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聽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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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聽傳播（Audiovisual Media）

　　視聽傳播泛指通過聲像的現代技術，使文章作品得以與廣大聽眾觀眾見面的綜合傳播渠道。視聽者由此獲得比閱讀更形象更直接的效果。十九世紀末視聽傳播問世，使傳播渠道出現了多元化。從遠古時代的原聲直接傳播，到古代近代的原聲與文字傳播兩渠道並存，到現代的文字配合音像的綜合傳播，表明人類對傳播效果與效率的不斷追求。

　　從長視頻到中視頻到短視頻，再到多樣態的直播，視聽傳播在中國呈現出全時空、全領域、智能化、全齡向的發展新勢能，並凝聚成三個趨勢性特征。

　　第一，數據驅動。

　　基於大數據的智能演算法正在成為視頻內容和視頻服務的主要生產力，智能技術在生產、存儲、分發、使用和評價的全流程應用將是未來視頻產業的新常態。

　　第二，泛媒功能。

　　隨著社會媒介化進程的加快，傳統媒介產業的邊界日漸模糊，視頻傳播也已經突破了影視行業的身份區隔，成為信息娛樂、數字經濟、公共服務和國家治理的重要基礎架構，突出表現在“視頻+”的全領域應用中。

　　第三，大眾創新。

　　這是定義視頻傳播的中國時代的最主要特征。如果說屬於美國人的工業影視時代是等級制和壟斷性的，那麼屬於中國人的信息時代和視頻時代則是扁平化和大眾性的，後者所釋放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傳播與發展潛能是歷史空前的。全民視聽將驅動中國引領世界進入智能化的視聽天下新時代。

　　（1）超高清視頻傳輸

　　隨著社交網路的發展，移動視頻業務的發展十分活躍，長視頻和短視頻的用戶黏性有了 顯著提高。目前的4G技術已經能支持視頻直播，但高清視頻傳輸能力有所不足。5G技術可以利用其自身低時延和高速率的傳輸進一步提升移動實時視頻的觀看體驗，用戶的觀看將更加清晰流暢。

　　目前5G技術已經應用於保障重要慶典和會議的移動超高清視頻直播。2019年中央電視 台首次實現春晚在4K超高清頻道直播，全程採用5.1環繞聲，在深圳分會場還成功開展了5G網路4K電視傳輸。在超高清畫面中，舞美暗部和亮部細節能夠更好地呈現，給觀眾帶來全新的視聽體驗。

　　2019年的全國兩會，中國移動為央視提供了5G高清直播，有效滿足了大屏高清信號編碼回傳和新媒體、手機實時直播的需要。

　　（2）沉浸式視聽網路體驗

　　高質量虛擬現實、增強現實(VR/AR)被認為是5G網路最具潛力的大流量業務。此前VR/AR技術應用中，較低的觀看體驗感與較高的設備價格一直是阻礙其進一步推廣的兩大因素。在5G技術的支撐下，超高清實時互動得以實現，同時VR/AR內容處理走向雲端也降低了設備價格。在這樣的技術背景之下，沉浸式視聽服務的實現值得期待。

　　Steam 作為綜合性數字發行平臺，已經上架了近千款虛擬現實游戲。VR游戲的突出優點在於用戶的沉浸式體驗，能夠給予玩家更震撼的感官刺激。5G將給VR呈現提供更友好的技術構架，實時性、沉浸式的玩家互動，將進一步刺激游戲市場。

　　沉浸式、全視角的視聽呈現模式也非常適合體育直播。5G的大帶寬和高速率使得體育賽事的多視角直播成為可能。觀眾在觀看高清視頻時，可以選擇裁判員視角或者運動員視角，參與感得到提升。

　　（3）短視頻功能平臺化

　　從一條、二更幾分鐘的短片，到抖音短視 頻的15秒，短視頻之前的發展趨勢是時長越 來越短。碎片化的使用場景、網速和流量收費模式，是推動這一趨勢的內在動因。

　　5G的技術優勢，使得帶寬將不再成為局限視頻傳輸的主要因素，隨著流量成本的降低，高清長視頻的使用體驗將有效提升。在技術條件下，長視頻是否能夠再次全面超越短視頻?這一問題值得關註。

