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圖惡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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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圖惡習:經濟學方法論中的兩個經典隱喻之一

　　大衛·李嘉圖（1772－1823）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傑出代表和完成者 。1817年4月,李嘉圖的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出版，這是一本標志著英國古典經濟學最後完成的著作。全書共分三十二章，馬克思指出，他的理論完全包括在前六章中，而主要在第一、第二章（“論價值”，”論地租”）中，除貨幣一章以外全書其餘各章只是這兩章的補充和附錄。確保李嘉圖在經濟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鍛造了一般分析體系的能力，這種分析體系基於相對少的原理而獲得廣泛的結論，他的“體系”是演繹推理過程的一個紀念碑 。在李嘉圖的著作里，歷史、制度和事實這些在亞當·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東西都淡化為一種背景，有了他，經濟學喪失了以亞當·斯密的方法為特征的經驗傾向而變得嚴格和抽象了，從而經濟學變成真正自治的東西。即它基本上不依附於除了從它本身的思想體系的內部邏輯中產生的原則以外的任何原則。他的寫作風格的特點是要縮小抽象的結論和具體的運用之間的區別。李嘉圖擅長把複雜的經濟現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變數，然後通過對這些變數的解釋進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運作進行詮釋。熊彼特把李嘉圖這種將高度抽象的經濟模型直接應用於錯綜複雜的現實世界的傾向稱為“李嘉圖惡習”

　　李嘉圖擁護一種抽象的演繹方法是獨創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現代經濟分析的道路，並產生了最終轉化為數學形式的定理。李嘉圖創立了許多抽象的名詞來觀察經濟也具有獨創性。沒有比李嘉圖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但也沒有人在考察所涉及的原理時更忠實於“奧卡姆剃刀 ”這樣的邏輯了 。李嘉圖抽象研究方法本身並沒有問題，他嚴密推理的分析體系顯示了一種方法論的嚴密性，這種嚴密性是他的前輩和他的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所不及的。抽象在經濟學中是必不可少的。 “經濟人”假設是一個最普遍、最重要的抽象了，即使是現代經濟學中一般均衡理論中的阿羅－德布魯定理、產權理論中的科斯定理等也都建立在抽象的基礎之上。這些“參照系”本身的重要性並不在於他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於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 。李嘉圖的這種抽象方法與馬克斯·韋伯的“理想類型（ideal-type）”有相似之處。韋伯在自己的著作中經常使用“理想類型”的概念。雖然名稱如此，但是它並不指任何規範的或者值得稱贊的東西，而與現代經濟分析中所使用的“模型”有親緣關係。一個“理想類型”就是一種思想上的構造，它並不描繪現實，而是通過誇張它的某些特征並丟棄其他的特征而從中抽象出來的。它簡化了對經驗上觀察到的物質的假說、系統化和分類的形式化。

　　李嘉圖出現問題的地方在於把這種抽象直接應用於現實。李嘉圖研究經濟現象運用抽象方法，以邏輯推論來發現其中的“法則”，即經濟現象間的內在聯繫。馬克思對李嘉圖的這一方法給以高度評價，並做了精辟的論述。馬克思說明瞭李嘉圖採用這種方法的“歷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經濟學史上的科學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 。這種方法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主要表現在，“這種方法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範疇相互一致”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此亦有經典的評價，“他讓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獵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魚和野味的交換價值中的勞動時間比例交換魚和野味......看來，除了資產階級社會形式以外，“歐文先生的平行四邊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會形式” 。

　　抽象是必要的，但是直接用抽象的東西去解釋錯綜複雜的現實卻是一種“惡習”。如何避免這種傾向呢？馬克思在1857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論述的建立政治經濟學體系的方法是一種正確的方法。馬克思把這種方法歸結為“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即“思維用來掌握具體並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抽象上升到具體是一個由簡單的經濟範疇上升到複雜的經濟範疇的過程，也是一個由經濟範疇的簡單規定性上升到經濟範疇複雜規定性的過程。馬克思認為，“如果想不經過任何中介過程就直接根據價值規律去理解這一現象（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同勞動價值論之間的關係，李嘉圖企圖在價值形成的邏輯層面上直接說明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這一分配問題。）……就是一個比用代數方法或許能求出化圓為方問題更困難得多的問題” 。李嘉圖的錯誤就在於試圖把“方”直接變成“圓”，在闡述方法上缺少歷史的和邏輯的“中介過程”。由於“中介運動在它本身的結果中消失了，而且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因此，政治經濟學的重要意義就在於運用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揭示從本質到現象轉化的 “中介”和“中介過程”。

