動的組織方式,生產制度的變化與技術的進步是相互聯繫的。

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起源理論比較[2]

  在西方新制度學派產生以前,馬克思就已經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企業的起源問題進行了科學的分析和闡述,得出了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和邏輯關係的結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企業的起源在組織形式上,首先是與簡單協作相聯繫的。當時,由於商品流通的發展和對商品需求的增長,個體小生產在生產上的局限性,導致了簡單協作這種聯合生產的最初形式的產生。在簡單協作這種聯合生產的情況下,互不依賴的單個勞動轉化為一個結合的社會勞動,對生產力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或者說“創造了一種生產力" 。協作擴大了勞動的空間範圍;減少了生產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勞動時間;由於許多人的同時作業具有連續性和多面性,激發了個人的競爭心;生產資料由於共同使用而得到節約。

  簡單協作同單個人的個體生產相比,對生產力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是,這種沒有分工的簡單協作對生產力的推動作用畢竟是有限的。為了適應不斷擴大的市場需求,進一步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分工協作為特征的工場手工業以其巨大的經濟性取代了簡單協作。雖然工場手工業在技術條件上與簡單協作沒有根本區別,但從勞動過程來講,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的展開,具有巨大的優越性。這種優越性表現在生產的進一步社會化,使生產力的兩個要素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勞動的專業化使勞動者只從事局部勞動,他的片面性手藝迅速熟練和提高;另一方面,工具的專業化不僅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且為手工工具過渡到機器生產準備了技術條件。運用專門化工具的局部的專業化的勞動者基於技術性質的有分工的協作提高了企業的效率,創造了更高的勞動生產率。

  因此,工場手工業階段創造的生產力無疑大於簡單協作時期。馬克思從九個方面論述了分工協作對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作用:一是分工協作可以使相互間的勞動差別抵消,形成社會平均的勞動;二是分工協作可以使生產資料因共同使用而得到節約;三是分工協作不僅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創造了集體力;四是分工協作引起競爭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奮,從而提高了個人工作效率;五是分工協作可以使許多人的同種作業具有連續性,從而提高勞動效率;六是分工協作可以同時從多方面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從而縮小工時;七是分工協作可以集中力量在短時期內完成緊急任務;八是分工協作可以擴大勞動的空間範圍,使築路等大型工作得以進行;九是分工協作可以集中勞動力以縮小生產場地,從而節約非生產費用。

  以分工協作為基礎的工場手工業作為企業的典型形式取代了沒有分工的簡單協作這個企業的萌芽形式,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但是,由於工場手工業仍然屬於手工技術,其狹隘的技術基礎所提供的生產力和它本身創造出來的市場需求必然發生矛盾,這就要求社會生產力進一步發展,從而導致了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的工廠制的出現。工廠制以機器協作為特征,大大擴張了企業規模,從而迅速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作為生產組織的企業的產生及其演變的深刻的根源在於,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西方主流經濟學即新古典經濟學把亞當·斯密關於經濟可以通過市場和價格體系實現協調的命題形式化,是一門專門研究市場機制運作的經濟理論。新古典經濟學把企業的存在作為一個既定前提而置於研究的視野之外。

  西方新制度學派拓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視野,探討了企業的起源問題。新制度經濟學在研究企業起源問題時,首先把矛頭對準了馬克思,否認分工協作關係對企業產生的重要作用。該學派認為,分工導致企業產生的說法不夠充分有力,因為傳統經濟學已經證明瞭價格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有效性,這將同樣適用於證明價格機制在處理分工方面的有效性。既然市場與企業都可以有效地組織勞動分工,那麼分工就不能被認為是企業出現的原因。

  西方新制度學派在否定了馬克思的企業起源理論的同時,提出了自己的企業起源理論。新制度經濟學自稱通過引入交易費用概念,第一次成功地把組織(企業) 和費用相聯繫,來說明企業在一個專業化的交換經濟中出現的原因。科斯在《企業的性質》一文中指出,在專業化的交換經濟中,企業出現的原因是:市場的運行是有成本的,通過形成一個組織,並允許某一個權威(一個企業家) 來支配資源,就能節約某些市場運行成本。當通過一個組織能夠在市場外以更低的成本實現同樣的交易時,企業就產生了。新制度經濟學用交易費用解釋企業起源的思想,雖然對原有的企業起源理論提供了某種補充,但從總體上說是不科學的。因為它過分誇大了節約交易費用對企業產生的作用,從根本上否定了提高勞動生產率是企業產生的根本原因。新制度學派單純用交易費用解釋企業的起源,主要原因是,他們把企業看作是一個交易單位,認為企業的主要功能是把若幹要素所有者組成一個可代替價格機制功能的單位來參加市場交易,以降低交易費用。在這裡,新制度學派顛倒了主次關係。企業具有交易功能,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是企業的主要功能是組織生產,向社會提供產品或服務,這是企業區別於其他社會組織和消費者的主要標誌,也是企業區別於市場的主要標誌。現代企業的發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企業家把原來屬於市場的部分功能內部化了,但是這種內部化是服從於企業的生產功能的。由於新制度學派拋開了企業的生產功能,忽視了企業所帶來的協作上的生產效應,沒有看到企業相對於分散的原子型單位會帶來生產費用的節約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導致了他們把節約交易費用看作是企業產生和存在的唯一原因。

  新制度學派將節約交易費用作為企業產生的唯一原因,使其理論陷入了困境:

  1. 企業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而產生的,那麼為什麼企業偏要節約商品的交易費用,而不節約商品的生產費用?甚至不惜增加商品的生產費用呢?這是新制度學派無法解釋的。(規模化生產是節約生產費用的唯一途徑,但規模化生產不是制度經濟學中企業的概念,制度經濟學的企業概念是一個產權問題)

  2.新制度學派在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提出為什麼要組織企業,在這種條件下可以假定企業和市場可以互相代替。但是從歷史上看,決不是先有發達的市場經濟後才有企業。按照新制度學派的理論,只有企業內部交易費用小於市場交易費用時,企業才產生。這意味著市場曾經是沒有企業存在的市場。那麼,第一個創建企業的人在無從比較的情況下,怎麼知道企業內部的交易費用比市場交易費用低呢?怎麼想到要去創建企業來減少交易費用呢?這也是新制度學派無法回答的。(這個觀點邏輯上不成立,第一個企業不一定要知道企業的交易費用比市場交易費用低,可能的情況是它覺得市場交易費用太高了,於是嘗試去降低交易費用,組建企業是嘗試手段之一。)

  3. 企業作為市場的替代物而產生,企業的產生意味著市場的部分交易內化到了企業,企業與市場存在著此長彼消的關係,這是與事實不符的。事實上,隨著企業的產生和發展,不僅市場的交易從總量上沒有減少,反而使市場的疆域擴大了。這說明企業和市場不是相互替代的關係,而是共生共榮、相互促進的關係。(這裡的替代從邏輯上來講並不一定導致此消彼長,相互替代後可能的情況是二者力量都更加得到強化)

  比較馬克思與西方新制度學派的企業起源理論可以看出,馬克思的企業起源理論要比西方新制度學派的企業起源理論更符合實際,更深刻。

參考文獻

  1. 伍山林.企業起源理論:若幹企業史檢驗[J].財經研究,2000,(05).
  2. 張銀傑.馬克思的企業理論與西方新制度學派的企業理論之比較[J].教學與研究,199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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