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島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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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島清（Kiyoshi Kojima，1920.5.22.- ）

　　小島清日本經濟學家，一橋大學教授。

　　1978年提出邊際產業轉移理論：對外直接投資應從該國已經處於或即將處於比較劣勢的產業（稱為“邊際產業”）依次進行。

　　小島清根據20世紀60年代末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的情況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是互補關係，而不是替代關係。要使對外直接投資促進對外貿易的發展，條件是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本國已經處於或即將處於比較劣勢的產業依次進行。“邊際產業”具有雙重含義，對於投資國來說，它位於投資國比較優勢順序的底部，而對於東道國來說，則位於比較優勢順序的頂端。20世紀70年代，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產業順序是從資源密集型產業為主向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再向重化工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轉變。這一投資順序的演進符合小島清的邊際產業擴張論。

　　1965年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提出參照歐共體，建立一個美、加、日、澳、新五個發達國家的“太平洋貿易自由區”（簡稱PAFTA）。

　　1968年初由小島清等組織了以學術界為主的“太平洋自由貿易與發展會議”（Pacific Asia Free Trade and Development,簡稱PAFTAD）。該組織主張以美、加、日、澳、新五國為中心，組成一個鬆散的民間協商機構來推動亞太地區的經濟合作。1967年底，由日本企業界牽頭，組織了由美、加、日、澳、新五國企業家的“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簡稱PBEC）。

　　我國對小島清的理論有不同的稱謂,如“產業選擇理論”、“切合比較優勢理論”、“邊際產業擴張理論”等。小島清認為以前對外投資理論都是以美國的對外投資為研究對象,偏重於從企業的壟斷優勢去解釋,而他從日本“貿易導向”的產業政策角度對日本的對外直接投資進行了分析。他認為, 日本對外投資是從那些即將喪失或已經喪失比較優勢的行業開始,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東道國原材料和中間產品,這樣可以發揮投資母國和東道國的比較優勢,使雙方獲得利益。

　　小島清理論的基本涵義在於:一個國家的某些產業在本國已經或即將失去發展空間,(既處於或即將處於劣勢地位),成為該國的“邊際產業”,而同一產業在另一些國家可能正處於優勢地位或潛在的優勢地位,這樣一國就應從本國已經處於或即將處於劣勢地位的邊際產業開始依次進行海外直接投資。

　　小島清的理論進步在於,他第一次提出了產業概念,相對於以企業為研究對象的壟斷優勢理論而言前進了一步。他提出的投資國與受資國同一產業的企業具有不同的生產函數,形成了比較利潤差別,構成雙方實物資產、技術水平、勞動力和價格等經濟資源的差異,這樣就可以在雙方形成更合理的生產要素組合,發揮各自的優勢,因此對外直接投資的優勢是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之上。他的理論為以後的研究開闢了新的思路。

　　小島清思想與中國對外經濟關係的新發展

　　小島清一體化理論框架的核心思想在於：建立在新古典比較成本優勢基礎上的一國貿易(巨集觀分析)與其對外投資活動(微觀分析)實際上是相互補足、相互促進的，因此對外貿易與對外直接投資可以統一在一個巨集、微觀相結合的一體化理論框架下進行分析。沿著這一思路，小島清認為一國貿易競爭優勢取決於該國的比較成本，特別是商品的貨幣比較成本，因此應高度重視金融匯率制度的安排對一國貿易優勢、投資競爭力產生的動態影響。其投資發展思想進一步指出，當企業基於比較優勢獲取思想參與國際競爭時，實質上是通過對外投資這一有效形式不斷改善自身的非均衡發展狀態，直至最終贏得所有權優勢。而在開展對外投資過程中，企業為實現比較優勢獲取這一動態目標的本身也就是其承擔相應社會責任的過程，最終表現便是企業微觀經濟收益與投資國、東道國巨集觀經濟收益保持一致。在小島清一體化理論框架脈絡中，我們可以清晰地找到貿易、金融與直接投資之間，企業、產業與國家之間有機的內在聯繫並就其可能的影響效應進行相應評估與建議。

