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式中国人的经商与做人法则：向温商学习》 即使生意不大也要洞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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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控制了信息，谁就控制了整个世界。　———罗斯柴尔德

　　信息，尤其是政府和政策方面的信息决定着商人的存亡，一个政策可以成就一个企业，也可以毁灭一个行业。信息是财富的引领者，只有关注信息才能借助大环境，扶摇直上。政治是商战的大环境，只有适应环境，并且利用环境，才能屡战屡胜。

　　香港回归、江泽民访美……大胆的温州人都视为商机，他们甚至把订制纪念章的业务信息直接寄到了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个“道”除了讲究商业道德之外，还包括政治之道。经商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经商者不讲政治就没有市场。据报载，当美俄英法等国的维和部队开往科索沃时，一支华商人马也悄然向南斯拉夫挺进，他们带去了南斯拉夫市场紧缺、人民急需的商品，如凉鞋、T恤衫、灯泡和五金建材等，把物美价廉的物品卖给饱经战火创伤的南斯拉夫人民，对南斯拉夫人民是个鼓舞，同时又抢占了当地市场，可谓既行仁义又获利益之举，这就是政治风波下商人最佳的生存状态。

　　三顶帽子

　　介绍温州的文章，经常会提到：“温州五十年代是前线，六十年代是火线，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因为这三顶帽子，温州人比其他地区的人经历了更多的风雨，受过更多的苦难，并与政府形成了十分独特的关系。

　　“ 五十年代是前线”是指在20世纪50年代，国民党的政权将温州作为他们反攻大陆的桥头堡，一次又一次派遣武装人员在温州登陆，政府决定将温州定为反帝反蒋的前线，准备“放进来，关门打狗”。温州这个小地方，一夜之间从寂寂无声到万人瞩目，随着一次次的登陆、空降、空战，在全国性的大运动、大斗争中，温州的政治之弦，绷得比全国的任何地方都紧。

　　“六十年代是火线”是指发生在温州的大规模的武斗现象。据说全国当时武斗最厉害的有两个地方，一是武汉，二是温州，与武汉不同，温州厉害之处在于战火猛烈，死伤的人数众多。温州的经济基础本来就差，这一折腾更是雪上加霜，温州人的生活成了大问题。当时的温州粮食、水、煤、电全面紧缺、人心惶惶、民不聊生，所以，流行起这样的民谣：“日昼无米，黄昏无被”；“站着等死（水），坐着倒霉（捣煤）”；“工总、联总、有饭吃就让你总”；“日昼靠天光，黄昏靠月光”。

　　七十年代，温州人一把刀，一把剪，一个弹棉弓凭着手艺创天下，本是以防饿死的下下策，却挑衅了政治的神经：全国人民都在老老实实的上班，过着朝八晚五的生活，惟有你们温州人东流西窜的去赚钱，你们就是资本主义的黑线。当时，有一位养鸭专业户，见有干部登门上访，以为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吓得簌簌发抖，赶紧声明：“以后不养了。”对温州人来说，“资本主义黑线”几个字是惊心动魄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惨痛。柳市八大王无一不是坐过监狱，或是受过批斗的，个个都是“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

　　柳市八大王

　　想了解温州的民营经济，“柳市八大王”是不应被遗忘的一群人，“八大王”是1978年之后温州最早的民间商人，柳市则是温州民营经济的发源地。自古以来，开国元勋总是身处风口浪尖，前途堪忧。同样，作为“温商”开山人物的“柳市八大王”的故事充满了兼有风光和酸楚的传奇色彩。

　　所谓“八大王”，是活跃在流通领域的8位经营大户，他们分别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矿灯大王程步青、供销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迈仟。他们凭着灵活的头脑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开始了个人创业，并大跨步成为富得冒油的大户，八大王掸掸身上的尘土，洗尽满脸的污垢，开始了新的纪元：他们率先盖起了楼房，买起了摩托车，安装了电话，成了柳市乃至温州最早富裕起来的个体经营者的代表。

