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學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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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學派（The London School）

　　倫敦學派（The London School）是當代西方經濟學新自由主義的一個流派。它形成於本世紀20、30年代，其主要的特點是堅持和維護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因其代表人均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工作過而得其名；又因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是該學派的核心人物，而成為當代西方經濟學新自由主義學派中的一個重要流派。

　　英國是世界上資本原始積累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最早和最為典型的國家。15世紀末，英國的農村已發生了強制奪取農民土地的圈地運動，到16世紀中葉，英國的手工業、國內外貿易已得到了迅速和廣泛的發展，在17世紀中葉，英國的資產階級革命取得最後勝利，取得政權的英國資產階級和新貴族，極大地推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隨著國家經濟實力的增長和在國際市場中地位的變化，英國的資產階級要求取消一切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種種限制措施和政策，實現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這種新興統治階級的要求，反映在經濟思想和理論上，就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興起。

　　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威廉·配第在其著作中就已開始脫離重商主義的軌道，他的後繼者依據其思想，把論證經濟自由、以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作為理論研究的主要任務。作為英國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創立者的亞當·斯密，在其劃時代的著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更是淋漓盡致地從理論上論證了經濟自由主義的觀念，闡述了經濟自由主義理論的要點，提出了具體的經濟自由主義的政策。因此，古典自由放任的思想有很長的時間在英國占據了統治地位，成為經濟自由主義思潮的故鄉。推崇市場機制，強調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干預，突出私人企業，成為當時英國經濟學界的重要傳統。如19世紀後期以劍橋大學經濟學係為主體的劍橋學派、20世紀初期以倫敦經濟學院為核心的倫敦學派，均是沿襲這一傳統建立起的信奉經濟自由主義的學派。

　　倫敦學派的創立者是埃德溫·坎南。坎南是英國著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於1897年起就在倫敦經濟學院（當時稱為倫敦大學經濟學院）任教，培養了以利奧尼爾·羅賓斯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其中一些人後來成為倫敦學派的骨幹。由於當時只有劍橋學派活躍在英國的經濟理論講壇上，倫敦學派還未嶄露頭角，因而把坎南在20世紀10－20年代為倫敦學派建立所做的工作稱為"倫敦學派的準備時期"。進入30年代以後，羅賓斯等人的學術思想日趨成熟，日臻完善，影響也逐漸增大，且秉承了英國經濟自由主義的傳統，倫敦學派逐漸形成。

　　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的大危機，不僅動搖了當時的資本主義世界，而且宣告了傳統自由放任思潮的破產，證明瞭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存在"生產給產品創造需求"的內在穩定性，也對當時的西方經濟學界提出了嚴重的挑戰。在嚴酷的事實面前，一些西方經濟學家開始改弦易輒，在對傳統經濟理論提出質疑的同時，提出了國家干預市場經濟活動的政策，首倡者可算是劍橋大學的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影響下，長期奉行經濟自由主義的劍橋學派的經濟學家們，開始聚集在凱恩斯理論的大旗下，保守的劍橋學派也就因此而逐漸消失。但倫敦學派卻依然堅持自由放任的思想，並與凱恩斯展開了論戰，倫敦學派也就因繼承和堅持了英國自由放任的傳統而日漸聞名。

　　1931年哈耶克受羅賓斯之邀，由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到倫敦經濟學院講學，並立即投入到倫敦學派與凱恩斯的辯論之中。堅持經濟自由主義思想的哈耶克的“參戰”，不僅增加了倫敦學派的力量，而且大大的提高了倫敦學派的聲望。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1950年。在這一期間，倫敦學派還與奧斯卡·蘭格就社會主義制度的可行性進行了論戰（論戰的集中點是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經濟計算的可能性，倫敦學派則持否定態度）。這段時間是倫敦學派的發展時期，也是它的鼎盛階段。

