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企業家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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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1883—1950)，是美籍奧地利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繼承了瓦爾拉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但是他註重動態研究方法。他決心跨越靜態的一般均衡理論，建立一套從經濟體系內部來說明經濟動態現象的理論。他的創新理論便是他從均衡體系內部尋找發展動力源的結 果，這一點可以說是深受馬克思影響的。他提出的創新理論對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以此為基礎而產生的“技術創新經濟學 和“制度創新經濟學”已經成為西方經濟學的重要學派。

　　熊彼特基於“創新理論”又提出的企業家理論，並對這一理論的現實意義進行了分析。熊彼特認為作為資本主義“靈魂”的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因此，可以把他所稱道的企業家稱為創新型企業家。

　　熊彼特假定市場經常處於均衡狀態，企業家的創新行為只是偶然地、間斷地打破了市場的均衡狀態，這一過程也是企業獲取利潤的過程。當企業家的創新行為被同行所模仿時，利潤就消失了，市場又恢復了均衡狀態。熊彼特認為市場能夠自動地實現均衡，這種自動的均衡化是完美無缺的，不均衡狀態的短暫性與偶然性決定了企業利潤的短暫性與偶然性。以均衡假定為基礎。熊彼特刻畫了一個超越於市場結構之外，同時也超越於企業組織結構之外而存在的企業家形象，是企業家能動的、偶然的創新行為推動了資本主義經濟“飛躍式的發展”。

　　熊彼特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說，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人生產體系。這種新組合包括5種情況：(1)採用一種新產品或一種產品的新特征；(2)採用一種新的生產方法；(3)開闢一個新市場；(4)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製成品的一種新的供應來源；(5)實現任何一種工業的新的組織。因此“創新”不是一個技術概念，而是一個經濟概念：它嚴格區別於技術發明，而是把現成的技術革新引入經濟組織，形成新的經濟能力。

　　熊彼特把新組合的實現稱為企業，把以實現新組合為基本職能的人們稱為企業家。按著他的定義，企業家比我們原來所指的企業家在內涵和外延上既要窄又要寬。“廣一些，是因為首要地，我們所叫做的企業家，不僅包括在交換經濟中通常所稱的‘獨立的’生意人，而且也包括所有的實際上完成我們用來給這個概念下定義的那種職能的人，儘管他們是（現在逐漸變成通例）一家公司的‘依附的’雇佣人員，例如經理、董事會成員等等：或者儘管他們完成企業家的職能的實際權力具有其它的基礎，例如控制大部分的股權。由於是實現新組合才構成一個企業家，所以他不一定要同某個別廠商有永久的聯繫：許多的‘金融家’、‘發起人’等等就不是同某些具體廠商有永久的聯繫，但他們仍然可以是我們所說的企業家。另一方面，我們的概念比傳統的概念要狹一些，它並不包括各個廠商的所有的頭目們或經理們或工業家們，他們只是經營已經建立起來的企業，而只是包括實際履行那種職能的人們。”我們原來認為的企業家，並不是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而原來不被當作企業家的，則屬於熊彼特意義上的企業家。一個人只有當他實際上實現“新組合”時才是一個企業家。

　　熊彼特還認為，充當一個企業家並不是一種職業，一般說也不是一種持久的狀況，所以企業家並不形成一個專門意義上講的階級。他說：“一旦當他建立起他的企業以後，也就是當他安定下來經營這個企業，就像其他的人經營他們的企業一樣的時候，他就失去了這種資格。”因此，一個人在其一身中很少能總是一個企業家，且企業家的職能本身是不能繼承的。

　　熊彼特認為，在沒有創新的情況下，經濟只能處於一種他所稱謂的“迴圈流轉”的均衡狀態，經濟增長只是數量的變化，這種數量關係無論如何積累，本身並不能創造出具有質的飛躍的“經濟發展”。“在例行事物的邊界以外，每行一步都有困難，都包含一個新的要素。正是這個要素。構成領導這一現象。”這裡的領導，就是率先創新的企業家。只有企業家實現創新，“創造性的破壞”經濟迴圈的慣行軌道，推動經濟結構從內部進行革命性的破壞，才有經濟發展。

