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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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心理學是通過文化的變數來研究人的心理行為異同的一門心理學分支學科。通過研究和比較不同文化群體心理行為的差異來檢驗現有心理學理論的普遍性,其根本目的是為了建立普遍適用的心理學或人類的心理學。 跨文化心理學主要探查:(1)人類的心理在多大程度上是以相同的方式發展的;(2)用什麼解釋不同文化背景中人們個性與認知的“差異性” 和“類似性”;(3)用心理因素解釋文化的變異,或用文化因素解釋心理的變異等。[1]
跨文化心理學的概念框架[1]
Berry,等人 提出跨文化心理學的概念框架,有助於我們理解“文化”之於“心理”的豐富內涵。它可以解釋人類行為的多樣性以及跨文化中出現的相似性和差異性。
該框架的基本內容是:以生態情境和社會政治情境所組成的背景變數為基礎,通過人類群體活動中的“生物適應——遺傳傳遞”和“文化適應—— 文化傳遞”這個過程變數,最終形成個體水平上的可觀察到的行為和可推論的心理特征這個心理變數。同時,在背景變數、過程變數和心理變數三者中,後兩個變數分別對背景變數有反饋作用。
該框架種的背景變數包括生態情境和社會政治情境這一甜互動變數。生態情境是社會政治情境僻以存在雨t發展的一切自然條件的總和,影響著社會人口基本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的組織方式;同樣
社會政治條件又影響生態環境的某些方面,從而塑造著人與自然的和諧程度。
該框架中的過程變數包括生物適應和文化適應,兩者分別植根於有交互作用的生態情境和社會政治情境中,並表現出某個群體的生物機體特點和社會文化特點。生物適應包括某一個群體經長期進化後所能遺傳的生理反應。文化適應包括人類群體對各種生態情境一切適應性的發明創造。文化傳遞包括文化化和社會化這兩個過程。文化化是指成長中的個體受到他最先接觸的文化影響的過程;社會化指的是個體接受更多特殊的教育和訓練而獲得的文化行為。人的社會化和文化化是個體與特定社會文化長期互動的過程,其最終結果是使個體成為受一定文化支配的合格的社會成員,並和其他成員一起共同促進社會的生存和發展。
跨文化心理學研究興起的背景[2]
1.傳統心理學難以擺脫的困境
心理學從誕生之日起,便開始了西方席卷東方乃至整個世界的進程。我們將西方心理學稱之為“主流心理學”,而將非西方的其他理論稱之為“非主流心理學”。從心理學的誕生到勃興,從馮特到弗洛伊德,從華生到馬斯洛和羅傑斯,心理學家的目光一直放在西方人身上,對西方的心理、文化情有獨鍾。但心理學所研究的人,無論個體的還是集體的,都隸屬於某一個民族,都有本民族文化傳統和文化背景的烙印。令人遺憾的是這一現實未引起足夠重視。心理學在津津樂道地企圖揭示“全人類共同的心理機制” 的同時,卻掩蓋了這種民族或文化的差異性。主流心理學所面I臨的困境主要有二:
一是主流心理學的理論來源和根基都是西方的,企圖通過基於西方文化的心理範式來詮釋“人類共有的心理機制”。不可否認,人類確實存在著相同的心理現象和行為,但這種只具有生物學意義的心理同一性對於建構科學、民族的心理學體系幫助甚微。世界的多樣性決定了文化的多樣性,而心理學的核心是文化,進而決定了人類心理的多樣性。美國文化人類學之父波亞 (Boas)認為決定人類行為習慣的不是遺傳因素,而是文化因素,併進而明確提出了文化決定論,強調文化對人格的決定作用。依據主流心理學祟尚的理論和技術來分析複雜多樣的民族心理,顯而易見是行不通的。
二是心理學在文化衝突中為所謂“主流文化” 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西方文化以“主流文化” 自居,在東西方文化的衝突中保持強勢地位,表現出強烈的統治性、排他性和擴張性。在西方文明強力擴張的背景下,西方心理學滋生了“以自我為中心的”優越感,進而產生了理論上的霸權主義。例如,在文化衝突中製造出各民族的心理創傷,嚴重傷害各民族的文化傳統,使各民族的文化心理面臨被日益“邊緣化”的危險等。
2.非主流心理學的理論探新