　　1950年哈耶克到美國芝加哥大學工作，倫敦學派的主要成員，如羅賓斯、約翰·希克斯、阿巴·勒納（Abba P. Lerner）等人也開始放棄經濟自由主義，承認國家干預經濟的合理性，倫敦學派走向衰落和消亡。值得註意的是，倫敦學派由於存在的時間不長，許多理論觀點與傳統的自由主義相近，並受到其他學派的影響（如奧地利學派），因而在西方的當代經濟思想史（或當代經濟史）中，並沒有處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哈耶克一生曾在信奉新經濟自由主義的四個中心－維也納大學、倫敦經濟學院、芝加哥大學和弗萊堡大學工作過，且四個中心均宣稱哈耶克為其學派的代表人物。但是，就倫敦學派的存在性和哈耶克的歸屬，西方和我國的經濟學家都有十分明確的界定。如著名的美籍奧地利經濟學家哥德弗里德·哈伯勒曾對倫敦學派有過這樣的界定：指曾在倫敦經濟學派執教的哈耶克、羅賓斯等人為首的一批保守經濟學家，他們人數不多，但影響很大（羅賓斯後來改變他自己的觀點）。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胡代光、厲以寧也曾指出：“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考察，哈耶克無疑是當代新自由主義最有代表性的理論家。但從哈耶克的學術傾向來看，對他最適當的評價是：他是理論上自成體系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他同羅賓斯的觀點最為接近，把哈耶克和羅賓斯合稱為倫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最為恰當。”因此，把倫敦學派作為當代西方經濟學中的一個主要學派進行研究，把哈耶克作為倫敦學派的核心人物進行介紹，是科學的和合適的。

　　從前面的介紹中可以瞭解到，倫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坎南溫·坎南、利奧尼爾·羅賓斯、弗里德里希·馮·哈耶克、約翰·希克斯、阿巴·勒納以及西奧多·格雷高里、尼古拉斯·卡尼多等人。其中，除了奠基人坎南以外，保持倫敦學派的傳統、自始至終堅持信奉經濟自由主義的，僅為哈耶克一人。

　　從西方經濟學史的角度看，倫敦學派在西方經濟學界並無多大的的影響，它的理論和經濟政策也似乎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一個最為典型的事例就是，在西方經濟學的權威性書籍和辭典中，都很難找到"倫敦學派"這個片語。倫敦學派可說得上是生不逢時。它所形成的本世紀30年代正是市場機制的問題集中暴露、傳統的自由放任理論難以自圓其說的時代。這一時代爆發的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大危機，徹底粉碎了市場天然合理的神話，嚴酷的現實迫使眾多的西方經濟學家改換門庭，尋求新的理論。在這種形勢下，連秉承馬歇爾衣缽的劍橋學派，都開始放棄一貫堅持的自由放任理論，重新聚集在凱恩斯的大旗下。但倫敦學派此時卻逆當時的潮流而動，企圖依然高舉自由放任的大旗，反對凱恩斯國家干預政策，建立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的中心，其後果必然是先天不足，難成正果。最為明顯的事例就是其領袖人物之一的羅賓斯，在堅持了大半輩子的自由經濟思想後，不得不在晚年公開地宣佈:"問題出在人的智力，我已經成為理論結構的奴隸，……這種理論結構完全不適合已經發展了的形勢。羅賓斯對凱恩斯理論的承認，應該說已宣佈了倫敦學派開始退出歷史舞臺。但是，作為倫敦學派的領袖人物坎南、羅賓斯個人，仍不愧是西方經濟學界歷史上的著名人物。正像前面所介紹的，他們在各自研究的領域上都曾作過較大的貢獻，都被後人冠之偉大的經濟學家。倫敦學派短暫的歷史再一次說明瞭，隨著生產了和生產關係的變化，對於應該放映和描述這種變化的經濟學，必須跟上歷史的發展，想以不變應萬變，不去認識或拒絕認識歷史的變化，必然落伍，出現生不逢時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