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購統銷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統購統銷（unified purchase and sale）

　　統購統銷指對某些與國計民生關係重大的商品，實行統一收購統一供應分配的一種購銷形式，是中國現階段的一項重要政策。

　　中國從1951年1月起實行了棉紗統購，1953年11月起實行了糧食、植物油料統購統銷，1954年9月起實行棉布、棉花統購。統購統銷是中國過渡時期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實行統購統銷對於穩定市場價格，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應，有著重大作用。隨著生產的發展，物資的豐富，統購統銷的範圍將有所改變。

　　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始，出現了全國糧食供銷矛盾嚴重的問題。由於城鎮和工礦區人口猛增，1953年城鎮人口達7826萬人，比1949年增加2061萬人，致使城鄉糧食供應面迅速擴大，對商品糧食的需求量急劇增加。但是，分散的小農經濟增加生產和提高商品率的能力有限，小農餘糧戶又有待價惜售心理，加之東北等產糧地區受災，造成1953年國家糧食收購量減少，有的地方收購量未達到計劃的1／3，而當年銷售量卻比上年增加31％，情況十分嚴重。糧食形勢一緊張，一些地區出現糧食脫銷，糧食市場開始動蕩，私營糧商同國家爭奪糧食的鬥爭就十分尖銳。1953年9月4日，北京一些糧商在兩小時內把市場上能搶購到的糧食搶購一空。他們猖狂投機，企圖操縱糧食市場。

　　面對嚴峻的糧食購銷形勢，國家必須改變光靠市場收購糧食的辦法，而採取新的購糧辦法和新的糧食供應辦法。當時經過對可能採取的八種方案進行研究，仔細斟酌權衡，反覆對比篩選，排除了前七種方案，1953年10月，中共中央決定在農村實行糧食徵購，在城市實行糧食定量配售的辦法，即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簡稱統購統銷。10月16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關於糧食統購統銷的決議》。11月19日，政務院發佈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12月初開始，全國城鄉(除臺灣、西藏外)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基本內容是：

　　(1)在農村向餘糧戶實行糧食計劃收購；

　　(2)對城市居民和農村缺糧戶實行糧食計劃供應，即實行糧食的定量配售；

　　(3)國家嚴格控制糧食市場，對私營糧食工商業進行嚴格管理，並嚴禁私商經營糧食購銷；

　　(4)在中央統一管理下，實行由中央和地方分工負責的糧食管理政策。這個政策的實行，初步緩解了糧食供應的緊張狀況，取締了市場投機，保持了糧價的穩定，保證了“一五”期間大規模經濟建設和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在此前後，中共中央於1953年11月15Et作出計劃收購油料、食油計劃供應的決定；此後，又於1954年9月實行了棉花的計劃收購和棉布的計劃收購與供應，同時，城鄉開始憑布票供應棉布。

　　統購統銷政策在實施過程中不斷完善和發展。針對1954年購了過頭糧引起的緊張，1955年減少徵購總量，實行了“定產、定購、定銷”的辦法，消除了農民的不滿；同時，規定城鄉居民口糧的供應，實行按人分等定量供應的辦法，開始發行糧票。

　　統購統銷政策的實行，一方面促進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互助合作、糧食徵購成為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對農民進行改造的兩大戰略措施；另一方面嚴禁私商自由經營糧食購銷，從一個方面切斷了資產階級同農民的經濟聯繫，這實際上是對私營糧食行業的改造，並帶動了對其他私營工商業的改造，成為整個國民經濟社會主義改造中重要的一步。這個決策在當時是一個必要的正確的選擇，這是新中國在財經戰線上繼打擊投機資本、穩定物價後的又一個重大戰役。

