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式中國人的經商與做人法則：向溫商學習》 即使生意不大也要洞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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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控制了信息，誰就控制了整個世界。　———羅斯柴爾德

　　信息，尤其是政府和政策方面的信息決定著商人的存亡，一個政策可以成就一個企業，也可以毀滅一個行業。信息是財富的引領者，只有關註信息才能藉助大環境，扶搖直上。政治是商戰的大環境，只有適應環境，並且利用環境，才能屢戰屢勝。

　　香港回歸、江澤民訪美……大膽的溫州人都視為商機，他們甚至把訂製紀念章的業務信息直接寄到了中央辦公廳和外交部。

　　俗話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個“道”除了講究商業道德之外，還包括政治之道。經商與政治是密切相關的，經商者不講政治就沒有市場。據報載，當美俄英法等國的維和部隊開往科索沃時，一支華商人馬也悄然向南斯拉夫挺進，他們帶去了南斯拉夫市場緊缺、人民急需的商品，如涼鞋、T恤衫、燈泡和五金建材等，把物美價廉的物品賣給飽經戰火創傷的南斯拉夫人民，對南斯拉夫人民是個鼓舞，同時又搶占了當地市場，可謂既行仁義又獲利益之舉，這就是政治風波下商人最佳的生存狀態。

　　三頂帽子

　　介紹溫州的文章，經常會提到：“溫州五十年代是前線，六十年代是火線，七十年代是資本主義黑線。”因為這三頂帽子，溫州人比其他地區的人經歷了更多的風雨，受過更多的苦難，並與政府形成了十分獨特的關係。

　　“ 五十年代是前線”是指在20世紀50年代，國民黨的政權將溫州作為他們反攻大陸的橋頭堡，一次又一次派遣武裝人員在溫州登陸，政府決定將溫州定為反帝反蔣的前線，準備“放進來，關門打狗”。溫州這個小地方，一夜之間從寂寂無聲到萬人矚目，隨著一次次的登陸、空降、空戰，在全國性的大運動、大鬥爭中，溫州的政治之弦，綳得比全國的任何地方都緊。

　　“六十年代是火線”是指發生在溫州的大規模的武鬥現象。據說全國當時武鬥最厲害的有兩個地方，一是武漢，二是溫州，與武漢不同，溫州厲害之處在於戰火猛烈，死傷的人數眾多。溫州的經濟基礎本來就差，這一折騰更是雪上加霜，溫州人的生活成了大問題。當時的溫州糧食、水、煤、電全面緊缺、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所以，流行起這樣的民謠：“日晝無米，黃昏無被”；“站著等死（水），坐著倒霉（搗煤）”；“工總、聯總、有飯吃就讓你總”；“日晝靠天光，黃昏靠月光”。

　　七十年代，溫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個彈棉弓憑著手藝創天下，本是以防餓死的下下策，卻挑釁了政治的神經：全國人民都在老老實實的上班，過著朝八晚五的生活，惟有你們溫州人東流西竄的去賺錢，你們就是資本主義的黑線。當時，有一位養鴨專業戶，見有幹部登門上訪，以為是要割“資本主義尾巴”，嚇得簌簌發抖，趕緊聲明：“以後不養了。”對溫州人來說，“資本主義黑線”幾個字是驚心動魄的經歷，是刻骨銘心的慘痛。柳市八大王無一不是坐過監獄，或是受過批鬥的，個個都是“實行資本主義復辟的典型”。

　　柳市八大王

　　想瞭解溫州的民營經濟，“柳市八大王”是不應被遺忘的一群人，“八大王”是1978年之後溫州最早的民間商人，柳市則是溫州民營經濟的發源地。自古以來，開國元勛總是身處風口浪尖，前途堪憂。同樣，作為“溫商”開山人物的“柳市八大王”的故事充滿了兼有風光和酸楚的傳奇色彩。

　　所謂“八大王”，是活躍在流通領域的8位經營大戶，他們分別是：螺絲大王劉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錄大王葉建華、線圈大王鄭祥青、礦燈大王程步青、供銷大王李方平、機電大王鄭元忠、舊貨大王王邁仟。他們憑著靈活的頭腦和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開始了個人創業，並大跨步成為富得冒油的大戶，八大王撣撣身上的塵土，洗盡滿臉的污垢，開始了新的紀元：他們率先蓋起了樓房，買起了摩托車，安裝了電話，成了柳市乃至溫州最早富裕起來的個體經營者的代表。

