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愛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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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愛滋病就是大量金融投機資金(俗稱游資 、熱錢)，造成虛假金融資產無抑制增長，實際物質生產停滯、下降，由此帶來世界金融與經濟秩序的全面大危機。這種危機有別於教科書中所描述的、建立在物質產品供求矛盾基礎上的那種周期性生產過剩或通貨膨脹的危機，它是一種觀念方面的危機。是人們對金融制度的懷疑和不信任；是由某種經濟政策和認識上的失誤所導致的崩潰性危機。從某種意義上說,墨西哥危機、法國危機、日本危機雖各有特殊原因，但它們已具有內在關聯性，是國際金融體制整體危機的顯現。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覺與深思。^[1]

　　“金融愛滋病”是對世界金融與經濟秩序面臨全面大危機的一種形象比喻。持其觀點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著名經濟學家、《EIR》雜誌的創始人林頓·拉魯遜，法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奠裡斯·阿萊斯一而“金融愛滋病”一詞則出自於法國總統希拉克在1994年夏季在哈利克斯高級首腦經濟會議上的發言。

　　一、由生產過剩上升為資本過剩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是產生“金融愛滋病 的根本原因

　　二次大戰前，生產過剩的危機曾不斷地敲響資本本義制度的喪鐘。戰後世界範圍內民族民主運動的高漲，使世界無產者的地位和生活水平大為提高，它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危機，使其獲得了一定的發展空聞。正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結果，今天資本主義的生產過剩危機卻發生質的變化。過擊廣大勞動者階級處於絕對貧困之中，社會需求不足是相對於供給而言的。這時的生產過剩是暫時性的局部的，即可以通過擴大需求加以調節，今天勞動者階級是相對貧困，人們生存的基本條件已充分得到了滿足，社會需求相對於供給已是絕對不足，此時的生產過剩是全局性的持久的；即需求已達到一定極限。生產的規模不可能持續地擴大下去 於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都先後從高速增長轉入低速增長，甚至是零增長階段。這樣，資本增值的過程中斷，生產的過剩上升為資本的過剩，大量盼過剩資本失去了有利可圖的出路。

　　由於資本的天性就是要增值，於是土地市場、股票市場、金融衍生品和純空頭資本交易必然成為唯利是圖的資本的選擇。當大量的過剩資本涌進上述市場以後，供求決定價格的市場機制在這裡助紂為虐，求大於供，價格被嚴重扭曲，出現了資產價格的膨脹。當其膨脹到一定程度以後，低迷的經濟增長不足以補償資本的增值，金融失去相對應用的物質經濟，金融活動因嚴重脫離物質經濟生產活動而出現大量的虛假金融資產。另外，西方國家在資本絕對過剩的同時，政府又有著龐大的預算赤字和嚴重的公債負擔，這使得國內儲蓄減少，形成國內實際利率上揚壓力，低迷的經濟增長同樣使這種上揚壓力缺乏物質經濟基礎。因為並沒有增長的物質對應提高的利息。這樣，貨幣增殖體系也同樣會脫離物質經濟基礎，形成虛假金融資產。上述虛假的金融資產仍會加入到各種投機市場，迴圈往複，不斷侵蝕物質經濟基礎。過去，西方國家的政府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用於調控經濟。如稅收、公共開支、利率、貸款控制、匯率、資本控制和收入政策等。但近年來這一整套政策已被國內不規則的金融市場折騰得失去了威力，在世界經濟高度一體化的情況下，西方的上述現象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到其它國家的土地市場、金融市場。各國外匯匯率甚至利率的決定性力量再也不是經濟實力和經濟發展需要，而是投機性貨幣的供給與需求的關係，同數以萬億計的游資相比，各國政府手中持有的數千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要想平衡外匯供求，無異於杯水車薪。

　　二、金融自由他理論中的消極作用，是產生“金融愛滋病”的主要理論原因

　　金融自由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應通過放鬆對金融管制以及動員國內儲蓄和發展金融中介機構在有效配置資源上的功能，促進經濟增長。按此理論所進行的政策調整，在亞洲的香港、新加坡、南韓等國家和地區取得了成功但在拉美的阿棍廷、烏拉圭和智利效果並不理想。筆者認為，金融自由化理論對於經濟增長既有促進的一面，又有削弱的一面，後者就是產生“金融愛滋病” 的理論原因。

　　國內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往往伴隨者對外貿易的自由化和對資本流動管理的放鬆，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在金融改革過程中，外資流人追求高收益常常使得本市匯率高牯，而匯率高估又會進一步吸引投機資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短缺是一個較長時期的問題，利率自由化將使利率不斷提高，由於銀行從事短借長貸活動，實際利率的提高往往使銀行虧損，而銀行在受到損失的情況下，會變得更不願意為投資硬目融資，投資行為短期化，乃至投機化。