　　一、統購統銷政策的產生

　　1.嚴峻的糧食供求矛盾, 是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的最直接原因

　　新中國建立後, 國家逐步解決經濟困難。首先利用政治上的優勢, 成功地取得了“糧棉之戰”、“銀元之戰”的勝利, 擊退了不法資本家的猖狂進攻, 控制了通貨膨脹, 百姓的生活日趨穩定。但是, 到了1953 年下半年, 全國糧食緊缺問題極其嚴重。從1952 年7 月至1953 年6 月, 國家糧食收購數量是273.5 億公斤, 而同期糧食銷售量卻高達293.5 億公斤; 為了滿足需求, 平抑糧價, 國家只能動用庫存糧20 億公斤。同時, 1953 年上半年, 全國災情嚴重。河南、江蘇、安徽、遼寧、吉林等產糧區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旱災、霜凍等影響, 受災面積達到了35 463 萬畝, 占全國各種作物種植面積的16.47%。僅小麥一項, 預計減產35 億公斤。此外, 由於工業生產需要大量的棉花、麻類等農產品作為原料, 國家鼓勵農民種植工業原料作物, 相對地減少了糧食作物的種植面積。農民因災害而有糧惜售, 也使糧食的市場供給量有所減少。

　　糧食供給危機日趨嚴重, 而同時期的糧食需求卻不斷增加。1952 年底, 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基本結束, 1953 年全國將轉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隨著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和加快工業化步伐, 城鎮人口快速增長。1953 年城鎮人口比1952 年增加663 萬, 增長9.3%; 非農業居民的消費水平比1952 年增長32%。除了城鎮人口自然增長之外, 一批工礦企業紛紛開工建設, 眾多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鎮從事工礦業, 這既減少了農業勞動力的投入, 又增加了吃商品糧的人數。此外, 土改後農村糧食產量雖有大幅度的提高, 1952 年達到了創記錄的16 392 萬噸, 但是, 由於農民生活的改善, 增加的糧食相當一部分被農民自己消費了。“過去山區農民一年只吃上十頓的白麵, 現在則每個月可以吃四五頓、七八頓, 麵粉需求量空前增大了,這是國家收購小麥困難的主要原因之一。”農民消費的增加, 就意味著所提供的農產品商品率和絕對量在短時期內不會有較大幅度的增加, 也就不能滿足國家快速工業化對資金和農產品的需求。在社會主義改造之前, 國營商業、國家資本主義及合作化商業和私營商業並存於我國商業中的批發和零售領域, 而私營商業占據著相當重要的地位。1952 年, 私營商業占全國商品批發額的36.3%和零售額的57.2%。糧食銷售市場基本是自由市場, 農民除了繳納農業稅(公糧)外, 糧食可以自由上市。這樣, 在全國糧食供求矛盾尖銳之際, 國營商業企業無力調控市場, 很多私商趁機大搞投機活動, 抬高糧價, 從而影響整個物價穩定。“糧販子大肆活 動, 特別是糧食少的地方, 糧販子的活動更厲害。從事這種活動的, 有的是農民, 有的是集鎮上的小販, 數量達幾十萬人。有些原來不做糧食生意的, 也收買囤積糧食。只要糧價一波動, 搞糧食投機的人一個晚上就可以增加幾十萬; 如果波動兩三個月, 糧販子就可以增加幾百萬。”“當時私商活動頻繁的地區, 糧食市價一般高出牌價20%—30%。”糧價的大幅度波動, 不僅威脅著百姓的日常生活, 而且“如果放任這種波動, 就會引起人心不安, 社會震動, 大規模經濟建設就很難進行。”

　　2.配合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是實行統購統銷政策的深層次原因

　　1953 年, 國家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同時, 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當時的新民主主義經濟體制, 即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計劃與市場共同發揮作用的管理體制還有存在的必要性。國家工業化的發展需要大量的價格低廉的農產品, 需要龐大的資金積累。而作為市場主體的個體農民和私營商業者, 則希望農產品的價格充分地反映市場的價值規律, 農業的資金積累主要用於農業和輕工業本身, 而不是用於國家所希望的重工業上, 這就與國家的經濟發展目標不一致。因此, 社會主義改造實際上是從排斥市場機制入手的, 實行國家對經濟和市場的直接管理, 把農業的生產和銷售計劃完全納入到國家的統一計劃之中,從而完成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

　　統購統銷政策是政府第一次採取行政手段來控制過去主要由市場機制調節的地域廣大、人口眾多的農村, 使農民和農業與市場完全割裂開來, 主要農產品的生產和銷售是國家的事情, 與生產者沒有更多的聯繫。同時, 通過農業合作化鞏固了國家對農民的控制, 從而從根本上挖掉了商品經濟和市場發育的基礎。