　　熊彼特還認為，創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壟斷，刺激了大規模的投資，引起經濟繁榮，當創新擴展到相當多的企業之後，盈利機會趨於消失，經濟開始衰退，期待新的創新行為出現。整個經濟體系將在繁榮、衰退、蕭條和複蘇四個階段構成的周期性運動過程中前進。他首先用“純模式”來解釋經濟周期的兩個主要階段——繁榮和衰退——的交替：創新—(為創新者)帶來超額利潤—引起其他企業仿效—第一次創新浪潮—對銀行信用和資本品的需求↑—經濟步入繁榮；創新的普及—超額利潤消失—對銀行信用和資本品的需求↓—經濟收縮，由繁榮步入衰退。

　　對經濟周期的四階段：繁榮、衰退、蕭條、複蘇，熊彼特用創新引起的“第二次浪潮”來解釋之。第一創新浪潮—對銀行信用和資本品的需求↑—生產資本品的部門擴張—生產消費品的部門擴張—第二次浪潮—物價↑，投資機會↑，投機現象出現。隨著創新的普及，超額利潤消失，經濟進入衰退期。第二次浪潮與第一次浪潮有重大的差別。第二次浪潮中許多投資機會與本部門的創新無關。這樣，第二次浪潮中不僅包含了純模式不存在的失誤和過度投資行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調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純模式中，新的創新引起經濟自動地從衰退走向繁榮，而現在由於第二次浪潮作用，經濟從衰退走向蕭條。蕭條發生後，第二次浪潮的反應逐漸消除，經濟轉向複蘇。要使經濟從複蘇進入繁榮，則必須再次出現創新。

　　熊彼特用三對相應的矛盾作為特征來描述了“迴圈流轉”過程與“發展”過程的區別，第一，兩個真實過程的對立：一方面，有迴圈流轉或走向均衡的趨勢，另一方面有例行經濟事物渠道中的變化，或以制度內部產生的經濟數據中的自發的變化；第二，兩個理論工具的對立：靜態的和動態的，第三，兩類行動的對立：根據現實，我們可以將其描繪為兩種類型的人物，單純的經理和企業家。

　　熊彼特認為，對企業家從事“創新性的破壞”工作的動機，固然是以挖掘潛在利潤為直接目的，但不一定出自個人發財致富的欲望。他指出，企業家與只想賺錢的普通商人或投機者不同，個人致富充其量僅是他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動機來於“個人實現”的心理，即“企業家精神”。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精神”包括：

　　1、建立私人王國。企業家經常“存在有一種夢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個私人王國，常常也是一個王潮。”對於沒有其他機會獲得社會名望的人來說，它的引誘力是特別強烈的。

　　2、對勝利的熱情。企業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戰鬥的衝動，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的衝動，他求得成功不僅是為了成功的果實，而是為了成功本身。”利潤和金錢是次要的考慮，而是“作為成功的指標和勝利的象徵才受到視” 。

　　3、創造的喜悅。企業家“存在有創造的歡樂，把事情做成的歡樂，或者只是施展個人能力和智謀的歡樂。這類似於一個無所不在的動機⋯ ⋯我們類型的人尋找困難，為改革而改革，以冒險為樂事。”企業家是典型的反享樂主義者。

　　4、堅強的意志。企業家“在自己熟悉的迴圈流轉中是順著潮流游泳，如果他想要改變這種迴圈流轉的渠道，他就是逆潮流游泳。從前的助力現在變成了阻力，過去熟悉的數據，現在變成了未知數。”“需要有新的和另一種意志上的努力，⋯ ⋯去為設想和擬訂出新的組合而搏鬥，並設法使自己把它看作是一種真正的可能性，而不只是一場白日夢。”

