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特·巴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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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巴羅(RobertJ.Barro)是當今世界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由於他在巨集觀經濟學、經濟增長、貨幣理論與政策等領域所做出的卓越貢獻，巴羅被推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1988年)、美國國會預算局學術顧問委員會委員(1996年)、美國經濟學會副主席(1998年)，併在同年獲得亞當·斯密獎 (APEE)。巴羅已被世界經濟學界公認為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
巴羅1944年生於美國紐約，1965年獲加州理工學院物理學學士學位，1970年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在談到學術興趣從物理學轉向經濟學時，他說：“我喜歡把數量分析與應用社會科學的政策問題結合在一起，我是從數量背景起步的，因此這是一個容易的轉變。”
巴羅在許多大學任過教，其中包括布朗大學(1968～1972年)、芝加哥大學(1973～1975年，1982～1984年)，羅徹斯特大學 (1975～1982年)。自1986年起，巴羅任教於哈佛大學，目前是該校瓦格納經濟學講座教授，同時又是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巴羅是當今世界新古典巨集觀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他在理論和經驗研究方面都表現出非凡的才華，產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貢獻是開創性的。自1970年代以來，巴羅的研究成果深刻影響了巨集觀經濟學的諸多領域。
凱恩斯經濟學的代表人物
在早期，巴羅是瓦爾拉斯-凱恩斯不均衡巨集觀經濟學的最重要的代表。1971年他與格魯斯曼(H.I.Grossman)合作發表論文“收入與就業的一般非均衡模型”(載《美國經濟評論》)，1976年出版著作《貨幣、就業與通貨膨脹》，建立了完整的商品市場和勞動力市場配給均衡的巨集觀經濟模型，奠定了非瓦爾拉斯均衡理論的基礎。
在此期間，巴羅從事凱恩斯經濟學研究，他曾認為積極的政府干預將有益於經濟運行，但後來，他發現以粘性價格、粘性名義工資為主要特征的凱恩斯主義框架無法解決價格決定問題。
“我們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最終依據實際解釋證明它是一個死衚衕。在此後的一兩年裡，在明白現有框架是不正確的但又無可替代的情況下，我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方向。”他回憶說，“後來，盧卡斯(RobertLucas)有關理性預期巨集觀經濟學的成果深深影響著我，而且在我的研究受挫時，它及時到來，稍後薩金特(ThomasJ.Sargent)和華萊士(NeilWallace)的成果也同樣很有影響。”
“李嘉圖等價假說”的提出者於是巴羅又以兩篇論文投入到理性預期革命中去，併成為理性預期學派的奠基人之一。這一時期，他的貢獻主要在公共財政和貨幣理論兩個領域，其代表性論文有兩篇：一篇是“政府債券是凈財富嗎？”(載1974年《政治經濟學雜誌》)，在文中他提出著名的“李嘉圖等價假說”，人稱巴羅-李嘉圖定理；另一篇就是著名的關於貨幣中性的論文“理性預期和貨幣政策的作用”(載1976年《貨幣經濟雜誌》)。
巴羅的“李嘉圖等價假說”認為，在特定條件(例如完備的資本市場、一次總付稅、代際利他等)下，如果公眾是理性預期的，對於發行債券或增加稅收，政府不論採用哪種融資方式，都不會對經濟的運行產生影響；因為，政府發行債券融資造成的赤字會引起未來稅收上升，這種上升一定會被具有完全理性的居民預期到，居民為了不使後代稅負過重必然相應地調整目前的消費。
簡言之，居民不會將政府發行公債融資這樣的財政擴張看作是幸運的意外收穫，他們寧願將一部分收入儲蓄起來以支付未來的稅收負擔，因此消費需求不會上升，更不會出現消費支出的乘數效應。同時，居民增加的這些儲蓄都購買了債券，使得債券需求的上升剛好等於債券供給的增加，貨幣需求不變，所以對利率也沒有影響。
巴羅“李嘉圖等價假說”激起了整整一代經濟學家對巴羅定理的有效性和含義進行考察、攻擊和驗證，他在1974年那篇論文是迄今為止被引用最多的經濟學文獻之一。
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巴羅的興趣集中到經濟增長上，他對經濟增長、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巨集觀經濟問題作過大量的經驗研究，推動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發展，並形成了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真實經濟周期理論。