　　總之5G技術給短視頻平臺化應用提供了基礎，短視頻作為一種內容傳播形態，可以更好地與知識付費、電子商務和社交媒體相融，產生更加普適多元的功能和使用情境。

　　（4）5G時代的廣電行業轉型升級

　　5G技術對於其上的所有應用場景，相當於道路建設和郵政系統之於大眾化報紙一般，屬於關鍵的信息基礎設施。5G的基礎構架對超高清視頻傳輸和接收更加友好，但是這對我國的廣播電視行業來說，也是機遇與風險共存的戰略決策時刻。

　　目前我國廣電、通信仍然分為兩個體系進行管理，各自的行業目標、管理重點和法規模式也存在不協調性。

　　在5G“萬物互聯”“萬物 線上”的前景下，設備與設備、終端與終端之間的競爭或許將不復存在，而是作為不同的內容生產方進行競爭。這就意味著，內容產業的分發渠道權重進一步下降，優質內容的競爭將更為激烈。

　　第一，視聽傳播作為社會文化的再現。

　　相關數據表明，線上音頻市場在今年能達到6.4億的用戶規模，其中占比近80%的業務為廣播劇。廣播劇已成為數字時代廣播發展的重要載體，也改變著多數受眾將廣播單純視為資訊媒介的認知，不斷激活“耳朵經濟”的發展潛力。廣播劇的收聽往往伴隨於特定場景，在等車時、入睡前等，具有深度嵌入日常生活的特征，回應著某種集體性的社會文化需要。而在接受更為廣泛的劇集、節目領域，基於社會文化洞察的內容創作更成普遍趨勢。一方面，今年的短劇創作漸成氣候，十餘集體量的創作取代過去動輒七八十集篇幅的劇集成為主流，形成對劇集註水現象的反撥。這首先源於倍速觀看等技術對觀眾的“培養”，觀眾難以忍受冗長繁瑣的無效敘事，由此倒逼創作層面的改變。同時，生活節奏的加速也影響著觀看節奏，劇集向“短”也是對觀看場景的具體調適。此外，許多作品不再一味追求大投入、大製作、重工業，選擇以對焦當下社會文化心理的細膩觀察作為切入點，促成如《我在他鄉挺好的》《愛很美味》等口碑作品。另一方面，綜藝/文藝節目在大環境的變革下重新定位自身的文化屬性，以《戲劇新生活》《再見愛人》《國家寶藏·展演季》《令人心動的offer》《舞千年》等為代表，更為重視節目的社會立意建構。而河南衛視“中國節日”系列節目“破圈”傳播、中老年相親節目走紅等現象，恰恰也反映出受眾寄托在節目創作之中的文化和情感期待。

　　第二，視聽傳播作為社會整合的手段。

　　“一路象北”的全民熱議，外交部發言人的“硬核”回應等，都在社會層面引起廣泛關註，這背後大多結合著諸種視聽傳播手段的使用。為何各地面對象群的橫衝直撞要如此“溫柔以待”？我國如何有力回應西方世界的諸種聲音？短視頻傳播給出了一個更普遍“可見”的通道，使得大眾在更迅速、便捷的媒介接觸中實現釋疑解惑的目標。再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對於阿富汗事件的報道、東京奧運會期間的融媒體報道等，都藉助視聽傳播的天然優勢觸達受眾，實現從基於共情的喚起到基於共識的整合之轉化。這自然不局限於對內的視野，更有對外的呈現。不斷加速的影視文化“走出去”，便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2021年，以節目海外播出推廣為目標的品牌活動“視聽中國”重點聚焦“一帶一路”、百年奮鬥、全面小康、聯合抗疫、人類命運共同體五大主題，並向多個國家輸出相應的精品內容，這也成為面向國際社會講好中國故事的一種重要機制。

　　第三，視聽傳播作為社會動員的機制。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直播帶貨”曾作為促進生產生活恢復的重要手段，激發社會經濟的活力。經由一個階段的培育，“直播帶貨”也從最初的野蠻生長步入有序發展，除了拓展線上銷售渠道外，也極大程度地與諸種社會公益事業相整合，在助農、扶貧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此外，短視頻平臺也成為社會動員的重要場域，例如在“反詐”宣傳中，民警老陳通過短視頻平臺與各主播“PK連麥”，在相對輕鬆、諧趣的氛圍中完成反詐科普，起到較為正面的作用；又如在河南特大暴雨期間，短視頻平臺應時而動，開設“暴雨求助”“闢謠信息發佈”“親歷者說”等不同類目的內容入口，為當地民眾提供了一個有效的信息通道，也為社會大眾構建出一重進行社會參與的空間。

