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兩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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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兩分法(Classical dichot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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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分法” 有三個層次的基本涵義。
第二個層次是經濟學理論的貨幣分析與實際分析的兩分（經濟理論和貨幣理論）；
第三個層次是經濟體系中一般價格水平平均貨幣價格或絕對價格與實際商品交換比率的相對價格的兩分。[1]
這三個層次的兩分使得許多古典經濟學家對經濟中的名義變數和實際變數進行了嚴格的區分，並將二者孤立開來。
古典兩分法的基本觀點是貨幣經濟與實際經濟是兩分的，認為貨幣等名義變數與產出等實際變數之間沒有必然聯繫，當經濟系統的實際變數達到均衡以後，如果所有名義變數發生相同尺度的變化，此時並不能影響經濟系統所有實際變數的原有均衡狀態。古典兩分法是把經濟分為兩個互不相關部分的研究方法。認為產量是由制度，資源，技術等實際因素決定的，與貨幣無關；貨幣的供給量則決定著物價水平。
在古典的經濟學研究中，對貨幣性質和作用的探討一直都是一個焦點。而在這個焦點里最引人矚目的就是關於“貨幣中性”（貨幣外生）與“貨幣非中性”（貨幣內生）的爭論，這些都體現在各經濟學派的貨幣理論之中。貨幣中性（貨幣中性是指貨幣供給的增長將導致價格水平的相同比例增長,對於實際產出水平沒有產生影響。）與非中性問題實際上又涉及到了“兩分法”，即貨幣領域和真實領域之間，或相對價格與價格總水平之間的關係問題。對這些複雜問題的探討關係到對貨幣在經濟中的作用的判斷，而兩分法的提出對於當時認識貨幣在經濟中的作用和簡化分析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古典兩分法是薩伊（1827）提出的，他認為商品總是為商品所購買，貨幣在其中所起的是瞬間的交換媒介作用，所以又稱貨幣中性。再後來，瓦爾拉斯通過一般均衡模型將實物分析推至了最高峰，而且這個一般均衡模型中並沒有貨幣。古典經濟學中的“兩分法”建立在兩塊基石上，一塊是觀念背景上的基石，即“對貨幣的價值論性質的歧視” （經濟學研究假定經濟體系中唯有實物或抽象的實物過程才具有真實價值, 而充當流通工具的貨幣則只有虛擬的名目或觀念價值）。另一塊是理論邏輯的基石, 它是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教條之一—供給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1]
古典兩分法在傳統經濟學中是一種十分重要的分析方法，其現實作用主要在於簡化了分析（也許也正是這種簡化，導致其分析不是總能貼近現實的），它將名義變數與實際變數看成是互不影響的變數，對於分析有些問題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兩分法與貨幣數量方程式的結合，成為貨幣學派解釋通貨膨脹為什麼會發生的一個有力的觀點，尤其是在政府大量發行貨幣時造成的通貨膨脹。對這一點的分析我們先要瞭解一下貨幣數量論。
貨幣數量方程式是十七世紀義大利經濟學家首先提出的。後來，法國的孟德斯鳩，英國的洛克、範德林特等都提出過這種理論。十八世紀英國的休謨第一個比較完整的提出了貨幣數量論，成為這一理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李嘉圖也曾傾向貨幣數量論而背離他的勞動價值論（其主要原因在於當時大量的貴金屬流入歐洲，導致所謂的“價格革命”，歐洲貨幣大量貶值）[2]。在20世紀初，古典學派的貨幣數量論有兩種數學表達式得到了廣泛的認可，交易方程式和餘額方程式。前者又稱費雪方程式（MV=PY），後者又稱劍橋方程式(M=KPY)。
交易方程式最早由西蒙.紐卡姆在1885年提出，此後由歐文.費雪加以推廣[3]。這種方程式的形式為
MV=PT（y）
可以對上式進行分析。由於貨幣是中性的，那麼M的變動不會影響到Y，而V又是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常數”(只有當個人或企業改變其支出模式或者是付款方式時，V才會發生變動[4])，那麼M的變動就是引起P的同比例變動，因此“當政府發行了過多的貨幣時，物價上升。”。進一步的，一些古典經濟學家將這個方程式改寫為
P≡MV/Y≡(V/Y)M≡KM