　　二、統購統銷政策的影響

　　1953 年11 月, 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通過了《關於實行糧食的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命令》。同年12 月初, 除西藏以外, 全國城鄉開始實行糧食統購統銷。後來, 又實行了對食用植物油、棉花等主要農產品的統購統銷。1985 年1 月, 國務院頒佈了《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十項政策》, 用合同定購政策代替統購政策。在30 多年間, 以糧食為主的統購統銷政策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統購統銷政策推動了我國工業化的進程

　　1953 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突出了國家工業化的核心地位。中國的工業化並沒有沿用世界上通行的類似英國的“圈地運動”那樣的資本原始積累模式, 而是借鑒蘇聯經驗, 優先發展重工業。新中國這樣做的原因: 一方面,1929—1933 年世界性經濟危機, 暴露了西方工業化模式的弊端; 另一方面, 蘇聯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工業化所帶來的經濟繁榮, 對中國是一個很好的榜樣。優先發展重工業則需要大規模的資金積累。1952 年底, 農業產值占工農業總產值的56.9%, 輕工業產值占整個工業總產值的64.4%,而其中以農產品為原料的產值又占輕工業產值的87.5%。面對這樣一個畸形的產業結構, 我國不可能依賴工業為國家工業化的發展提供資金積累和國民儲蓄。儘管當時我國農業也十分落後, 但相比起來它卻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最主要部門, 是唯一能夠為經濟發展提供資金積累的部門。因而, 農業成為能夠為工業化建設提供國內儲蓄和投資的重要來源。

　　統購統銷政策實行後, 農業對工業化提供的資金積累主要通過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實現。在我國, 剪刀差可分為比價剪刀差和比值剪刀差。比價剪刀差到1958年就已經被消除; 而比值剪刀差是真正反映剪刀差的實質, 一直存在到現在。1957 年, 剪刀差差幅為0.64;1978 年, 差幅為0.71; 1987 年差幅為0.154[7](P67)。據統計,1953—1981 年間, 國家通過價格剪刀差的方式從農民手中籌集工業化資金共7 000 多億元, 加上農業集體組織內部的積累1 000 多億元, 總計約8 000 多億元, 相當於同期我國積累基金15 000 多億元的50%以上; 而國家在此期間對農業的投資總計只有800 億元左右。顯然, 即使扣除農民應負擔的一部分國防、行政、文教費用, 農業提供給國家和工業的剩餘產品也大大多於他們從國家和農業得到的剩餘產品[8](P63)。此外, 國家對棉花等幾種主要經濟作物實行了統購統銷, 使輕工業有了一個穩定的、成本低廉的原材料來源, 獲得了保護性發展。國家從輕工業中獲得的大量利稅又被投入到重工業當中, 從而推動了重工業的發展。統購統銷政策降低了工業生產中的勞動力成本。建國之初, 我國工業一直採用粗放型經營模式, 勞動力的大量投入是主要表現。因此, 勞動力的成本即工人的工資, 對工業品價格的高低和工業利潤的多少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實行糧食等主要農產品統購統銷後, 國家控制了糧食的收購和銷售, 以較低的價格從農民手中收購糧食, 又以較低的價格銷售給城鎮居民。一直到80 年代初期, 我國城鄉居民的恩格爾繫數都在50%以上。1957 年, 全國農民家庭人均生活費支出為70.68 元, 其中食品支出為46.49 元, 恩格爾繫數達到65.9%。1978 年, 全國農民家庭人均生活費支出為116.06 元, 其中食品支出為78.59 元, 恩格爾繫數達到67.7%; 全國城鎮家庭人均生活費支出為311.16 元, 其中食品支出為178.92 元, 恩格爾繫數達到57.5%。如此高的恩格爾繫數決定了城鄉居民購買食品的支出占家庭總消費支出的絕大部分, 而食品價格的高低影響到家庭 消費質量的高低。城鎮居民用較低的價格獲得糧食和以糧食為原料的食品, 從而降低了城鎮居民基本生活消費的開支, 工人在較低的工資水平下能夠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這樣, 低工資帶來了勞動力成本的降低, 直接促進了工業利潤以相對較高的速度增加。

　　2.統購統銷政策推動了我國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

　　新中國成立後, 國家開始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 逐漸形成計劃經濟體制。在計劃經濟體制確立的過程中, 面臨的一個主要問題就是如何解決分散的、數量龐大的農民和落後而又制約著工業化發展的農業問題, 其關鍵點是將農村中普遍存在的小農經濟納入計劃經濟的軌道之中。