　　“機電大王”鄭元忠回憶說：“我從小膽子就非常大，出生在柳市的農村，初中沒念完就趕上‘文革’，回家當了社員。柳市人多地少，當時我就想，任你怎樣‘學大寨’怎樣‘戰天鬥地’，只搞農業是永遠掙扎不出貧窮的爛泥塘的。所以一有機會，我就搞些小作坊，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我就成了‘萬元戶’。後來發現低壓電器利潤大，我就辦了一個低壓電器小工廠。幾年時間竟掙了十幾萬元，一下子成了溫州的電器大王。”致富，就是如此簡單，平實的語言概括了當時“草長鶯飛”的現狀。

　　在物質生活上，“八大王”中出了許多的柳市第一。如劉大元是柳市第一個裝上電話、第一個購買摩托車的人。他現在還時常想起當時的風光場面：“一路開過來，警察都傻眼了，以為是哪個大人物的子弟。”而李方平那幢造價7萬多元的房子，後來被人斥為“將軍也沒有住上這樣好的房子”。

　　1982年1月，中央下發了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緊急通知，決定在全國範圍內開展嚴厲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當時的樂清縣委便將“八大王”的商品經濟行為列為大案要案進行查處。

　　鄭元忠回憶說：凌晨正在熟睡時，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帶著手槍、手銬衝進我家，把我從床上拉下來帶走，沒有經過提審，直接把我關押了1個月，然後，就被押送到了死刑犯的牢里。當時，一股涼氣從我心裡冒出，“這條命算是完了！”

　　劉大源是最幸運的一個，他早起上街，當看到牆上張貼的“狠狠打擊經濟領域中嚴重犯罪活動”的大幅標語時，暗自心驚。他做出了生平最為快速的決定，趁人不備鑽進小巷，回家取出7萬元現金來到河邊，跳進一隻機動小木船，亡命天涯。劉大源回憶說，逃跑時他身上只穿著背心和短褲。

　　其他幾個“大王”的命運大抵相似，或關押，或逃逸，轉眼之間，從人生的頂峰跌到了生命的谷底。在社會的洪流中，八大王的命運不是逆流而上，就只有隨波逐流，淹沒於滾滾紅塵。

　　政府逮捕“八大王”後，溫州的主要經濟指標一路下滑。1980年溫州第二產業發展速度為31.5％，1981年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為－1.7％，甚至比1981年倒退。溫州人少地多，本沒有什麼資源，也缺少國有企業，打擊個私經濟之後，工人失業、街市冷落，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沒有著落。當年下令批捕“八大王”和隨後為“八大王”平反的溫州市委書記袁芳烈在20年後回憶說：“他們曾經是轟動全國的‘八大王’，是我親筆批文抓的典型案件，也是我親自為他們平反的，他們給我上了改革之初最深刻的一課。”

　　被釋放出來之後，這些曾站在全國經濟浪尖上的“八大王”，難免有點失意和消沉，他們決定從此洗手不幹了。只有鄭元忠一個人下了狠心，決定再戰江湖。性格決定命運，當年的“機電大王”鄭元忠，現在仍然是溫州叱吒風雲的人物。在“八大王”事件後，鄭元忠成立了精益集團，併在短短幾年之後，把它發展成為當時柳市低壓電器業的四駕馬車之一（其中有一家求精集團後來分裂成兩家，並分別發展為目前溫州最大規模的民營企業：正泰集團和德力西集團）。1996年，鄭元忠聯合十餘家企業組建莊吉集團，如今，莊吉集團已有2000多名員工，年產值超過10億元。

　　與鄭元忠的風光相比，其他幾位則顯得有些平淡。“五金大王”胡金林，在柳市後街工業區開了一家三林電器公司。劉大源的“大源螺絲店”已經變成了“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一間單開間的門面，讓他可以安享晚年。“目錄大王”葉建華在前四街開了一家照相館，直到1993年關門。他說：“如今是年輕人的時代，年紀大了，也拍不出好照片，不如關門。”“線圈大王”鄭祥青放棄了舊業，辦起了家用電器廠。“礦燈大王”程步青遭受打擊後，就一直在外經商。“供銷大王”李方平漂洋過海，定居他鄉。“舊貨大王”王邁仟於1995年死於肝癌，時年50歲。

　　滄海桑田，世事變幻，如今的“八大王”已成為昨天的記憶。唯心主義者說：這都是命，命里有時終須有，命里無時莫強求。在商人的眼裡：這是機遇，機遇只有抓住了才是機遇，厄運只要避過了就不是厄運。

