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岛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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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岛清（Kiyoshi Kojima，1920.5.22.- ）

　　小岛清日本经济学家，一桥大学教授。

　　1978年提出边际产业转移理论：对外直接投资应从该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称为“边际产业”）依次进行。

　　小岛清根据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论，认为对外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要使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条件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边际产业”具有双重含义，对于投资国来说，它位于投资国比较优势顺序的底部，而对于东道国来说，则位于比较优势顺序的顶端。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资产业顺序是从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再向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这一投资顺序的演进符合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论。

　　1965年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提出参照欧共体，建立一个美、加、日、澳、新五个发达国家的“太平洋贸易自由区”（简称PAFTA）。

　　1968年初由小岛清等组织了以学术界为主的“太平洋自由贸易与发展会议”（Pacific Asia Free Trade and Development,简称PAFTAD）。该组织主张以美、加、日、澳、新五国为中心，组成一个松散的民间协商机构来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1967年底，由日本企业界牵头，组织了由美、加、日、澳、新五国企业家的“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简称PBEC）。

　　我国对小岛清的理论有不同的称谓,如“产业选择理论”、“切合比较优势理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等。小岛清认为以前对外投资理论都是以美国的对外投资为研究对象,偏重于从企业的垄断优势去解释,而他从日本“贸易导向”的产业政策角度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日本对外投资是从那些即将丧失或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行业开始,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东道国原材料和中间产品,这样可以发挥投资母国和东道国的比较优势,使双方获得利益。

　　小岛清理论的基本涵义在于:一个国家的某些产业在本国已经或即将失去发展空间,(既处于或即将处于劣势地位),成为该国的“边际产业”,而同一产业在另一些国家可能正处于优势地位或潜在的优势地位,这样一国就应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劣势地位的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海外直接投资。

　　小岛清的理论进步在于,他第一次提出了产业概念,相对于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垄断优势理论而言前进了一步。他提出的投资国与受资国同一产业的企业具有不同的生产函数,形成了比较利润差别,构成双方实物资产、技术水平、劳动力和价格等经济资源的差异,这样就可以在双方形成更合理的生产要素组合,发挥各自的优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他的理论为以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

　　小岛清思想与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发展

　　小岛清一体化理论框架的核心思想在于：建立在新古典比较成本优势基础上的一国贸易(宏观分析)与其对外投资活动(微观分析)实际上是相互补足、相互促进的，因此对外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可以统一在一个宏、微观相结合的一体化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沿着这一思路，小岛清认为一国贸易竞争优势取决于该国的比较成本，特别是商品的货币比较成本，因此应高度重视金融汇率制度的安排对一国贸易优势、投资竞争力产生的动态影响。其投资发展思想进一步指出，当企业基于比较优势获取思想参与国际竞争时，实质上是通过对外投资这一有效形式不断改善自身的非均衡发展状态，直至最终赢得所有权优势。而在开展对外投资过程中，企业为实现比较优势获取这一动态目标的本身也就是其承担相应社会责任的过程，最终表现便是企业微观经济收益与投资国、东道国宏观经济收益保持一致。在小岛清一体化理论框架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找到贸易、金融与直接投资之间，企业、产业与国家之间有机的内在联系并就其可能的影响效应进行相应评估与建议。

　　这一理论框架，为解决目前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发展中的矛盾，深入研究贸易、投资与金融改革问题的内在关联性提供了借鉴。

　　(一)如何正确把握金融汇率安排对中国经济安全的影响

　　1、积极利用金融汇率安排促进中国对 FDI的竞争吸引

　　长期以来，根据传统“雁行模式”理论，日本在亚洲地区的FDI结构被认为是依据贸易的比较优势进行顺序转移，即对外投资由处于经济发展最高层次的日本开始，依次转移至东亚“四小龙”，再转移至东南亚四国和中国的阶梯模式。但是就日本对东南亚四国和中国的FDI转移来说，9O年代中期所发生的变化似乎不能用“雁行模式”理论完全解释。为什么日本的FDI要从东南亚四国这样一个重要基地决定性地转向中国?运用小岛清的贸易优势竞争思想，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金融汇率变化对中国FDI竞争吸引带来的巨大影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中国与东南亚四国(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虽然都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政策，但从 1989年到1995年，人民币持续贬值，由1989 年底的1美元兑换3.7036元人民币下调至 1994年的1美元兑换8.70元人民币，这就使得周边国家的货币相对升值，从而降低了中国劳动力及其他投入要素的相对成本。同一时期，日元的汇率也经历了大幅度升值，由 1993年初的125日元兑换1美元升至1995年的90日元兑换1美元。日本对亚洲地区直接投资的显著特征是“在日元升值时进行较多直接投资，在日元贬值时则较少直接投资”。综合比较成本尤其是汇率变化的影响，使得日本对华FDI比在其他东南亚国家所获竞争优势更为显著。因此9O年代上半期日本FDI转向中国这一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于东道国之问货币比较成本优势的转移。