在這個表達式中，古典經濟學家用K替換了（V/Y），他們認為，Y取決於實體經濟狀況，其變化平穩而緩慢，另外，如果交易方式也是穩定的。K就會成為常數，或者保持相對穩定。如果將K看成常數，價格水平的變動就會與貨幣供應量成比例的變動。因而，穩定的貨幣供給量將會帶來穩定的價格，而當政府發行了過多的貨幣時，勢必造成價格水平的上漲（在這裡必須註意的是：貨幣數量論的這種分析要以兩分法為基礎，即名義變數與實際變數是不相關聯的。如：當政府發行了過多的貨幣，它對麵包、汽車等實物的生產不會有什麼影響。）這成了貨幣主義和現代貨幣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例如在現代貨幣主義的領軍人物弗里德曼對貨幣數量論的重新表述中也認為，“在長期中，V是一個不變的數值。因此，貨幣供給量便成為影響名義收入的決定性因素。”[5]。
古典兩分法的思想對於菲利普斯曲線的形狀也是有影響的。（向右下方傾斜或者是與橫垂直）
以兩分法為基礎而得到的的許多理論則曾經成為許多巨集觀經濟政策建議（例如貨幣主義者相信貨幣政策隻影響價格水平[6]）的理論依據。
一般的，在實證上堅持貨幣中性的經濟學家都是堅持兩分法的。
兩分法的思想一直就在古典學派（薩伊與約翰.穆勒等人）分析中占據了主流。在古典經濟學中堅持兩分法的經濟學家傾向於認為貨幣在長期(在古典經濟學中經濟學家註重對長期的分析而忽視短期)是中性的。
兩分法在新古典學派，即劍橋學派（如馬歇爾與庇古）、奧地利學派（龐巴維克）以及數理經濟學派（如費雪）或者說是洛桑學派(瓦爾拉斯)等學派和貨幣主義學派（如弗里德曼）中也占據重要地位。理性預期學派（如盧卡斯）也受到這一思想的影響。另外，這種思想芝加哥學派等學派的思想都有一定的影響。這些學派對兩分法的繼承主要體現在對貨幣中性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上，他們大多認為貨幣在短期非中性，而在長期是中性的。
數理經濟學派的費雪費雪方程式。（見上）
劍橋學派馬歇爾與庇古,他們兩人完善發展了劍橋方程式（Md=KPY）， 得到了貨幣需求函數。他們也認為，如果貨幣流速（1/K）穩定，那麼其內涵就和費雪方程是一樣。
洛桑學派瓦爾拉斯的的一般均衡論。
貨幣主義學派的弗里德曼提出了新貨幣數量方程式（M=f(g).Py）。弗里德曼和馬歇爾與庇古都認為，貨幣供給與需求是有明確區分的。弗里德曼還認為，觀察到的經濟波動大都可歸因於貨幣管理當局引致的貨幣供給的變化。
理性預期學派如盧卡斯的“中性假說和非中性假說”。
古典兩分法在解釋現實世界時還是遇到了很大的挑戰。不僅受到了許多其他學派（如凱恩斯主義）的批評，而且堅持這種分析方法的學派（如新古典學派）把貨幣因素與實物經濟分開的分析範式卻也無法對現實經濟做出令人滿意的解釋。
坎蒂隆是第一個認識到“貨幣量增加會導致不同商品和要素價格漲幅程度不一致”的經濟學家，他認為“貨幣量的變化對實體經濟的不同影響取決於貨幣介入經濟的方式”，以及“誰是新增貨幣的持有者”。這被後人稱為“坎蒂隆效應”。
瑞典學派的經濟學家維克塞爾的積累理論最先對薩伊法則提出挑戰。他在20世紀初提出的貨幣經濟理論，試圖將貨幣與實際經濟結合起來。他指出，貨幣與信用雖然不等於實物資本，或者說不能代替實物資本，但是貨幣的濫用，可能破壞實物資本，導致經濟混亂；相反，合理的使用可以促進實物資本的增加。因此，貨幣並非 “面紗”，而是經濟的一個內生因素，應該建立以貨幣利率與“自然利率”相一致為中心的貨幣的經濟理論。[7]
瑞典學派還首創了“一分法”的經濟分析方法。新古典學派信從薩伊定律和舊貨幣數量論，把貨幣的變動與經濟的變動視為互不相干的兩回事，瑞典學派則最先把二者結合起來創立了貨幣經濟論。
維克塞爾的思想對包括凱恩斯在內的經濟學理論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凱恩斯不僅否定了古典兩分法，而且創造了自己的經濟學兩分法：巨集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而且復興了重商主義學派的總量分析法。
在中國，一些經濟學家通過使用Granger & Sims的因果關係檢驗法和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1985～2001 年間貨幣供給量與產出、物價之間的相互關係,發現貨幣供給具有一定的內生性的特點,貨幣供給量的變化無論在短期還是在長期將影響物價的變化,短期貨幣是非中性的,長期來看貨幣是中性的。[8]
新古典學派也不得不修正其理論。新古典理論有一個重大缺陷就是其貨幣理論，而這正是因為他們的分析是將貨幣排斥在實體經濟之外（認為貨幣是中性的）的，然而在現實中貨幣對於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作用都是那麼的重大，故而瓦爾拉斯也不得不在其一般均衡理論中加人貨幣。
古典兩分法的誕生一方面在經濟學許多問題上簡化了分析，如對於政府發行了過多貨幣而引起的通貨膨脹的成因的解釋能夠讓大多數人信服。但另一方面這種兩分法將名義變數與實際變數截然分開在分析問題時也難免會存在缺陷，實際變數與名義變數互不影響就會導致貨幣中性的結論，從而導致很多經濟學家在分析實體經濟時將貨幣當作外生變數而排斥在外……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能量分的條件是貨幣中性，而實證經驗告訴我們貨幣在短期是非中性，而在長期是中性的。因而對於兩分法的運用我們也要註意是在長期還是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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