　　“机电大王”郑元忠回忆说：“我从小胆子就非常大，出生在柳市的农村，初中没念完就赶上‘文革’，回家当了社员。柳市人多地少，当时我就想，任你怎样‘学大寨’怎样‘战天斗地’，只搞农业是永远挣扎不出贫穷的烂泥塘的。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搞些小作坊，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就成了‘万元户’。后来发现低压电器利润大，我就办了一个低压电器小工厂。几年时间竟挣了十几万元，一下子成了温州的电器大王。”致富，就是如此简单，平实的语言概括了当时“草长莺飞”的现状。

　　在物质生活上，“八大王”中出了许多的柳市第一。如刘大元是柳市第一个装上电话、第一个购买摩托车的人。他现在还时常想起当时的风光场面：“一路开过来，警察都傻眼了，以为是哪个大人物的子弟。”而李方平那幢造价7万多元的房子，后来被人斥为“将军也没有住上这样好的房子”。

　　1982年1月，中央下发了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当时的乐清县委便将“八大王”的商品经济行为列为大案要案进行查处。

　　郑元忠回忆说：凌晨正在熟睡时，柳市派出所、工商局30多人带着手枪、手铐冲进我家，把我从床上拉下来带走，没有经过提审，直接把我关押了1个月，然后，就被押送到了死刑犯的牢里。当时，一股凉气从我心里冒出，“这条命算是完了！”

　　刘大源是最幸运的一个，他早起上街，当看到墙上张贴的“狠狠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大幅标语时，暗自心惊。他做出了生平最为快速的决定，趁人不备钻进小巷，回家取出7万元现金来到河边，跳进一只机动小木船，亡命天涯。刘大源回忆说，逃跑时他身上只穿着背心和短裤。

　　其他几个“大王”的命运大抵相似，或关押，或逃逸，转眼之间，从人生的顶峰跌到了生命的谷底。在社会的洪流中，八大王的命运不是逆流而上，就只有随波逐流，淹没于滚滚红尘。

　　政府逮捕“八大王”后，温州的主要经济指标一路下滑。1980年温州第二产业发展速度为31.5％，1981年为7.0％，1982年一下子下降为－1.7％，甚至比1981年倒退。温州人少地多，本没有什么资源，也缺少国有企业，打击个私经济之后，工人失业、街市冷落，老百姓的生活更加没有着落。当年下令批捕“八大王”和随后为“八大王”平反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在20年后回忆说：“他们曾经是轰动全国的‘八大王’，是我亲笔批文抓的典型案件，也是我亲自为他们平反的，他们给我上了改革之初最深刻的一课。”

　　被释放出来之后，这些曾站在全国经济浪尖上的“八大王”，难免有点失意和消沉，他们决定从此洗手不干了。只有郑元忠一个人下了狠心，决定再战江湖。性格决定命运，当年的“机电大王”郑元忠，现在仍然是温州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八大王”事件后，郑元忠成立了精益集团，并在短短几年之后，把它发展成为当时柳市低压电器业的四驾马车之一（其中有一家求精集团后来分裂成两家，并分别发展为目前温州最大规模的民营企业：正泰集团和德力西集团）。1996年，郑元忠联合十余家企业组建庄吉集团，如今，庄吉集团已有2000多名员工，年产值超过10亿元。

　　与郑元忠的风光相比，其他几位则显得有些平淡。“五金大王”胡金林，在柳市后街工业区开了一家三林电器公司。刘大源的“大源螺丝店”已经变成了“大源精密焊接材料公司”，一间单开间的门面，让他可以安享晚年。“目录大王”叶建华在前四街开了一家照相馆，直到1993年关门。他说：“如今是年轻人的时代，年纪大了，也拍不出好照片，不如关门。”“线圈大王”郑祥青放弃了旧业，办起了家用电器厂。“矿灯大王”程步青遭受打击后，就一直在外经商。“供销大王”李方平漂洋过海，定居他乡。“旧货大王”王迈仟于1995年死于肝癌，时年50岁。