　　這一理論框架，為解決目前中國對外經濟關係發展中的矛盾，深入研究貿易、投資與金融改革問題的內在關聯性提供了借鑒。

　　(一)如何正確把握金融匯率安排對中國經濟安全的影響

　　1、積極利用金融匯率安排促進中國對 FDI的競爭吸引

　　長期以來，根據傳統“雁行模式”理論，日本在亞洲地區的FDI結構被認為是依據貿易的比較優勢進行順序轉移，即對外投資由處於經濟發展最高層次的日本開始，依次轉移至東亞“四小龍”，再轉移至東南亞四國和中國的階梯模式。但是就日本對東南亞四國和中國的FDI轉移來說，9O年代中期所發生的變化似乎不能用“雁行模式”理論完全解釋。為什麼日本的FDI要從東南亞四國這樣一個重要基地決定性地轉向中國?運用小島清的貿易優勢競爭思想，可以發現這一時期的金融匯率變化對中國FDI競爭吸引帶來的巨大影響。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前，中國與東南亞四國(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雖然都選擇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但從 1989年到1995年，人民幣持續貶值，由1989 年底的1美元兌換3.7036元人民幣下調至 1994年的1美元兌換8.70元人民幣，這就使得周邊國家的貨幣相對升值，從而降低了中國勞動力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相對成本。同一時期，日元的匯率也經歷了大幅度升值，由 1993年初的125日元兌換1美元升至1995年的90日元兌換1美元。日本對亞洲地區直接投資的顯著特征是“在日元升值時進行較多直接投資，在日元貶值時則較少直接投資”。綜合比較成本尤其是匯率變化的影響，使得日本對華FDI比在其他東南亞國家所獲競爭優勢更為顯著。因此9O年代上半期日本FDI轉向中國這一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在於東道國之問貨幣比較成本優勢的轉移。

　　2、高度關註金融匯率安排可能對中國貿易競爭力產生的不良反應

　　2005年人民幣匯率的重大調整，成為觀察中國金融匯率變化對貿易競爭力影響的另一焦點 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佈人民幣兌美元的初始匯率調整為8.11，並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國際經驗，即便一國政府在貨幣機制選擇上具有某種明確性偏向，金融政策調整的預期效果與實施效果也常很難預測，因為這會引發居民 “財富效應”的變動進而經由消費等各種途徑作用於整體經濟。當前中國金融匯率政策變化的複雜性在於，決定人民幣匯率機制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金融業開放以及銀行的競爭效率問題，企業的適應性尤其是匯率風險防範問題，外匯市場的發展特別是外匯衍生金融產品的創新供給以及資本賬戶開放問題等。在這些有關人民幣匯率制度安排的基礎條件或配套設施尚未得到有效組織的情況下，中國貨幣匯率政策的浮動化與自由化進展對國內經濟安全產生的複雜效應很難估量。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是，從本次匯率調整後的市場運行結果來看，人民幣兌美元走勢總體上呈升值態勢，到目前升幅已近39／6。這實質上相當於國內外向型企業的比較成本優勢即加工企業的比較利潤率，在無形中被抵消了3％ ，而相當多國內依靠貼牌生產的 “中國製造”產品往往只有l％～2％的利潤。金融匯率的浮動化對中國貿易安全的影響可見一斑。目前國內不少金融機構與外向型企業對於主動性匯率風險管理仍然估計不足，重視不夠，應對技術欠缺，從而增加了金融匯率波動傳染並影響貿易發展的潛在風險。

　　從這次人民幣匯率浮動化調整的結果看，金融匯率安排所引發的FDI流動與貿易結構性變化也不容忽視。日本直接投資與歐美等國直接投資對中國市場的關註不同，歐美跨國企業投資中國的主要目的在於獲取中國的國內市場；而以日本等亞洲國家為代表的中小企業則更傾向於利用中國作為其出口加工平臺。從日本對華FDI的投向分析，近十多年日本對華投資增長額一直較快，投資流入到製造業部門的總量超過非製造業部門，對汽車工業、運輸機器工業的投資額上升最快。正如邢予青所指出的，“日本過去二十多年對華投資的主要目的，在於利用中國作為服務於日本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的生產基地。” 因此，人民幣的升值某種程度上會削弱來自日本等國基於出口導向型FDI的吸引力，這將對國內占據半壁江山的加工貿易的發展產生實質性影響。