　　在國民經濟基本恢復時期, 還沒有找到解決問題的好辦法。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 就必須將農業生產和銷售全盤納入到國家計劃管理的範疇中。這樣, 一方面能夠推動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另一方面全力支持國家工業化的發展。“農業生產計劃是國民經濟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剋服農業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防止局部地區自給自足偏向的有效辦法, 是保證軍需民食、工業原料以及外銷物資的生產, 與提高人民生活, 使中國逐步走向工業化的有力手段。”

　　1953 年實施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 將分散的農民控制在國家手中, 取消了覆蓋面廣的自由市場, 國家完全掌握了糧食等主要農產品, 甚至將計劃管理深入到消費領域, 這為後來建立計劃經濟制度奠定了基礎。該政策一經頒佈, 就收到了明顯的成效。據統計, 1954 年的糧食收購量為5 089 萬噸, 比1953 年超出784 萬噸[3](P26)。這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嚴峻的糧食危機。這樣, 建國以來一直難以真正實現的農業生產終於納入了國家計劃經濟的軌道。

　　3.統購統銷政策暴露出很多弊端, 影響著我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統購統銷政策從根本上否定了農產品作為商品的基本屬性, 不承認價值規律對農業經濟的指導作用, 不按照價值規律的客觀要求來組織農業生產和經營, 其結果只能是農產品的價格嚴重地背離了市場價格, 不能真實地反映其內在價值, 而且農民進行農業生產和經營, 完全依賴行政命令,“因為統購統銷割斷了農民同市場的聯繫: 土地種什麼, 信息不是來自市場, 農民對自己的產品, 處理無自主權, 即使有餘糧, 也不能拿到市場去賣, 這就排除了價值規律對農業生產的刺激作用。”這嚴重地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限制了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 直接導致了我國農業生產長期處於落後中徘徊的局面。建國之初, 國家就試圖縮小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 1956 年我們還對蘇聯依靠剪刀差動員農民積累的方式進行了批評。“蘇聯的辦法把農民挖得很苦。他們採取所謂義務交售制等項辦法, 把農民生產的東西拿走太多, 給的代價又極低。他們這樣來積累資金,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極大的損害。”但是, 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落後的農業大國, 要搞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 僅靠工業的自身積累是遠遠不夠的。這樣, 就迫不得已地要求農民多提供一點積累。在實際的過程中, 否認價值規律的作用, 農民的稅收過於沉重, 工農業產品價格的剪刀差不僅沒有縮小, 反而擴大了。建國後, 農業部門每創造100元價值, 通過剪刀差無償流失到工商部門的量為: 1952 年17.9元, 1957 年23 元, 1978 年25.5 元, 1984 年10 元。這種價格剪刀差的長期存在,無形地推動城鄉二元體制的形成。在農村, 農民多餘的農產品被低價統購, 而在城市, 城鎮居民都能以一個較低的價格獲得農產品。國家糧食經營費用逐年增加, 長期存在購銷價格“倒掛”的現象。國家財政只能不斷地大量投入,實行各種價格補貼。1987 年為294.60 億元, 占同年國家財政總支出的12.14%; 1988 年達到了370.34 億元, 占同年國家財政總支出的13.88%。

　　此外, 在實施統購統銷的過程中, 有些地方徵購過頭糧的現象比較普遍, 造成了農民與地方政府的關係十分緊張。在安徽亳縣, 1958 年全縣農業人口71 萬, 糧食實產2.27億公斤, 徵購任務1.5 億公斤, 完成7 559.5 萬公斤, 占任務的50.39%, 人均負擔量106.5 公斤, 留量加回銷人均占有糧食218 公斤。糧食徵購占到實產的1/3 左右, 而留給和返銷給農民的糧食, 除去種子、飼料、社辦工業等項用糧外,農民的口糧很低。有時到播種季節還向農民逼交種子。統購統銷政策作為計劃經濟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國家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 該政策違背了經濟規律, 主觀地用行政手段代替經濟手段來調控農產品的生產和流通, 成為了我國農業生產發展緩慢的重要因素, 阻礙了城鄉商品經濟的開展。

• 議購議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