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非主流心理學理論思維的回歸揭示了本土化的開端。對於非主流學派來說,一味的退讓比暫時的落後更可怕,要想發展,唯一的出路是加強自我理論的建設。因此,改變落後,加快理論創新,有力反擊西方心理學的擴張便顯得特別重要。主流心理學與非主流心理學直面爭鋒的態勢也加速了跨文化心理學研究的進程。回顧西方心理學發展的過程,三大心理學思潮的出現都與鮮明的時代特征聯繫在一起。在資本主義步入帝國主義的時代,資本擴張與戰爭催生了精神分析學派;而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剩餘價值的最大化對新的剝削方式的渴望,使行為主義應運而生;50—60年代,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反社會、反傳統現象令人重新思考人的本質,由此產生了人本主義。由於政治、經濟、文化和體制的差異,以及催生各種心理學理論的時代背景與歷史事件各不一樣,人們的心理出現民族化的特點也理所當然。尤其各民族文化的覺醒更促進了非主流心理學的理論探新,與主流心理學的差距正日益縮小,這使得進行跨文化、跨社會形態的心理學研究成為可能。況且我們所說的文化,狹義上是一種符號,一種傳承民族精神的載體。它動態地詮釋著人類生活的全部軌跡,因此具有動態性、開放性、普遍性的特點,這也使進行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成為可能。
3.非主流心理學對主流心理學移植和嫁接的失敗
為了保持文化的本土性不被西方文化的洶涌浪潮湮沒,各民族、各國家的心理學(非主流的)紛紛進行了本土化的建構。遺憾的是,許多建構只是移植和嫁接主流心理學的理論與方法,結果依然是西方心理學的小跟班,舊的格局仍未得到改變。近年來所說的“西方化的危機”正是非主流心理學面臨的危機。如果不在理論研究上取得突破性的創新,那麼最後一塊陣地也將喪失殆盡,淪為主流心理學的附庸。心理學的發展離不開文化這塊土壤,文化是影響心理學發生髮展的最重要因素,而社會和文化的多元化決定了心理學理論淵源的多元化,照搬西方的理論和方法來建構自己的體系是行不通的。
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對象[1]
跨文化心理學主要的研究對象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在不同文化和不同的種族或民族群體中,個體心理機能的相似性和差異性;心理變數與社會變數、文化變數、生態學變數、生物學變數之間的關係;以及社會變數、文化變數、生態學變數、生物學變數正在發生的變化等。同時,跨文化心理學是一種系統的研究,關註文化範疇內的人類發展與特定文化中的個體行為之間的關係。
跨文化心理學按照Berry和Dasen 的說法有三個研究目標:第一個目標是“移植和檢驗”—— 嘗試著把一種文化中得出的心理學結論移植或傳送到異質文化中,併在異質文化中檢驗該假設和研究結果的效度和適用性;第二個目標是探究異質文化中的心理與行為,以發現跨文化心理學家自身有限文化經歷中所沒有的心理與行為,強調特定文化中特定行為的重要性;第三個目標是力求將前兩個研究目標結合起來,以形成在更廣泛的文化範圍中有效的、具有普適性的心理學。
要實現上述目標顯然還需要使用恰當的方法。在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中存在著兩個重要的方法論問題:一是特異性與共同性的問題;二是建立各種等值型的問題。特異性和共同性是跨文化心理學研究的兩種取向。特異性研究使用某一特定文化的方法、概念和具有特殊文化意義的理論框架來分析本土文化內的心理問題,因而不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而共同性研究對各種文化行為進行概括分析,以發現其是否存在普遍性。要進行有效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必須同時註意四種等值型:即功能等值、概念等值、語言等值和測驗等值,這是進行跨文化比較的基礎。因此,跨文化研究在方法上是最具有冒險性和複雜性的,這提醒研究者在閱讀文獻和運用具體研究方法時應具有批判性思維。