　　第一，在專業主義層面，尚有提升之處。

　　僅從主持人這一職業的實踐看，今年頻頻發生的“台前失誤”就足以引發相關的重視。例如，在一檔廣播節目中，男女主持人因對美食的討論意見不合而發生爭執，男主持人摔門而去導致直播中斷；在一檔電視新聞節目中，主播因為提詞器失靈且未準備紙質稿件，導致在鏡頭前出現一系列失態的窘迫表現。上述狀況並非個案，也反映出行業在高速演進過程中對於專業主義的輕視。這當然不僅僅反映在某一工種之上，更可能投射為一種整體性的觀念偏向，例如在劇集、節目生產領域普遍存在的內容同質化現象。因希冀尋求一種“保障”，許多從業者會對標成功作品進行復刻式創作，以“確保”作品的市場反響，這從大量出現的形態相似的甜寵劇、情感觀察類節目中可見一斑。

　　第二，在技術場景方面，仍有深度構建的空間。

　　5G技術商用的前景，為視聽傳播的融合發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機。這在一方面為技術使用的突破提供可能性，例如今天人們已非常熟悉的諸種觀看技術，使得觀看成為一種具有高度能動性的視聽文化實踐。另一方面，技術場景的構造也釋放出巨大的想象空間。但目前，這一特點尚未在中國視聽傳播業得到充分體現。例如，諸種基於觀看的技術場景的壁壘尚未被打破，媒介“間性”的存在使得所謂的媒體融合仍然停留在最為淺表的實踐，各視聽平臺宣稱的“矩陣”基本也是渠道意義上的“各自為政”，很難形成體現聯動性的集聚效應。同時，對技術場景的輕視也反映在視聽評價體系的缺位之上。傳統的收聽收視評價體系存在固有問題，這既源於指標體系構建的不足，更體現在如今越來越多元的媒介渠道很難被統合到一個評價框架之中。面對這樣的狀況，行業理應充分發掘技術場景的運用價值，重新梳理並提煉一套科學、有效的評價體系，以推進行業的有序發展。

　　第三，在社會功能方面，尤應重視價值觀引領。

　　文娛領域綜合治理的系列舉措，極大地顛覆了視聽傳播業在一個階段以來對“流量至上”價值邏輯的推崇。對於選秀節目、耽改劇等內容品類的管控，恰恰也是對相關消費偏向的反思，強調內容審美的正確導向和理性選擇。但我們也應當清晰地認識到，並不是只有這兩類內容產品存在上述問題，在泛娛樂化思潮的作用下基於內容形式而非內容本身的追求恐怕是一種普遍狀況，理應予以更大的關註。同樣，短視頻、網路直播等新興視聽產品的發展，在重塑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也帶來一系列亂象問題，更需審慎對待價值觀引導的問題。例如，無節制的審醜心理，“佛媛”“病媛”等病態現象，“網紅”直播喝農藥身亡等，發生在今年的種種事件帶來巨大的社會爭議，也令人們重新思考上述視聽形態在帶來娛樂休閑的同時是否產生了更大的社會性癥候？對此的把握，還需投入更多的關註。

　　第四，在業態構建方面，需重新梳理底層邏輯。

　　長短視頻之爭，是中國視聽傳播業今年對於“權界”問題探討的一個熱點事件。七十餘家影視單位發表聯合聲明，宣佈將就互聯網上針對影視作品未經授權進行任意剪輯、切條、搬運、傳播等行為，發起集中、必要的法律維權行動。該事件持續引發關註，近期，中國網路視聽節目服務協會發佈《網路短視頻內容審核標準細則》，在內容審核層面對規範短視頻提供更明確的工作指引。新變化帶來新問題，理應對相關業態的底層邏輯進行重新梳理。在建立科學應對方式之後，長短視頻之間或將從“爭”走向“融”，發揮所長、各展優勢，面向去中心化的傳播變革形成視聽文化的“再中心化”。而這一切的基礎，勢必建立在一整套成熟有序的“規範”之上。推進包括版權保護在內的行業新秩序確立，已成為新階段視聽傳播業實現突破的重要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