　　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我們對西方經濟學理論採取了全盤否定和排斥的態度，這是不正確的、片面的。改革開放以來，對於西方經濟學完全否定和極端排斥的片面傾向得到了糾正，西方經濟學在教學中得到了廣泛普及，在經濟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對於中國經濟學的發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與此同時，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問題上，出現了另外一種片面傾向，這種傾向把西方經濟學特別是主流經濟學當作惟一科學的經濟學理論。基於上述兩種傾向的存在，如何正確認識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關係，成為我國經濟學者長期爭論的熱點問題，並有大量的論著問世。“兩個範式之爭”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今天的現實狀況是，馬克思經濟學越來越受到忽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和教學中存在一下一些突出的問題，“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高水平的教員比較缺乏……，重視西方經濟學而忽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傾向仍然比較嚴重” 。

　　在實際學習中，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過於抽象，脫離實際，意識形態的意味太重等成為大家不願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主要理由，上述這些看法與觀點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但是這些錶面的判斷成為遠離、甚至厭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由實際上意味著對經濟學方法論層面關於抽象和具體、實證與規範等基本範疇的理解過於粗淺。在“李嘉圖惡習”和“休漠的鍘刀”這兩個隱喻的分析部分已經表明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對待這兩個範疇的科學態度。其實關於這兩者的爭論背後隱藏的是對關於社會科學和意識形態關係的更為一般的關註。

　　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作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研究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而存在的，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理論武器，不僅使其它哲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而且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自己長期處於“學術與政治”的現實語境之中，而且馬克思主義哲學有時充當錯誤政治和政策的辯護工具，這些都極大地敗壞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術聲譽。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的話語方式下的確導致很多學者把意識形態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緊密聯繫起來，從而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科學性和階級性的統一。有關意識形態的討論成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遭受忽視和攻擊的主要原因。因為擺脫意識形態的統攝而獨立就是通向客觀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途徑”被多數學者視為方法論前提。“許多社會科學家堅信：有效應用的最佳途徑是客觀地從事研究和理論建設，免除意識形態和哲學爭執的干擾。……社會科學在過去幾十年的進程就是由自然科學的模式如此引導的” 。其實，合理的評價的積极參与，從根本上說來，是認識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為它正是認識能動性的根源之一。其實，“所謂“非意識形態化”或“意識形態的終結”，一部分是出於一些學者的善良天真，更多地是出自“意識形態的掩飾”。……他們心目中的終結，是西方意識形態的對全球的占領，是反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 。

　　D·麥克雷指出：“社會科學各學科中廣為人知的這類詞語包括‘穩定的民主’、‘發展’、‘人均福利費用’、‘實際國民收入’、‘社會流動’ ……這些詞各有其社會價值評判的涵義。不過，我們可以小心地講出它們來，就像它們沒有那種涵義似的” 。其實，解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學中這個難題出路不在於“告別意識形態”，而在於對意識形態性和學術性做出正確的理解。

　　與自然科學不同，經濟學是有階級性的。無數的事實說明，經濟學家在研究、解釋和試圖解決經濟問題時，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站在特定的階級立場，代表和維護特定的階級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採取符合特定階級利益的價值判斷。“一般地講，經濟學家們所持的價值觀念，就是在其所生活的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價值觀念，他們的專業能力……在於能夠很好地理解一種經濟體制是如何在不同的制度框架下正常運行的” 。

　　凱恩斯也曾公開表示：“如果當真要追求階級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屬於我自己那個階級的利益。在階級鬥爭中會發現，我是站在有教養的資產階級一邊的” 。意識形態是系統地直接反映社會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的思想體系。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屬於意識形態。例如，倫敦大學奇克教授說：在西方國家，不僅“巨集觀經濟學難於同政治分開”，而且“在微觀經濟學中充滿了意識形態的東西” 。意識形態作為社會歷史現象，作為一定階級意識、價值觀念系統的集中表現，它們體現著各種不同的利益、需求和目的，其中有的妨礙人們達到客觀的科學認識，有的則需要和有利於客觀的科學認識。J·C·豪爾紹尼認為“價值判斷經常在經濟學中發揮重要的作用，……它們影響著經濟學家所作出的政策建議以及他們對不同經濟組織體制的優缺點所作出的判斷” 。

　　對待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研究需要避免的是“六經註我”與“我註六經”的方法論困惑。理論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它與一定的意識形態相結合，但不能僅僅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註釋和解說。馬克思寫給俄國《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針對俄國學者把他“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的做法的反應，能更好的回答這種現實中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教條隨便套用的庸俗的做法。你們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的確，用馬克思主義來註釋和解說某些政策，已經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帶去了“過多的侮辱”。

　　同西方經濟學一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既是學術，又是一種理論信仰和意識形態，應當在學術和意識形態兩個領域都發揮指導作用，但要搞清各國政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和學界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本質聯繫與某種差別。理論研究的批判應該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如果只贊成馬克思經濟學作為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而不贊成其基本的核心理論，則會架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總之在講授和學習馬克思經濟學時完全無需迴避它的意識形態性，解決問題的關鍵在於直面這一問題，在於如何結合新的經濟事實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如何從當前的現實出發，從整體的聯繫出發，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進行創造性發展是今天馬克思經濟學研究面臨的核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