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現狀[1]
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已進入成熟階段。國內近幾年的跨文化心理學研究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在理論研究上,課題集中體現在對跨文化心理學中文化概念和文化適應的探討,以及文化心理學、文化建溝主義心理學和多元文化論的比較與整合;(2)在實證研究上,城鄉的跨文化研究成果豐碩,研究內容涉及不同年齡、不同地區城鄉人群的認知、情感、智力、氣質、人格、心理髮展、心理健康、攻擊行為、親社會行為、自殺、自我意識、學習動機、學習障礙等心理學領域,共中對心理健康、智力和人格的跨文化研究居多。目‘前,城鄉跨文化研究已自成體系。近年來,國外的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文獻涉及心理學史、文化心理學、發展心理學、學校教育、實驗心理學、人格、動機、心理治療、職業心理學、體育心理學、消費心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管理學等多個領域,其中主要課題也多集中在人格和動機的研究上。
目前,跨文化心理學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i)研究範圍仍存在局限和盲點,已有研究課題多局限在人格、態度、能力等有限領域,缺乏關於學習、知覺和認識理論的跨文化檢驗;(2)研究深度有待挖掘,現代的跨文化心理學還僅僅停留在對某種理論的跨文化驗證上。
建立系統科學的跨文化心理學的理論研究體系和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尋找突破和啟示:
(1)跨文化心理學研究應該與本土心理學研究相結合。在西方心理學仍作為心理學主流的今天,不但應該把跨文化研究帶人本土,還應該把本土的心理學研究融入西方的文化中,並將中外研究進行比較分析,得出更具有普遍性的理論模式。同時跨文化研究方法是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發生變化的,研究者不能夠局限於某種理論,而應該結合實際創新,抱有了這樣一個觀念所設計併進行的跨文化研究才具有理論意義和應用價值。
(2)跨文化心理學應突破把“文化”作為背景變數和過程變數的局限性的理解,堅持本土心理學的原創性理論構建,樹立“大文化觀”的視野,在重新審視和架構跨文化心理學研究中“文化”的含義後,去拓展其研究領域和研究方法,使其成為真正意義的跨文化心理學。
(3)跨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在研究對象和研究範圍上都還不夠充分。對於東方國家的研究被試多來自印度、土耳其、日本和中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尤其缺乏認知領域的跨文化研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各個國家的研究者開展多學科的跨文化的合作研究是未來跨文化心理學研究的必然趨勢。
跨文化心理學的目標[3]
跨文化心理學的主要目標是檢驗心理學的基本理論和原理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適用性 在探索過程中可能會涉及許多問題,例如,感知、記憶、思維和其它基本心理過程的規律在各種文化中都是普遍適用的嗎?如果不是,是什麼原因造成了差異?心理學家可能要問,從眾現象在任何國家和地區都一樣嗎?抑鬱的病因是否存在文化差異?人格結構是否存在文化差異?有大量研究顯示,任何心理學研究課題,在不同文化和民族之間都存在多多少少的差異。價值觀、道德推理、兒童發展、抑鬱、自我概念、人際關係以及其它許多課題中,文化、傳統和社會化都在人的心理和行為的形成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思想和行為的文化差異的研究是跨文化心理學的主要目標。