　　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的工作是“創造性的破壞”。而阻礙創新的因素有：第一，是信息不充分條件下許多事情處於不可知的狀態。“實現一個新計劃，和根據一個習慣的計划去行動，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就像建造一條公路和沿著公裡行走是兩件不同的事情一樣。”第二，是人的惰性。“作為一種新的事情，不僅在客觀上比作已經熟悉的和已經由經驗檢定的事情更加困難，而且個人會感到不願意去做它，即使客觀上的困難並不存在，也還是感到不願意。”第三，是社會環境的反作用。這種反作用首先在法律上或政治上存在障礙而表現出來，其次在受到創新威脅的各個集團中表現出來，再次在於難於找到必要的合作上表現出來，最後是在難以贏得消費者上表現出來。

　　熊彼特認為企業家要進行創新首先要進行觀念更新。這是因為“一切知識和習慣一旦獲得以後，就牢固地植根於我們之中，就像一條鐵路的路堤植根於地面上一樣。它不要求被繼續不斷地更新和自覺地再度生產，而是深深沉落在下意識的底層中。它通常通過遺傳，教育，培養和環境壓力，幾乎是沒有摩擦地傳遞下去。”

　　其次，企業家必須具備一定的能力。這些能力包括：1、預測能力。企業家應具有“儘管在當時不能肯定而以後則證明為正確的方式去觀察事情的能力，以及儘管不能說明這樣做所根據的原則，而卻能掌握主要的事實、拋棄非主要的事實的能力，”能抓住眼前機會，挖掘市場中存在的潛在利潤。2、組織能力。企業家“不僅在於找到或創造新的事物，而在於用它去是社會集團留下深刻的印象，從而帶動社會集團跟在它後面走。”善於動員和組織社會資源進行並實現生產要素新組合。3、說服能力。企業家善於說服人們，使他們相信執行他的計劃的可能性；註重取得信任，以說服銀行家提供資本，實現生產方式新組合。

　　當然，在熊彼特看來，企業家是不承擔風險的。這是因為企業家進行創新活動所需要的資本是由那些成功的企業家所形成的資本家階層提供的，即資本市場提供的。企業家可以從資本市場獲取他們需要的任意數量的資本，因而資本並不構成其成為企業家的約束條件。與此相對應，由於資本的外來性，風險也由資本所有者承擔，企業家並不承擔風險。

　　由於創新來自於體系內部，新組合的實現，就意味著對經濟體系中現有生產手段的供應作不同的使用。支配生產手段對於執行新組合是必要的。銀行家通過提供信用，向企業家貸款，正好就把資源放在企業家手中供其運用，這就是銀行家所起的杠桿和橋梁作用。而提供信貸的人便是“資本家”那一類人的職能。在熊彼特看來，所謂資本，就是企業家為了實現“新組合”，用以“把生產指往新方向”、“把各項生產要素和資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種杠桿和控制手段。資本不是具體商品的總和，而是可供企業家隨時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業家和商品世界的“橋梁”，其職能在於為企業家進行創新而提供必要的條件。由此可見，熊彼特所謂的信用，指的就是企業家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隨時使用的支付手段。換句話說，信用就是專為以實現創新為目的的企業家而創設的貨幣資本。信用使得個人能夠在某種程度上不依靠繼承的財產而獨立行事。因此，信用對於新的組合是首要的。而這隻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才具有。熊彼特進一步分析指出，當資本主義經濟進入相對發達階段之後，資本市場的建立和良好運轉成為實現創新的基礎。

　　熊彼特企業家理論的實質是，企業家的任務是創造性的破壞。

　　(1)新的組合方式一在熊氏看來，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企業，以追求本單位的利潤為原則，為此必須使自己的企業擺脫舊的組合方式，形成一種新的組合方式；具體有五種情況：

