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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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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效能(Collective Efficacy)

目錄

什麼是集體效能[1]

  集體效能是指團體成員對團體能力的判斷或對完成即將到來的工作的集體能力的評價。

  班杜拉將集體效能感界定為“團體對組織和實施產生一定水平的成就所需行為過程的聯合能力的共同信念”。集體效能信念主要集中在團體操作性能力上,但不是操作性能力本身,而是對操作性能力的判斷或評價。集體效能不是個體屬性的總和,而是個體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所創造的一種突現的屬性。集體效能感也不是一種整個(monolithic) 團體的屬性。個體在同一社會體系中的角色和職位不同,他們在怎樣看待團體的效能上可能有些不同。

集體效能的形成[1]

  一般地說,個體效能形成的四個信息來源,即掌握性經驗、替代性經驗、社會說服、生理和情緒狀態,對集體效能的形成具有同樣的意義。不過集體效能的形成也有一些特有的影響因素:團體構成如何、團體成員能力和知識搭配得如何、團體領導得如何、成員間的相互作用怎樣等。這些因素都影響到集體效能的形成。

  集體效能與團體行為的關係

  班杜拉認為效能信念主要通過四種主體作用機制,即通過認知過程、動機過程、情感過程和選擇過程來影響行為。它對行為的作用是一種動機性的。當效能信念被概念化為集體水平上的操作性,成為團體能有效實施行為的成員信念,併成為集體效能信念時,那麼“集體效能應如自我效能(即指個體效能) 的作用方式那樣激發行為”。具體地說,集體效能信念通過這些作用機制影響到團體行為的選擇、團體目標的設立、團體行為的努力程度和堅持性。因此,在班杜拉看來,集體效能信念能預測到團體行為水平。對團體的集體效能的研究和調節就可以預測和控制這些團體的行為。

集體效能與個體效能的關係[2]

  首先,集體效能與個體效能雖然都涉及能力及其信念的評估,但結構的單元不同。集體效能是個體對集體能力及其信念的評估,而個體效能是個體對自我能力及其信念的判斷。不過,有時在實際的操作中又以個體效能之和作為集體效能的分數。集體效能與個體效能除了在結構的單元上不同之外,還有許多方面不一樣。如,集體對效能信息源的認知與加工不同於個體,它更多的表現為一種組織的特征,是組織學習的結果。

  其次,知覺到的集體效能是一個出現在的集體水平的特征,麗不簡單地是其成員個體效能知覺的總和。集體效能是其成員在相互作用和相互協調的動力過程中的產物。在一個社會系統中,集體的行為表現涉及到群體內部的交互作用。集體的成就不僅是其不同成員的共同目的、共有知識和技能的產物,也是他們在行動過程中相互作用、相互協調的結果。例如,經常能看到集體的每個成員雖很優秀但集體的工作表現卻很差,這是因為這些成員不能作為一個整體很好地協同工作。相反,也能看到集體的每個成員雖很一般但集體的工作表現卻十分突出。

  但是,集體是通過個體的行為而運轉,是群體為了一個共同的目的在相互協調地進行著行動、認知、激勵、調節和管理。沒有一個實體的運轉能夠獨立於組成其系統的個體的信念和行為。在集體中,集體的領導者或重要成員,無論是正式形成還是非正式形成的,對集體目標的達成影響很大,他們所持的效能信念? 無論是個體的還是集體的,對集體中其他成員的集體效能信念的形成有著非同一般的影響。再次,集體效能知覺也不是一個整體的群體特性。知覺到的集體效能來自於集體成員的知覺。在集體中,地位或角色不同,個體所持有的集體效能信念強度就不一樣。同時,集體效能還隨著集體的活動領域而變化。在某一活動中,集體可能表現得很有信心,但在另一領域里,集體知覺到的效能信念卻很低。因而,集體效能知覺並不是一個靜態的群體特征,它隨成員問的相互關係和外部現實壓力的不斷變化而起伏。但是,作為一個集體的特性,我們還是可以用群體內的一致性而不是群體間的差異作為該群體的共同信念的主要指標

集體效能的測量[2]