在心理的普遍性問題上,跨文化心理學有三個目標。第一,稱為“移植和檢驗”目標。某個特定的理論、結果、假設在某種特定的文化是有效的,那麼它在另外一種或其他多種文化中也有效嗎?有效程度有多大?然而,正如Berry及其同事所指出的,因為研究人員是根據本民族的狀況提出問題的,而這些問題對於在其它文化中揭示心理現象的規律可能就變得一點也不起作用。例如,道德推理、兒童撫養、問題解決等心理現象在一種文化中表現出了某些類型,但是在其它文化中卻沒有找到這些類型,這並不意味著這些文化中不存在這種心理現象,因為在其它文化中可能存在著這種心理現象的其它類型。一般而言,傳統的理論模型的靈活性可能還不足以將新信息概括進去。
為了彌補以上不足,跨文化心理學家提出了他們在很多跨文化心理學研究中的第二個目標:到其它文化中去探索在原來的文化中不存在的變異。在其它文化中發現的新情況可以幫助我們瞭解心理功能的某個特定的方面是如何活動的,如果不研究其它文化可能就不能知道這方面的狀況。例如,從左到右還是從右到左(例如阿拉伯語和其它一些語言)的閱讀方式影響腦的信息處理方式。焦慮在某些方面存在著文化差異。很多心理障礙也都具有文化關聯性 。有關這些變異的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能夠使我們對心理障礙的病因有進一步的理解。
從這兩個目標可以引申出跨文化心理學的第三個目標:綜合各個文化的信息,以便形成更具有普遍意義的心理學規律。這個目標是必須的,也是完全可能的,在完成第一個任務的過程中,研究人員發現了現有心理學理論在普遍適用性上存在缺陷,在完成第二個任務的過程中,研究人員發現了一些新的現象,在建立更具有普遍適用性的理論的時候應該將這些新的現象考慮進去。
理想的狀態是,從其它文化中得到的研究結果應該被融合到早先提出來的基本原理中,豐富整個研究領域,增強理論的普遍適用性。
如果每次研究所得到的資料和結果可靠,符合事實,那麼,實現上述每個目標顯然還需要使用恰當的方法。例如,在不同文化中所進行的測量要保持對等,在各種文化中選取的被試要具有可比性。另外,翻譯也特別重要,如果同樣的單詞或者片語在不同的文化中的意義不同,在資料分析時就會產生錯誤理解,所得出的結果就會完全沒有意義。因此,跨文化研究在方法上具有冒險性和複雜性,我們往往必須帶著批判的眼光閱讀這方面的研究文獻。
跨文化心理學和文化心理學的比較[4]
(1)二者的差異
從學科定義、研究目的和關註點來看,跨文化心理學的目的主要有三個,包括檢驗既有心理學理論的適用範圍和普遍性效度;研究不同(異質)文化中的心理與行為變化,強調特定文化中特定行為的重要性;以及將前兩者結合起來,通過修正形成在更廣泛文化範圍內適用的,更具普適性的心理學。可見,跨文化心理學主要關註的是不同文化中人的心理與行為的相似性,而非差異性。文化心理學主要是通過分析人、社會結構和文化符號這三個相互關聯的系統,來研究作為文化存在的人及其心理和行為的特點,探討文化對人的心理生成以及心理與社會文化之間的互動影響,而不是以尋找所謂的普遍規律或共有的心理機製為目標。它所關註的是特殊文化中人的心理與行為的特殊性,以及心理與文化的交互作用過程。
從研究的理論基礎和預設來看,誕生於主流心理學內部的跨文化心理學仍然沿襲了自然科學的研究模式,它雖承認且重視文化的多樣性以及文化對於心理、行為的影響,但其研究理論從根本上說,是建立在認為存在符合所有個體的心理和行為的基本規律或心理機能這一理論預設的基礎上,重視樣本比較以及對人口層面的概括。跨文化心理學認為文化具有同質性和時間穩定性的特點,認為從屬於某一文化的個體(即某文化中的成員)之間會共用一系列相同的文化特征,且這些文化特征在一段時間內保持穩定,不會因時間的推移(如改朝換代、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代際交替)而發生大的改變。這些觀點與心理學中非發展性的理論假設是相符合的,雖然跨文化心理學也承認變遷的存在,但卻缺乏精確有效的理論工具來看待發展問題。顯然,跨文化心理學中將文化這一術語限定為一個泛化的概念,認為若從樣本研究中取得的某些數據和結論被證明能夠代表更廣泛的集體單位(如某一民族),那麼這些獲得的數據和結論便可以推至是對所有文化成員的概括。與之相對,文化心理學將文化視為個體心理系統的一部分,即文化從屬於個體心理系統併在該系統中發揮一定的功能,強調文化的內在固有性和系統性。