　　①開發瀝產品和新包裝、新劑型產品；由引進新的生產方法，既包括新的科學技術，

　　②開闢新的銷路；

　　③尋找新的原料和能源來源；

　　④重建產業組織，形成自己的壟斷地位。也包括新的經營組織和運輸方式；

　　(2)創造性的破壞——熊氏認為，經濟學應在改變環境本身的能動體系中去追求利潤目的的。所以，企業家就成為支持、創造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主體。他在“產業要不斷破·除舊的生產方式，創造新的生產方式，經濟結構不斷地從內部進行革命突變”的過程中，發現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實質，即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正是資本主義的本質。他認為，雖然也有人把開墾土地和科技進步列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但它們僅僅是外因，正確的認識是：開墾土地是產業過程的組成部分，把科技發明和發現應用於產業中，才是企業活動的本質。

　　(3)創造信用——進行新組合的企業家，在調動正為某項用途使用的生產資料用於新用途時，必須賦予獲取生產手段的購買能力。銀行創造的信用，拾恰起到了這一作用。由銀行提供信用的企業，可通過犧牲舊的購買力來為自己引進生產資料和提供勞力服務。熊氏指出，所謂資本是指企業家可隨時自由使用的貨幣和用於其他支付手段的款項，它是企業家招所需具體物質資料置於自己支配之下的杠桿，是為達到新的目的而處理物質資料或給生產招出新方向的手段。

　　(4)社會階級理論——在熊氏經濟理論中，企業家的機能占有核心概念的地位，他—方面說明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形成社會階級(資產階級)的重要依據。熊氏的社會階級理論概括為：階級現象的最根本基礎，在於每個人適應性的差異，即指為了適應經常變換的環境而必須具備的各種機能上的相對資質差別。

　　(5)領導者的機能——每當搞一番新事業時，往往會遇到來自社會環境的各種阻力，甚至決策者頭腦中的僵化思維習慣也會抬頭，以致於對形成中的計劃提出反證。當常規活動到達極限時，多數人往往感到不知所向；而另一些人，則以各自不同的步伐向前邁進。越是在這種情況下，就越需要有領導能力，即做出決策、統轄指揮、改變方式和大步向前的能力。領導者的機能，就是根據一定的洞察力，即在所處環境中大膽廢棄不起作用的因素，果斷選擇對成功起作用的要素，率先衝鋒。

　　(6)企業家的資質特征——資質也是一種領導能力，但所謂領導是指通過領導者的工作來影響別人，而不是指領導者的工作本身，因此，象單純的發明家或工程師，並不能稱得上企業家。同時，人們把“權威”看作是對他人影響能力的重要因素，但熊氏認為，企業家的這種權威因素較小，更重要的是把目光敏銳和獨立自主能力結合起來。具體說來，企業家的重要資質有：能完全勝任不勝其繁的會議和交涉的特殊的體力與魄力，善於說服他人以獲得支持和能通過巧妙的交涉操縱他人的謀賂和服識等。

　　(7)企業家的機能——熊氏意識到，經濟學只是觀察和解釋的科學，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驗證理論和現實之間的關係。他的理論具有預言性。他從三個方面列舉了企業家的動機：

　　①“建設私人王國”。這不僅限於個人，還包括子孫後代的家族。企業家一旦失去了這種特殊的動機，堅強決心也將同時削弱。

　　②“對勝利的熱情”。

　　③“創造的喜悅”。

　　有人認為，勝著企業組織的大規模化和新技術化，原來屬於個人性的機能向組織性方面轉變，也會導致企業家機能的無用化。熊氏認為未必如此。他的理解是：採用新的方法後，並非所有問題都會迎刃而解，因為它本身並不是合理性經濟行為這一概念所包含的要素。如果說以前個人企業的企業家必須具備周轉資金能力、管理人事能力、運用技術能力、掌握信息能力和瞭解市場能力等全面的綜合性領導能力，那麼通過組織化，會使領導機能出現某種程度的分工化、專門化和單純化方向發展。顯然，企業組織的大規模化和專業化，不僅不會使企業家機能失去作用，相反促進了企業家機能的單純化。