經濟增長是巨集觀經濟學的核心問題之一。1960年代產生的“新古典增長模型”核心框架仍然被今天的大多數經濟學家所採用，該模型強調資本積累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其最重要的預測就是“趨同”，即不同國家的人均產出增長率將“收斂”於穩定的平衡增長路徑，窮國最終能夠趕上富國。但該模型忽略了決定長期增長率水平的技術進步因素，所以不能解釋世界各國之間收入水平的巨大差異。此後，新古典增長模型就不再活躍。
自1980年代中期始，經濟增長理論再次成為巨集觀經濟學的熱點，一系列新理論集中探討技術進步的根源。研究表明，技術進步，即新思想的創造，不同於一般的生產投入，因為新思想應用於生產沒有排他性，所以能自由地為任意數量的生產者所採用。這一特征意味著，技術進步的取得需要某種壟斷力量———這是一種典型的不完全競爭。1990年代，帶有這種特征的大量模型出現了，這些理論被稱作“內生增長理論”，因為其中的技術變化率由模型本身來確定，進而決定經濟的長期增長率。
在此時期，巴羅奠定了他在經濟增長領域的權威地位。他的“一個簡單內生增長模型中的政府花費”(載1990年《政治經濟學雜誌》)論文討論了內生增長模型中政府開支與經濟增長的關係，並分析了最優稅收問題；接著，他在“各國的經濟增長”(載1991年《經濟學季刊》)、以及與沙拉·伊·馬丁 (XavierSala. i. Martin)合作的“趨同”(載1992年《政治經濟學雜誌》)兩篇論文中，從國家間截面分析、國家中不同地區的截面分析和時間序列分析各個方面，研究了新古典經濟模型的趨同含義。
這些研究表明，“趨同”僅僅在一定的條件下才存在，只有當一系列解釋變數都相同時，經濟才“收斂”到相同的平衡增長路徑。這些變數包括政府政策和制度、教育體系的性質、人們的儲蓄傾向及其生育行為，還可能包括殖民歷史和宗教傳統等等。總體來說，由於窮國這些變數的值較差，所以它們並不比平均水平增長更快。
ESI(美國科學情報中心)數據顯示，巴羅論文“各國的經濟增長”在1990年代被引用577次，是引用最頻繁的論文，巴羅也因此成為論文被引用次數最高的經濟學家。
1995年巴羅與沙拉·伊·馬丁合著的《經濟增長》(MIT出版社)是經濟增長理論的集大成之作，該書系統介紹了1950～1990年代關於經濟增長的主要研究成果，強調經濟增長理論的經驗應用以及理論假設與數據間的關係。這一理論與經驗的結合是經濟增長理論複蘇的最激動人心的表現，該書被看作是思考增長問題的經典指導著作，已被譯成法、德、日、中、義大利、西班牙語等6種文字。
巴羅最近的研究興趣包括對經濟增長的根源的探討，即那些使得一些國家比另一些國家經濟增長更快的因素。他在論文“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多國經驗研究” (NBER，1994年)中考察了1960～1990年間約100個國家的經驗數據發現，在給定的真實人均GDP的初始水平下，那些教育水平較高、出生率與政府支出水平較低以及法治較好的國家，經濟增長率更高。同時，巴羅還在論文中強調了制度的重要性，他說：“經驗證明，制度差異是各國經濟增長率、投資最重要的決定因素，體制改革為一國從貧窮走向繁榮提供了一條最佳捷徑。”
巴羅關於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就業和通貨膨脹以及貨幣政策、商業周期、稅收、個人儲蓄等領域的開創性研究，對世界各國的經濟政策有很強的影響力。內生增長理論與新古典增長理論的結合，為理解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提供了最好的框架。
很多人認為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是高度關聯的，認為民主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經濟增長的希望。但巴羅研究發現，作為競選權利和公民自由量度的民主，與經濟增長並無多大關聯。他用法治測量產權保護程度，用自由選舉測量民主，然後考察這兩個指標與經濟增長的聯繫，他發現“法治對於增長的效果相當大，而民主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則相當弱”，即是說，“民主既不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也不是必要條件”。因此，巴羅主張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經濟增長必須加強法治；沒有法治，民主不可能帶來經濟繁榮。
巴羅這些成果反映在他的著作《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1997年MIT出版社)中，其主要觀點是：政府應該維護法治，削減支出，降低通貨膨脹；其結論是：民主不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政治權利的擴大一開始能夠促進經濟增長，但一旦民主達到適當水平便可能放緩增長的速度。”
目前，巴羅的研究興趣開始轉向宗教、政治與經濟的相互影響。
作為《華爾街日報》特約撰稿人和《商業周刊》專欄作家，巴羅在文章中積極宣揚財產權利和自由市場的自由主義立場，並對政府的干預政策是阻礙還是有助於經濟增長作出甄別、評析。這些文章已經編輯成書《自由社會的市場與選擇》(1996年MIT出版社)。該書已被譯成法、日、西班牙等7種文字。諾貝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評價該書為“最好的經濟分析範例，對於經濟增長和巨集觀經濟問題的討論清晰而有說服力”；《紐約時報》評論巴羅“真正能將經濟學的精髓準確地傳遞給非經濟專業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