其次,在看待文化與心理的關係上,跨文化心理學認為,文化與人類活動可以相互分離開來,文化外在於人存在。在研究中,它把文化和人的心理、行為分別視為自變數和因變數,力圖論證兩者間的因果關係,通過對既有理論在不同文化中的驗證結果進行比較,從而得出與具體背景或情境無關的普遍性定義。相對的,文化心理學認為文化內在於人,文化是“一種瞭解和解釋世界(及其他所有)的重要方式”。這些解釋和認知在互動和交流的過程中會獲得一定程度的主體間性或共用意義。這些共用的知識與意義又將形成一系列可定義為文化的日常生活方式和實踐。因此,文化與心理、行為之間是相互建構的關係,而不是因果關係。心理學不應將研究對象與其所在的文化情境相剝離。只有在某種特定文化自身所具有的生態、哲學和宗教等具體文化情境中去理解和分析人的心理和行為過程,才能夠得出切實有效、具有實際意義的結論。一切有關人的心理與行為的定義都應與其賴以形成的文化因素相結合。
從方法論和具體的研究方法上看,由於兩者在理論基礎上的差異,跨文化心理學與文化心理學在知識的建構方式上存在根本的不同。文化心理學主要是以諸多個體案例為基礎進行一般性概括,認為個體案例研究作為個體與環境互動系統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是心理學取得科學數據的基礎。跨文化心理學是通過從樣本到人口層面的歸納來建構整體認知,其最突出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是跨文化比較研究,即在心理功能、文化概念、語言和測驗等方面等值的基礎上,對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中人的心理與行為進行比較和分析,力圖從中發現跨文化的普適性的基礎性的心理規律或心理機能。跨文化研究主要採用客位法,即研究者站在外部客觀的立場上將目標文化作為客體進行分析和比較,這實際上是沿襲了科學主義的研究立場,從主客二分的觀點出發,強調價值中立。最初,跨文化心理學家們傾向於將既有的西方心理學理論照搬運用於非西方文化情境中,假定適用於西方社會文化的這些概念、術語、理論和測量方法等在異質文化中也擁有相同的含義,從而能夠通過比較不同文化中人的心理與行為的異同,達到驗證該理論適用範圍和效度的目標。後隨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這種“強加式客位法”的局限性逐漸凸顯,跨文化心理學家們,如Berry,Segall等人開始轉嚮應用“衍生的客位法”測量,這種衍生的客位法能夠使結果在更廣泛的情境中具有效度。文化心理學在研究中主要採用的是主位法,即研究者在研究時把文化看作主體而非客體,從目標文化的角度和立場去理解、分析和解釋該文化情境下人的心理和行為。這種主位研究法尤其強調文化心理和行為與具體社會歷史文化背景以及地理生態環境等之間的密切關係,所關註的是特殊文化下心理和行為的特殊性。
(2)二者的聯繫
首先,跨文化心理學與文化心理學都意識到了文化在心理學領域的重要意義,相較於傳統主流心理學,它們都主張將文化納入心理學的研究中,並分別從外在於文化和內在於文化的兩個角度給予了證明和研究,為彌補傳統主流心理學對文化作用的忽視這一缺陷做出了重大貢獻。跨文化心理學能夠提供有關普遍性的和特殊文化中的心理現象和規律的相關研究成果,併為文化比較提供了有效的方法;文化心理學能夠得出某一文化中存在的且在別的文化中不存在的心理現象和特點的相關研究結論,且當所研究文化與研究者之間存在較大的文化距離時,它往往是最為有效的研究途徑。可見,這兩種研究模式都為心理科學的發展和完善做出了重要貢獻。
其次,跨文化心理學與文化心理學的研究內容在某些方面是重疊或互補的,兩個領域中的研究成果並不是完全對立或相悖的,而更傾向於互相影響、互相補充,豐富和完善相關理論的建構和發展,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與擴展,主位法和客位法結合運用於研究中這一觀點已逐漸為跨文化心理學和文化心理學所接受和認可,併在實際研究中提高了研究成果的效度與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