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租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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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租經濟學是安尼·O·克魯格(Anne O Krueger)1974年在《美國經濟評論》發表的一篇論文《尋租集團的政治經濟學》。此後，尋租經濟學由於將經濟學視野從資源在生產領域的配置問題拓展到資源在生產和非生產領域之間的配置問題，從而大受經濟學界青睞，其研究得到長足發展。

　　尋租經濟學的發展使經濟學的研究視野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增進社會福利的活動）拓展到非生產性的尋租活動（降低社會福利的活動）；將錢權交易納入經濟學研究視野，將政府干預行為當作市場經濟行為來研究；而且將有利於社會福利的尋利競爭和不利於社會福利的尋租競爭區分開來了。可見尋租經濟學的理論意義之巨大。

　　關於市場壟斷的經典經濟分析揭示了壟斷對社會福利造成的損失。如(圖1)所示，AD線為某商品的需求曲線，反映消費者對應每一供給量所願意支付的價格。假設供給方的邊際成本不隨產量變化，邊際成本等於平均成本，其供給曲線P₁S即為一水平線。當該商品市場處於完全競爭狀況時，市場成交的價格和數量由供給曲線和需求曲線的相交處決定:完全競爭的價格為P₁，成交額為Q₁。這時，生產廠商的邊際成本與市場價格相等。所謂消費者剩餘是整個需求線高於成交價的部分，即面積為ACP₁，的三角形區域。生產者剩餘是整個成交價格水平高於供給曲線(邊際成本)的部分，在完全競爭狀態，成交價等於廠商平均成本，所以生產者剩餘為零。當市場被獨家壟斷時，壟斷企業的定價原則是將價格定在使其邊際收入和邊際成本相等的水平，在圖中就是根據邊際收入MR線和邊際成本線P₁S相交處走出壟斷產量Q₂，並從相應的需求線找出壟斷價格P₂。由於從P₁升高到P₂，消費者剩餘減少到面積為ABP₂的區域，而同時生產者剩餘則增加到BEP₁P₂的區域。如果將消費者剩餘和生產者剩餘的總和在壟斷市場和競爭市場之問加以比較，可以看出BEP₁P₂的部分從消費者剩餘轉化成了生產者剩餘，所以就社會整體而言，這部分剩餘並無損失，只是改變了所有者而已。但是，壟斷後消費者剩餘減少的BCE部分，卻是因壟斷而產生的凈損失，誰也沒法得到。經濟學上稱BCE這部分面積為壟斷的社會福利凈損失，或按最早估算壟斷的社會成本的學者的名字稱此為“哈伯格(Harberger)三角區”。然而哈伯格等學者據此理論對現實中壟斷的社會成本所作的估算結果卻難以令人滿意。據這些學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經濟資料的計算，壟斷所造成的社會福利損失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0.1%-1%，這一結果過於低估了這一社會經濟問題的嚴重性。1966年，李賓斯坦(Leibenstein)提出X非效率的概念，並用之於解釋壟斷的社會成本之謎。所謂X——非效率是指獨家壟斷下企業經營目標偏向於守成而非進取，從而造成效率低下。但這一假說缺乏可靠的統計驗證。

　　根據塔洛克(Tullock,1967)和波斯納(Posner,1975)的看法，(圖1)中的壟斷利潤為BEP₁P₂的區域，也就是壟斷產生的租。因而企業為了獲得壟斷租，就樂意花費不大於這一區域的成本來謀取壟斷地位。波斯納進一步推斷，當企業問為獲得壟斷地位發生的競爭達到均衡時，企業為尋求壟斷租所花費的成本會與壟斷利潤相等，而且這種花費無助於社會財富的增加。於是，塔洛克和波斯納等人認為，真正的壟斷社會成本不僅包括哈伯格三角區BCE，還應該包括壟斷利潤區BEP₁P₂。這個新的區域常被稱作“塔洛克方塊”。事實上，後來連塔洛克本人也認為，塔洛克方塊是否應算作壟斷的社會成本並不能一概而論。因為，企業用於塔洛克方塊的開支，可以是非生產性的，也可以是生產性的。如在專利制度下，個人或企業爭取發明創造的投資就是為了取得專利之後的壟斷利潤。在這種情況下，不僅這種爭取壟斷利潤的投資是生產性的，就連對專利成果的壟斷本身也是整個社會為了鼓勵科技進步所必要的代價。如果創造發明產生後人人都可以抄襲其成果，發明家不能在一定時期內享用其創造發明帶來的壟斷利潤，創造發明活動就會減少。又如，怎樣看待企業做廣告創品牌的活動，名牌廠商的利潤中顯然包括該廠商對名牌壟斷帶來的壟斷利潤，但誰也不可否認，做廣告創品牌是正常的市場競爭。儘管一些研究者表明，廣告競爭過於激烈時，為消費者提供的有用信息很有限，而“噪音”卻很大，但在實踐中很難區分哪些廣告競爭對社會來說不是浪費。那麼，究竟何種爭取壟斷地位的活動可算作尋租活動，塔洛克提出，只有那種給社會帶來負面效應的活動才可算作尋租，其成本才可算作壟斷的社會成本(Tullock,1989)。