　　在溫州人的思維模式里，沒有“等、靠、要”的說法，溫州每年有好幾萬下崗職工，他們從來沒有找政府的習慣，溫州人說：“自己的事情，幹嗎找政府？找市長不如找市場。”“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溫州人這樣說著，也這樣做著。

　　無為而治

　　20 世紀80年代中期，無所適從的溫州政府終於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定位：無為而治，有所為有所不為。溫州市長錢興中曾為自己的政務確立如下準則：“對該管的事要認真管好，對不該管的事要少管、不管；政府放棄‘過時’的職能，逐漸退出微觀領域，微觀經濟活動由企業自主決定，由市場自我調節；市場體制的建立則仍需政府推動；針對市場初期的負面效應，加強政府的管理職能；以規劃、引導、監督、服務為主形成政府導向作用。”正是政府官員找到了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應該放的位置，“在溫州，凡理論與實踐發生矛盾時，先服從實踐”，於是，個體工商業、服務業、家庭工廠、雇工經營、合股經營等等百花齊放，溫州的民營經濟得到了蓬勃的發展。

　　20世紀90年代，溫州政府的“無為”發展為主動的自覺的無為，政府主動讓權，讓民營企業大規模進入交通、郵政、科技、材料行業，一位市經委主任曾笑稱：“在溫州，做官只有福利稍好，我這個經委主任，手頭沒有什麼批條的權力，材料全部讓民營企業去做了。”政府的“無為”為“溫州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環境，使其成為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先驅。在溫州，有一句很著名的順口溜：“政府一毛不拔，事業興旺發達。”也就是說，政府幾乎全然置身於企業運營、市場活動之外，以“不管就是保護”為推動經濟發展的政府理念。

　　2003年，溫州市政府提出了在發展民營經濟方面，當好“服務員”、“導航員”和“裁判員”的口號。今後在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溫州政府主要是做好三件事：第一，儘可能創造一個好的發展環境，包括軟、硬環境；第二，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總結推廣群眾在實踐中創造的經驗。老百姓想乾的，只要不違法，政府就不要阻攔；老百姓不想乾的，即使是合法，政府也不要強迫。第三，維護經濟和社會秩序，特別要重視抓信用建設，因為信用是決定經濟長遠發展的最重要的戰略資源，人才、資金、技術等都可以引進，惟獨信用不能引進。

　　溫州人的性格，決定了溫州人與政府的關係非同一般，2004年11月12日，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下稱管委會）所屬徵地辦公室與溫州市龍灣區天河鎮新川村委會簽訂了《徵地補償補充協議書》一份。協議約定，管委會徵用新川村土地530畝，一次性支付補償費469.928萬元，新川村委會應在一個星期內交出土地。農民劉萬瑞認為，這樣的協議廢止農業承包合同，侵犯了他們的合法權益。2004年12月29日，59名農民向溫州市人民政府提出了覆議申請，請求撤銷《徵地補償補充協議書》。對於絕大多數農民來說，狀告政府是一條想都不敢想的畏途，但在溫州地界上，農民告政府已經不再是新鮮事。早在1988年，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就公開審理了全國第一例農民狀告縣政府的案子，由此開啟了中國“民告官”的司法先河。溫州人在“民告官”的博弈游戲中，尋求著“雙贏”的結局。

　　在北約轟炸南聯盟期間，上海一家企業生產了一種名叫“ 美國導彈”的冷飲產品，推向市場後，即出現了“一炮打不響”的慘狀，遭到了商店和顧客的“白眼”。一個好產品終因取了一個不合國情的名字而未能打開市場。無獨有偶，在巴爾幹半島炮火紛飛的時候，利用全世界人民關註那場戰爭的時機，河南省新鄉地區的冷飲商家製作了大批包裝上印有隱形2000、F-117A等戰鬥機的冷飲產品作為提高銷售量、牟取利潤的手段，結果受到了當地消費者的譴責，被工商部門查封。從經商的角度講，這些商家是很有市場意識的，但他們卻忘記了自己生在中國，面對的是中國消費者。重利輕義，褻瀆神聖民族感情，其結果是“美國導彈”再好也是沒有市場的。

　　進化論創始人達爾文說過：“一些小島似乎是大自然的實驗室，在這些島上，一些來自大陸的物種進行著自然實驗，並逐步進化。”政治是商戰的大環境，只有適應環境，並且利用環境，才能屢戰屢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