　　2、高度关注金融汇率安排可能对中国贸易竞争力产生的不良反应

　　2005年人民币汇率的重大调整，成为观察中国金融汇率变化对贸易竞争力影响的另一焦点 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兑美元的初始汇率调整为8.11，并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根据国际经验，即便一国政府在货币机制选择上具有某种明确性偏向，金融政策调整的预期效果与实施效果也常很难预测，因为这会引发居民 “财富效应”的变动进而经由消费等各种途径作用于整体经济。当前中国金融汇率政策变化的复杂性在于，决定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包括金融业开放以及银行的竞争效率问题，企业的适应性尤其是汇率风险防范问题，外汇市场的发展特别是外汇衍生金融产品的创新供给以及资本账户开放问题等。在这些有关人民币汇率制度安排的基础条件或配套设施尚未得到有效组织的情况下，中国货币汇率政策的浮动化与自由化进展对国内经济安全产生的复杂效应很难估量。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是，从本次汇率调整后的市场运行结果来看，人民币兑美元走势总体上呈升值态势，到目前升幅已近39／6。这实质上相当于国内外向型企业的比较成本优势即加工企业的比较利润率，在无形中被抵消了3％ ，而相当多国内依靠贴牌生产的 “中国制造”产品往往只有l％～2％的利润。金融汇率的浮动化对中国贸易安全的影响可见一斑。目前国内不少金融机构与外向型企业对于主动性汇率风险管理仍然估计不足，重视不够，应对技术欠缺，从而增加了金融汇率波动传染并影响贸易发展的潜在风险。

　　从这次人民币汇率浮动化调整的结果看，金融汇率安排所引发的FDI流动与贸易结构性变化也不容忽视。日本直接投资与欧美等国直接投资对中国市场的关注不同，欧美跨国企业投资中国的主要目的在于获取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以日本等亚洲国家为代表的中小企业则更倾向于利用中国作为其出口加工平台。从日本对华FDI的投向分析，近十多年日本对华投资增长额一直较快，投资流入到制造业部门的总量超过非制造业部门，对汽车工业、运输机器工业的投资额上升最快。正如邢予青所指出的，“日本过去二十多年对华投资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中国作为服务于日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生产基地。” 因此，人民币的升值某种程度上会削弱来自日本等国基于出口导向型FDI的吸引力，这将对国内占据半壁江山的加工贸易的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

　　(二)如何正确运用对外投资化解中国贸易摩擦并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1、重视并促进非均衡的对外投资，提升中国产业竞争力小岛清的比较优势获取思想表明：应该动态地、多样化地考察与研究中国本土非均衡成长的企业类型并据此做出相应的政策选择。对于那些国内发展已处于成熟阶段，比较劣势开始显现的企业，如果在相对更低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某一细分市场可以获取更大比较优势，就应积极鼓励该类企业到上述国家去投资。海尔首选进军美国市场，灵活针对美国大学生需求特征设计的白色冰箱能够大获全胜，正是这一思想策略的最好应用。对于那些国内发展尚处于成长阶段但对国家综合竞争力意义重大的幼稚产业如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等，尽管现在处于比较劣势，仍应不失时机地加以扶持，积极鼓励它们前往发达国家开展研发机构布设等前沿工作，近距离从对手身上学习最先进的技术、管理技能与全球营销经验，从而在投资过程中动态弥补累积与自身禀赋相匹配的资产资源，最终形成有利的比较优势。在中国实施对外投资战略过程中，应与对内产业结构调整并重，紧紧抓住对外投资释放出的本国产业结构调整时机与资源进行深化重组，将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优化始终作为中国获取竞争力的动态源泉，并从战略上明确支持这一持续不断的调整过程，使其在任何时候都被置于优先地位。如果从这一角度看，对外投资同时也是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种动态手段与高效机制。

　　2、倡导并树立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化解国际化摩擦

　　企业对外投资中基于比较优势的获取行为实质上也是企业在更高层面上展示自身承担社会责任的参与过程。小岛清的这一重要观点表明：人们愈益关注企业，特别是那些跨国企业在其历史成长阶段中所应肩负的社会责任。8O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兴起了一场要求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在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应承担起社会责任的运动，强调股东、员工、顾客、供应商等所有企业相关利益方的利益都应涵盖公司社会责任的内容。9O年代以来，特别是全球商品价值链的理论思想提出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参与全球分工的形式与内容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全球商品价值链中，企业之间合作的基础是各自生产经营能力的互补性。由于生产经营活动包括在不同企业组成的价值链中，不同企业之间通过资源互补形成的整体能力开始成为进入国际市场的必要条件 。这时跨国公司之间就是基于能力互补和稳定市场而形成的一种利益共同体，彼此分工协调，合作伙伴之间的相互信任成为各方利益在全球商品价值链上顺利运行的有力保障。小岛清等学者的上述观点对于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当前中国已有不少贸易商品在全球市场上遭遇经济摩擦与制裁，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在于，国内众多厂家单一产品的大量生产、无序竞争、低价出El 直接冲击了东道国市场。假使中国企业为规避越来越多针对自身贸易产品的壁垒与障碍限制而通过FDI进入，这无疑是一种便利的选择。但更应关注的是，中国企业的FDI进入，不应仅仅追求更加廉价地生产并销售原先易受贸易壁垒影响的商品，而必须树立一种崭新的社会责任观与全球价值链运营观：通过更多考虑所在国利益目标的实现来达成企业自身的微观利益，保持并追求与东道国宏观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动态相一致。

• 《对外贸易论》
• 《太平洋经济圈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