　　經濟學家馮(Fung,1987)將尋租活動稱為“對人為租的尋求(Contrived-rent-seeking)”，而將另一種在商品價格受到管制的條件h產生的尋租活動稱之為“對人為剩餘的尋求(contrived-surplus-seeking)”。(圖2)介紹了人為剩餘的概念。圖中S曲線為市場的供給線，D為市場需求線。當價格由市場自由決定時，均衡價格為P₁，此時市場供給量正好等於市場需求量Q₁。現在假定政府對市場進行干預，把價格限制在低於均衡市價的水平P₂。在這一價格下，廠商願意供應的產量只有Q₂，而市場的需求量高達Q₃，於是導致了人為的商品短缺，短缺的量為Q₂ − Q₃，這樣，如果該商品敞開供應，只有一部分人能買到商品。同時，在市場供應只有Q₂的情況下，需求方願意支付的價格其實高達P₃。即假如允許按規定價買到商品的人把短缺商品倒賣給其他人，他們就可以賣到P:的高價並得到面積相當於圖中P₂P₃BF部分的收益，這部分收益就叫作“人為剩餘”。在敞開供應的情況下，人們就會把時問精力花在排隊等候、尋找商品，直到所花費的精力時問與人為剩餘的期望值相近為止。如果該商品不是敞開供應，而是由官員分配，人們就會爭相用各種手段討好掌權的官員，這些人為剩餘將以賄賂的形式轉移到官員手中，又在人們對官位的競爭中進一步消散。

　　尋租經濟學在實踐中頗有解釋說明力：很好地解釋了市場壟斷的社會成本並探討了其大小，很好地解釋了政府在公共管理領域為什麼熱衷於政府干預——因為可以主動“創租”（Political rent creation），很好地解釋了體制在經濟發展的作用，甚至很好地解釋了貿易保護政策。關於對體制在經濟發展的作用的解釋，試以中國的古代“科舉制”和現代的政府機構膨脹為例加以解釋。由於古代的“仕大夫”階層地位顯赫，有豐厚的租可尋，故而“入仕”是眾多人的追求。但入仕的途徑是科舉制考試，“學而優則仕”，所以芸芸眾秀才皆孜孜不懈地啃八股文，歷經數載甚至數十載寒窗。然而八股文對社會的發展並無多大的促進作用，卻浪費了眾多優秀人才的經維才智，造成社會資源極大的浪費，阻礙了古代中國的經濟發展。現代的中國尤其是計劃體制期的中國，由於政府官員手中權力巨大而有巨租可尋，比較有吸引力，所以眾多優秀人才紛紛極力前往，導致政府機構日益膨脹（對政府機構來說，機構膨脹，尋租機會將更多，尋租機會多多，眾多優秀人才將更趨之若騖，惡性迴圈）。這過程本身就會有尋租發生（使得資源浪費），而結果更是資源浪費得驚人，尋租社會成本極其巨大：最優秀的人才在政府機關消磨才華，未能在最能發揮其才智於經濟建設的實業部門——阻礙了現代中國的經濟發展。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也能夠用尋租理論部分地解釋其原因。因為東南亞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強政府干預型的，政府和企業有著絲絲縷縷的關係，所謂“裙帶資本主義”即此意，所以其中必然產生有巨額租金，不廉潔的政府官員和不規矩的企業大可尋此巨租，造成社會資源浪費或扭曲配置，導致經濟體抗振力下降，巨集觀經濟失衡，終於在外因誘導下爆發了舉世震驚的金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