　　在我國改革開放的今天，企業家隊伍的建設是重要的。根據熊彼特的企業家理論，我們得到以下啟示：

　　1、建立一個獨立的企業家隊伍。近幾年來，中國巳經出現了許多企業家，但是還沒有形成一定規模，企業家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作用。企業家不同於資本家，也不同於股東，也不是一般的經理或廠商，而是一個具有獨立意義的特殊群體。實際上，我國近幾年一直在提企業家隊伍建設問題，並且巳經意識到國有企業效益下滑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缺乏一批真正意義上的高素質的企業家 所以說，我國建立企業家隊伍勢在必行，但是企業家並不是一個特殊的階層，企業家隊伍必須是不斷發展、不斷更新的。

　　2、對企業家的素質要求。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企業家隊伍?對企業家的素質有哪些要求?首先，必須要有創新精神。熊彼特經濟學的核心是創新理論，其對企業家的定義中就包含企業家必須要有創新精神。我國不缺乏懂經營、善管理者，關鍵是缺乏具有創新精神的經營者、管理者。其次，將創新精神付諸實踐。熊彼特認為，具有創新精神和具有企業家精神是不同的。僅僅具有創新精神而不能在實踐中發揮也不能履行企業家職能，也不等於一個合格的企業家。而且企業家只有在履行其職能時才稱為企業家。

　　3、中小企業的發展必須要依靠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我國中小企業要發展，國家也已經將中小企業的發展作為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內容，並且提出以政府名義擔保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鼓勵中小企業發展的政策。實際上，中小企業的發展所依賴的最重要的力量是創新，包括技術創新、管理創新和融資創新。政府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這會造成中小企業對政府的依賴，不利於政企分開和政府職能的轉變。從西方中小企業發展的歷程來看，它們的融資並投有依賴政府提供擔保，它們所依賴的主要是民間融資和風險投資。臺灣地區為中小企業提供貸款擔保的也不是政府而是民間金融機構，它們能夠迅速發展並且效益顯著，甚至有一些已經成為具有一定實力的大公司或大集團，所依賴的是它們的創業者所具有的一種不同於大企業經營者的創新精神。如比爾·蓋茨所創立的微軟公司能夠取得豐厚利潤，很大程度上與它們的技術創新有關係。它們建立初期並投有大企業所具備的公司治理結構，但是它們卻迅速發展起來了。可以說，企業要取得長遠發展必須不斷創新，如果總是受一定固定模式的制約，最多只能取得與其它企業相同的業績；若要進一步發展，必須創新。

　　4、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出路在於創新。不但要基於現有基礎進行創新，關鍵是要基於世界水平進行創新。例如公司治理結構，雖然西方的公可治理結構已經被廣泛接受，並且證明其效果是顯著的。但在中國的適用是有限度的，我們不能期望外國的公司治理結構能夠徹底解決中國的國有企業治理結構問題。而是應該創新出一種與中國國情、人員素質、文化程度相適應的公司治理結構，為中國國有企業的順利改革創造條件 而這些職能的實現和任務的完成主要依靠的是企業家本身的創新精神。假如國有企業不船在這一方面實現創新，當所有的企業都採用這種公認的或已相成熟的公司治理結構後，國有企業的利潤——特別是超額利潤——就不能體現出來。另一方面，中國國有企業從股權結構上看，不同於西方的股份公司，雖然國家或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政府可以視為是一個大股東，但是畢竟不同於具有獨立利益的自然人，所以照搬西方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來改造中國國有企業而不斷創新，即使在短期內能夠取得巨大的經濟效益，也不是長久之計。所以，國有企業要取得發展，必須進行創新，國有企業改革的出路在於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