　　沧海桑田，世事变幻，如今的“八大王”已成为昨天的记忆。唯心主义者说：这都是命，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在商人的眼里：这是机遇，机遇只有抓住了才是机遇，厄运只要避过了就不是厄运。

　　在温州人的思维模式里，没有“等、靠、要”的说法，温州每年有好几万下岗职工，他们从来没有找政府的习惯，温州人说：“自己的事情，干吗找政府？找市长不如找市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温州人这样说着，也这样做着。

　　无为而治

　　20 世纪80年代中期，无所适从的温州政府终于找到了自己最好的定位：无为而治，有所为有所不为。温州市长钱兴中曾为自己的政务确立如下准则：“对该管的事要认真管好，对不该管的事要少管、不管；政府放弃‘过时’的职能，逐渐退出微观领域，微观经济活动由企业自主决定，由市场自我调节；市场体制的建立则仍需政府推动；针对市场初期的负面效应，加强政府的管理职能；以规划、引导、监督、服务为主形成政府导向作用。”正是政府官员找到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应该放的位置，“在温州，凡理论与实践发生矛盾时，先服从实践”，于是，个体工商业、服务业、家庭工厂、雇工经营、合股经营等等百花齐放，温州的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温州政府的“无为”发展为主动的自觉的无为，政府主动让权，让民营企业大规模进入交通、邮政、科技、材料行业，一位市经委主任曾笑称：“在温州，做官只有福利稍好，我这个经委主任，手头没有什么批条的权力，材料全部让民营企业去做了。”政府的“无为”为“温州模式”提供了重要的外部环境，使其成为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先驱。在温州，有一句很著名的顺口溜：“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也就是说，政府几乎全然置身于企业运营、市场活动之外，以“不管就是保护”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理念。

　　2003年，温州市政府提出了在发展民营经济方面，当好“服务员”、“导航员”和“裁判员”的口号。今后在发展民营经济的过程中，温州政府主要是做好三件事：第一，尽可能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包括软、硬环境；第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总结推广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经验。老百姓想干的，只要不违法，政府就不要阻拦；老百姓不想干的，即使是合法，政府也不要强迫。第三，维护经济和社会秩序，特别要重视抓信用建设，因为信用是决定经济长远发展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才、资金、技术等都可以引进，惟独信用不能引进。

　　温州人的性格，决定了温州人与政府的关系非同一般，2004年11月12日，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下称管委会）所属征地办公室与温州市龙湾区天河镇新川村委会签订了《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一份。协议约定，管委会征用新川村土地530亩，一次性支付补偿费469.928万元，新川村委会应在一个星期内交出土地。农民刘万瑞认为，这样的协议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了他们的合法权益。2004年12月29日，59名农民向温州市人民政府提出了复议申请，请求撤销《征地补偿补充协议书》。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状告政府是一条想都不敢想的畏途，但在温州地界上，农民告政府已经不再是新鲜事。早在1988年，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公开审理了全国第一例农民状告县政府的案子，由此开启了中国“民告官”的司法先河。温州人在“民告官”的博弈游戏中，寻求着“双赢”的结局。

　　在北约轰炸南联盟期间，上海一家企业生产了一种名叫“ 美国导弹”的冷饮产品，推向市场后，即出现了“一炮打不响”的惨状，遭到了商店和顾客的“白眼”。一个好产品终因取了一个不合国情的名字而未能打开市场。无独有偶，在巴尔干半岛炮火纷飞的时候，利用全世界人民关注那场战争的时机，河南省新乡地区的冷饮商家制作了大批包装上印有隐形2000、F-117A等战斗机的冷饮产品作为提高销售量、牟取利润的手段，结果受到了当地消费者的谴责，被工商部门查封。从经商的角度讲，这些商家是很有市场意识的，但他们却忘记了自己生在中国，面对的是中国消费者。重利轻义，亵渎神圣民族感情，其结果是“美国导弹”再好也是没有市场的。

　　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说过：“一些小岛似乎是大自然的实验室，在这些岛上，一些来自大陆的物种进行着自然实验，并逐步进化。”政治是商战的大环境，只有适应环境，并且利用环境，才能屡战屡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