  集體效能的測量是以Bandura的集體效能理論為基礎的,因此遵循他所提出的領域特殊性原則。與領域相關聯的自我效能的測量還應關註測量內容、測量範圍、項目呈現以及項目的基本語義結構等對測量效果的影響。除此之外,集體效能的測量比個體效能的測量更為複雜,需註意的問題主要有:個體能力取向還是集體能力取向,集體效能分數的整合

  1.個體能力取向還是集體能力取向

  班杜拉認為,對知覺到的集體效能的測量主要有兩種方法:方法一是聚集(aggregate)每個成員對於他們在集體中履行其職能的個人能力的評估;方法二是聚集所有集體成員對其作為一個整體的集體能力的評價。集體效能的這兩種測量方法至少中等程度相關,是集體行為的預測物。但是,集體效能的這兩種測量方法的選用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集體成員在達成期望目標時的相互依賴程度。

  在群體目標的獲得過程中,有些組織要求其成員必須高度協作、高度依存才能達成共同的成就目標;而另一些組織儘管要求其成員之間相互協調並相互支持,但群體的成就水平是成員獨立取得的結果之和。在高度依存的組織中,組織成員的集體效能信念對於集體目標的獲得非常重要;而在結構鬆散的組織中,組織成員關於他們自己的自我效能信念對於成員獨立工作的成就水平之和最為重要。這並不是說集體效能和個體效能毫無相關,實際上在現實中他們常常共同起作用。人們至少在完成任務時某種程度上依賴於他人。

  在組織中獨立工作的人不可能完全不受周圍他人的影響,他對自我效能的感知可能在經常失敗的群體中比在經常成功的群體更低,同時他的工作效率部分受到組織所提供的資源、障礙和機會的決定。相反,在高度依存的組織中,其成員對集體效能的評價可能嚴重受到某個重要成員的個人效能的影響。因而,個體和集體效能知覺在組織的各種依賴水平上有著不同程度的相關。因此,在高度依存的組織中,集體作為一個整體的效能信念對於組織的成就水平具有很好的預測價值;而在結構鬆散的組織中,成員關於他們自己的自我效能信念之和對於組織的成就水平才有良好的預測力。

  2.集體效能分數的整合

  無論是個體能力取向,還是集體能力取向,對集體效能的測量必然涉及到對集體內部成員所知覺到的不同能力信念的整合。集體效能分數的整合有三條不同的途徑:通過集體成員的協商達成一個集體效能的分數;集體效能作為組織水平的結構也可以用集體效能的平均數本身來替代;或者用群體成員圍繞平均數變化的一致性程度作為集體效能的分數。

  Bandura認為,人們可以通過集體成員的協商來測量知覺到的集體效能,但這種商討的方法具有嚴重的缺陷性。通過集體的討論形成的對集體效能的知覺易受到有影響力的個體或由於遵從所帶來的壓力的歪曲誤導。協商的產生過程本身就改變了個體的效能信念。而且,社會系統不是孤立的,強迫的協商改變了系統內的有關效能信息。

  以群體成員圍繞平均數變化的一致性程度作為集體效能的分數考慮到了群體內部在知覺到的集體效能上的變化從這一觀點出發,成員間的一致性判斷越高,其知覺到的集體效能就越高。集體的平均數的方法強調群體對成員的集體能力的平均知覺。Goddard通過對這兩種方法的比較,結果發現學校內部教師成員間所知覺到的教師集體效能的確存在變化,但這種變化不是預測學校間學生成就差別的有意義的指標。 在學校的情景中,集體效能的平均數能有效地捕捉到集體效能對標準化(norma1)的行為所施加的影響。他的研究支持了在教師集體效能的測量中,教師集體效能的平均數是集體行為的可靠預測指標。

集體效能在各領域的應用研究[2]

  知覺到的集體效能對群體功能的影響在學校教育、企業組織、體育團體、競技小組、社區暴力和群體的政治活動等領域得到了較為廣泛的研究,與各應用領域的結合分別產生了教師集體效能、組織集體效能、社區集體效能引、團隊效能及政治集體效能等不同的概念。集體效能研究領域非常廣泛,受各自組織特性的影響,集體效能的概念、結構和性質存在很大的不同,但綜觀目前國外集體效能的研究,我們至少還是可以在以下幾方面取得一定的共識。