　　(二)如何正確運用對外投資化解中國貿易摩擦並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

　　1、重視並促進非均衡的對外投資，提升中國產業競爭力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獲取思想表明：應該動態地、多樣化地考察與研究中國本土非均衡成長的企業類型並據此做出相應的政策選擇。對於那些國內發展已處於成熟階段，比較劣勢開始顯現的企業，如果在相對更低階段的發展中國家或發達國家某一細分市場可以獲取更大比較優勢，就應積極鼓勵該類企業到上述國家去投資。海爾首選進軍美國市場，靈活針對美國大學生需求特征設計的白色冰箱能夠大獲全勝，正是這一思想策略的最好應用。對於那些國內發展尚處於成長階段但對國家綜合競爭力意義重大的幼稚產業如電子信息、生物製藥等，儘管現在處於比較劣勢，仍應不失時機地加以扶持，積極鼓勵它們前往發達國家開展研發機構布設等前沿工作，近距離從對手身上學習最先進的技術、管理技能與全球營銷經驗，從而在投資過程中動態彌補累積與自身稟賦相匹配的資產資源，最終形成有利的比較優勢。在中國實施對外投資戰略過程中，應與對內產業結構調整並重，緊緊抓住對外投資釋放出的本國產業結構調整時機與資源進行深化重組，將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優化始終作為中國獲取競爭力的動態源泉，並從戰略上明確支持這一持續不斷的調整過程，使其在任何時候都被置於優先地位。如果從這一角度看，對外投資同時也是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一種動態手段與高效機制。

　　2、倡導並樹立企業社會責任理念，化解國際化摩擦

　　企業對外投資中基於比較優勢的獲取行為實質上也是企業在更高層面上展示自身承擔社會責任的參與過程。小島清的這一重要觀點表明：人們愈益關註企業，特別是那些跨國企業在其歷史成長階段中所應肩負的社會責任。8O年代以來，全球範圍內興起了一場要求企業，特別是跨國公司在謀求經濟利益最大化的同時，應承擔起社會責任的運動，強調股東、員工、顧客、供應商等所有企業相關利益方的利益都應涵蓋公司社會責任的內容。9O年代以來，特別是全球商品價值鏈的理論思想提出後，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參與全球分工的形式與內容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在全球商品價值鏈中，企業之間合作的基礎是各自生產經營能力的互補性。由於生產經營活動包括在不同企業組成的價值鏈中，不同企業之間通過資源互補形成的整體能力開始成為進入國際市場的必要條件 。這時跨國公司之間就是基於能力互補和穩定市場而形成的一種利益共同體，彼此分工協調，合作伙伴之間的相互信任成為各方利益在全球商品價值鏈上順利運行的有力保障。小島清等學者的上述觀點對於中國企業國際化發展具有重大的借鑒意義。當前中國已有不少貿易商品在全球市場上遭遇經濟摩擦與製裁，其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原因在於，國內眾多廠家單一產品的大量生產、無序競爭、低價出El 直接衝擊了東道國市場。假使中國企業為規避越來越多針對自身貿易產品的壁壘與障礙限制而通過FDI進入，這無疑是一種便利的選擇。但更應關註的是，中國企業的FDI進入，不應僅僅追求更加廉價地生產並銷售原先易受貿易壁壘影響的商品，而必須樹立一種嶄新的社會責任觀與全球價值鏈運營觀：通過更多考慮所在國利益目標的實現來達成企業自身的微觀利益，保持並追求與東道國巨集觀經濟利益與社會利益的動態相一致。

• 《對外貿易論》
• 《太平洋經濟圈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