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量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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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規劃是指通過城市更新等手段促進建成區功能優化調整的規劃，目前日益受到城市政府的重視。其原因如下:國家嚴控新增建設用地指標的政策剛性約束;中心區位土地價值的重新認識和發掘;建成區功能提升、環境改善的急迫需求;歷史街區保護和特色重塑等。在城市發展空問面臨緊束的形勢下，增量和存量規劃並重成為城市規劃工作的必然選擇。
當前存量規劃的品種包括:
(1)舊城更新與改造規劃;
(2)環境綜合整治規劃;
(3)交通改善和基礎設施提升規劃;
(4)歷史街區和風貌保護規劃;
(5)產業升級與園區整合規劃;
(6)土地整備與拆遷安置規劃，等等。
存量規劃的核心[1]
經濟學中，最接近存量規劃需求的理論分支，就是制度經濟學。這一由科斯創立的經濟學分支，核心就是產權及產權交易的成本。近幾十年來，這一理論分支大放異彩，多位學者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存量規劃的最大特點，就是既有空間資源為眾多產權人共有。城市公共服務的提升，必須經由集體行動才能達成。制度設計取代工程設計，成為城市規劃的主要工具。自然，制度經濟學便成為城市規劃轉型最順手的工具。
制度經濟學肇始與科斯關於交易成本的兩篇著名的文章，《企業的性質》和《社會成本問題》。其中，《社會成本問題》主要思想，被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表述為科斯定理。關於科斯定理的表述由很多，但科斯本人大多不甚認可，甚至認為是對自己思想的誤讀。我對科斯定理的描述是：在交易成本為零時，產權應當配置給能帶來最大凈剩餘的使用者。
舉例而言，一塊地，適用於工業還是商業，或者，一塊居住用地，是用於低強度開發的豪宅，還是高強度開發的商品房，取決於兩者誰能創造最大的凈剩餘(利潤)。在增量規劃里，這塊屬於政府。只要設計一個制度，比如招拍掛，馬上我們就可以確定誰應當獲得產權。但在存量規劃里，原有土地是有產權人的。說服原有產權人轉讓給更有效率的使用者，需要額外支付成本。這個成本，就是科斯所謂的交易成本。
在現實中，由於各種制度的限制，這個成本可能非常巨大(特別是當產權有大量產權人共有時)，以至於超過土地利用轉變帶來的好處。這時，產權就會鎖定在原來低效率的產權人手中。因此，存量規劃的核心，就是設計出必要制度，將提供新的公共服務所必須的交易成本，減少到新增公共服務帶來的收益之下。
所謂制度，就是交易的規則。不同的交易規則，交易成本差異巨大。一個單位擁有一棟宿舍樓，如果它認為加一個10萬元的電梯，可以使物業升值20萬，它就會增加電梯。但如果這棟樓“房改”了，交易的規則馬上就會不一樣。按照新的交易規則，是否要加電梯需要全體業主同意。顯然，一樓的業主對加裝電梯毫無興趣。這時樓上能從電梯中帶來好處的業主，就要付出一筆“交易成本”，收買一樓的業主。如果樓上的業主組織集體行動和補償一樓業主的“交易成本”大於20萬元，電梯作為一種公共服務，就無法提供。
一棟樓如此，一個城市也是如此。任何集體消費，都必須有對應公共服務設施——消費汽車，就必須修路，建加油站;消費電器，就必須有變電站。而所有這些，無不需要新徵土地，無不涉及產權的轉變。說沒有徵地拆遷就沒有新中國，有點過分，但如果說，沒有徵地拆遷就沒有城市化，卻一定是千真萬確。不僅發展國家如此，高度發達國家依然如此。發達的城市，一定是交易成本較低，集體行動能力較強的城市。
凡事沒有兩全。“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看上去是對產權的高度保護，但其後果則可能是高昂的交易成本。打開制度設計的寶庫後，存量規劃的內容，就變得極為豐富。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如何減少交易成本，使城市能“自動”完成從效益用途轉向高效益用途，從低效率使用者向高效率使用者的轉換。
存量規劃的內容[1]
如果說增量規劃主要是解決在一張白紙上，怎樣合理佈局各種“色塊”(功能)，那麼存量規劃主要是解決則是怎樣在已經佈滿“色塊”的現狀圖上，將一個已有的“色塊”轉變為更合理的“色塊”。
當然，存量規劃並不是簡單轉變“色塊”那麼簡單。事實上，規劃師改變不了任何現狀“色塊”。他所做的只是設計一種規則，然後等待“色塊”在市場的驅動下，自主轉變為更合理的“色塊”。這個規則可能是“政策”、“法規”或者審批“標準”。
英國城市規劃制度學派的大師，香港大學建築城規學院院長Chris Webster教授對此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描述：
城市一旦離開圖版，就擁有了他自己的生命。真正的奇跡乃是城市會怎樣圍繞著這些設計，在不知不覺下，持續不懈自我蔓生。
偉大的規劃，不僅僅體現在圖版上，同時也體現在它是如何塑造一個城市的生命。我們可以請最偉大的設計師設計我們的空間，但離開圖版後的設計如何演變為一個偉大的城市，則要看我們能否設計出偉大的制度。存量規劃首先要尋找出那些現狀已經過時，那些新的城市功能更適於取代老的功能。
城市在不同發展階段，用地結構不同。一旦城市產業升級，相應的用地結構也必須隨之轉變。Chris Webster指出，儘管中國的二、三線在未來的十五年左右還有能沿襲“設計-建造”(design-and-build)的老路，但在中國的主要城市，由於土地耗盡，驅動城市規划下一個三十年的主要動力，將會是舊城更新、在開發、重新利用和工業用地改造(urban regeneration, renewal, re-use, brown-field develop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