  1.集體效能與集體行為結果的關係

  集體效能之所以成為自我效能研究和群體心理研究的新熱點,恐怕首先與集體效能對集體行為結果的重要影響是分不開的。研究者們分別在學校教育、企業組織、體育團體、競技小組、軍事組織等許多不同的領域證明瞭集體效能對集體行為表現的重要影響。已有的研究已表明,學校教師集體效能對學校成就的影響超過了學生集體的社會經濟地位和種族構成的影響。集體效能在商業管理社會學領域中的應用分別產生了組織集體效能和社區集體效能的概念。在商業管理和社會學領域里,研究者們考察了集體效能與群體的其他重要屬性如群體工作效率和社會安全之間的關係。

  例如,Sampson等指出,社區的集體效能感越強,該區域的暴力就越少可能地發生。此外,Bandura也指出,集體效能是群體工作效率的強有力的重要預測物。知覺到的政治集體效能和對政府系統的信任程度可以共同預測人們政治活動的形式和水平。與自我效能一樣,人們共用的集體效能信念影響著他們對集體行動目標的定位、對集體資源的利用、在集體行動中的努力程度、面對困難時的堅持性和脆弱性、共有的觀念、壓力水平和群體的成就

  2.集體效能的中介調節功能

  集體效能除了對集體的行為表現具有直接的影響外,它還對其他許多重要的群體和個體變數具有調節作用,從而又間接地影響集體的行為成就水平。大量的研究已經表明:知覺到的集體效能越高,群體在活動中的動機和抱負水平就越強,在困難和挫折面前堅持得就越持久,在壓力面前的彈性和持久性就越大,群體的行為成就水平也越高。集體效能作為集體能動性的關鍵成分,它對集體心理與行為的有效調節作用,給研究者帶來了一條有效研究團體和群體心理與行為的途徑。

  集體效能在學校教育中的應用產生了教師集體效能的概念。學校水平上的特征變數與教師集體效能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它們對學校成就的影響過程得到了許多研究。令研究者們感興趣的是集體效能與教師個體效能、教師職業倦怠、教師職業承諾職業壓力成就動機、職業滿意度之間到底存在何種關係。Bandura發現集體效能具有對小組行為進行調節並使之更為有效的功能。有關組織中的集體效能的研究對組織的集體效能與組織學習和組織文化之間的相互關係很感興趣,可能是未來組織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集體效能在競技小組中的應用產生了團隊效能的概念。

  在團隊內部,研究者研究了隊員的效能信念如何相互作用。如;發生在個體水平上的團隊成員的自我效能之間的相互關係;團隊成員與團隊集體效能之間的相互影響;核心隊員的行為表現對整個團隊的集體效能的影響。團隊的研究經常把團體的成績歸因於團體的凝聚力,這方面的研究已表明隊員的集體效能和共同的目標責任是群體凝聚力對團隊成績產生影響的主要載體。

社會變化中破壞集體效能的因素[1]

  在急速的社會變化中,隨著對有效的集體努力的需要的增加,也出現了許多破壞集體效能發展的因素:國際間相互依賴性增加削弱了單個國家或集體的效能感;現代生活使人們不得不廣泛依賴技術專家,這會使人們形成越來越強烈的無能感;多層次的官僚機構阻礙了有效的活動,最終削弱了人們的集體效能感;社會分裂使一個國家無論如何也形成不了較強的集體效能;不同的信息和觀念的快速而廣泛地傳播會使每個國家或集體出現結構不穩定性和內部鬆散性,無法形成強有力的集體效能感;獲取小集團利益的強烈要求削弱了集體效能等。

參考文獻

  1. 1.0 1.1 1.2 薑飛月,郭本禹.從個體效能到集體效能———班杜拉自我效能理論的新發展.心理科學,2002年第25捲第1期
  2. 2.0 2.1 2.2 石雷山.集體效能研究述評.贛南師範學院學報.200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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