　　金融自由化理論要求把實際利率保持在正值水平，但在實際中能夠使金融市場出清的利率卻完全可能不是正數或者是低的正數，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政府通過政策手段使名義利率高於通貨膨脹率，也就是使實際利率大於零，其結果可能會破壞金融市場的均衡，扭曲市場機制。因為，強制實際利率高於它的均衡價值將會導致所謂“向上的金融抑制”過高的實際利率使得可貸資金的供給超出了投資的需求，儲蓄大於投資，產生了一個“投資缺口”，銀行要想把資金在這麼高的利率水平貸出去就會變得困難。這時，銀行只有兩種選擇—— 要麼把過剩的資金投資於高風險的項目，如股票、房地產、期貨；要麼保持過剩的資金或投資於低效益的政府債券。兩種選擇都會危及金融體系的穩定；投機的失敗會使金融業崩潰；過剩的流動性會降低銀行的利潤。在兩種選擇的比較中，銀行大多不甘心利潤降低，收益受損，常常冒險到投機市場一搏。

　　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貸款人若以利率作為篩選借款人的工具，借款申請人組合會發生不利的變化。即償還能力大的低風險企業因利率過高而退出，償還能力低的高風險企業才有意向銀行申請貸款；另一方面，利率的提高將使所有的借款人都傾向於改變自己的項目性質，使其風險更太。因為隨著利率的提高，所有項目的收益都將下降，其中風險性較小的項目變得無利可圖。借款人便紛紛轉向高風險項目，這樣，銀行信貸一方面是在鼓勵高風險投資，另一方面又使自身資產風險加大。

　　金融部門的運行有其特殊性，金融市場上存在形式多樣的市場失靈，因此放任金融市場的自由競爭會造成金融體系的動蕩。由於信息不完全性，當金融市場出現一個新的領域時、銀行必須確定自己是否加入進去，加入的程度如何。由於無法獲得充分的信息來作准確無誤的判斷，因此這一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靠銀行家的魄力和信心。隨著這一新的領域日益為人們所熟悉，銀行家的信心也日益增強，出於競爭的壓力和保持市場份額的欲望。越來越多的銀行涌入這一新領域。在開始這一領域可能是贏利的，但隨著競爭和信心的增強，同題就出現了：(1)風險收益之比越來越高，而信貸限制卻越來越松，其結果是銀行資產承擔的風險越來越太。(2)競爭會促使銀行在這一領域內的利潤下降，但銀行出於打敗競爭對手之後可獲得壟斷利潤的考慮而容忍利潤的減少。(3)與銀行利潤下降相聯繫的另一個後果是銀行的投機行為增多。投機活動可能在短期內獲得豐厚的利潤，但從長期來看則會對銀行資產產生毀滅性的不利影響。

　　以上因素結合在一起便產生下麵的後果：一方面，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增大，最終一個無法彌補的詐騙話動或違約行為會成為一場金融危機的導火索，而造成損失慘重的金融體系的危機。另一方面，金融市場上競爭的增強不僅沒有帶來實物經濟中需要的更多的投資資金，更多的生產性貸款，相反，造成了銀行行為的短期化，大量的資金被投向短期性的贏利金融資嚴成非生產性投資中去，實物經濟的發展受到抑制。

　　三、一國經濟政策失誤帶來的經濟失衡，是染上“金融愛滋病”的內在原因

　　與發達國家相反．發展中國家“金融愛滋病”的誘因是資金短缺。即為瞭解決資金短塊問題，不顧前提，不顧消極作用，措施過急，由此形成加劇金融話動脫離物質經濟基礎。

　　西方國家的經濟政策是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的，它不一定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比如，有些發展中國家對引進外資積極作用的描述，不少是在一系列理想的假設條件下推導出來的，並不是從自身或其它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有的結論可能同現實正好相反。有些國家在一些重大經濟問題的認識上，存有誤區。常見的有，溫和通貨膨脹有益論，放棄國家干預論等等，在一些改革措施上，也有急於求成的現象。如股市環境並不成熟情況下的盲目冒進；在金融機構尚不能自我承擔經營結果的情況下，過早地放鬆了金融管制，過早地實施金融混業經濟，經濟過快地從生產領域轉向服務領域，服務業人口的消費增長過快，以至於國家的經濟基礎無法承受。

　　經濟決定金融，金融是經濟的鏡子與晴雨表，它及時地反映著自身對一國經濟的直覺，金融本身並非“猶大”即使人們出千對金融的擔心而中止它的市場權力。人為地把這面鏡子打破。但它想要反映的經濟概貌依然存在。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推行積極的改革措施，擴大對外開放固然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但在此過程中也面臨著受外部衝擊，區域經濟 部門經濟發展不平衡等問題。政府的經濟政策如不能及時調整，經濟可題總會反映到金融身上傳統上政府對經濟的控制是建立在稅收能力。印鈔能力和借款能力上，如果政府濫用這些權力， 比如政府對某個行業的稅收過重，公司就會轉產其它商品，如果對整個實物經濟的整體稅收過重，就會逼追人們去投機、冒險，到虛擬經濟中求生存，如果政府亂花錢，任匿通脹攀升。投資者就能在其他貨幣處避難，因此帶來種種匯率風險；政府無度借款所帶來的金融風險更是顯商易見。因此，換一角度看，“金融愛滋病”是對政府濫用權力的一種懲罰，隨著金融市場一體化過程的加快，政府從合理的經濟政策中得到的好的回報將更大，因而由不合理政策而受到的懲罰也將更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