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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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焦慮是指民眾對公共事務、公正決策（如公共資源、公共空間使用和分配不合理等）而產生的焦慮心理。“公共焦慮”的產生，與社會經濟發展進步密不可分，考驗的是公共決策能力。合理利用“公共焦慮”可以催生社會管理新思路。

　　霧霾天氣擊中民眾的“污染焦慮”、食品行業的新國標制訂引起人們“食品安全焦慮”、“限堵令”與“出行難”帶來“擁堵焦慮”、“郭美美”事件和“河南宋基會”事件引發“公益焦慮”，公眾對部分慈善機構、公益性事業的不信任感不斷加強。這些糾結與爭議的背後，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心態——“公共焦慮”。“公共焦慮”源於信息的不對稱，繼而產生不確定性和不信任感。

　　諸多公共焦慮的背後，是廣大公眾對公共事務決策更加科學、民主和透明的強烈期盼，發出的是我國社會管理創新亟須向深層次邁進的強烈信號。

　　要徹底改變越來越多的公共焦慮，關鍵在於決策環節的科學和可持續。

　　公共焦慮的特點是責任主體的多元化，相關事務不僅依賴政府部門和社會機構的決策與管理、服務，也要求每個參與其間的公眾個人發揮作用。

　　一、群眾“公共責任”意識的增強。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對慈善、環保、食品安全等公共事務的關註度大幅提高，群眾權利意識得到增強，也變得更“敏感”，會用比過去更高的標準去衡量幹部和政府。

　　二、部分領域公共決策的不廣泛。公共決策的核心在於公共參與，不能讓公眾在決策過程中有‘被代表’的感覺。決策的參與面小，就會導致公眾對決策結果不買賬、不認可。

　　三、公共決策過程中的不透明，也容易引發“公共焦慮”。一些政府部門和相關公共機構，決策程式仍是“信息單項發佈”，對公眾的疑慮和意見缺乏反饋機制。

　　四、公共決策的不盡科學，直接刺激了焦慮的發生。微博、新媒體的飛速發展，讓公眾有了更多更主動的利益訴求表達渠道，但有些機構、官員仍習慣於“捂”“瞞”的應對策略，導致公共決策機制陷入被動。

　　負面 表達渠道增多，輿論場域變化，容易讓某些訴求迅速“發酵”。這些資源用好了，公共治理工作的正面效應會倍增；而處理不好，負面效應同樣不可小視。

　　密集出現的“焦慮”牽涉諸多領域，引發爭議之強，會對政府部門公共決策造成強大的衝擊力。“公共焦慮”的蔓延，表明作為社會情緒穩定器的公信力出現了問題。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公共決策環境惡化，政府部門和公共機構的社會管理能力被不斷削弱，最終政府公信力和公眾權益也會受到損害。

　　正面 “公共焦慮”之痛可以促使一些領域產生新的公共治理思路。面對紛繁複雜的公眾利益訴求，2011年，我國各地涌現出數萬個“官號”的政務微博群體，受到公眾關註，能夠及時回應熱點和社會關切，探索建立放手讓公眾參與的公共決策模式，實現政府與公眾的良性互動成為共識，成為推動社會不斷發展的“助推器”。

　　社會管理說到底是對人的服務。只有讓公眾真正參與到決策過程中，他們才能增強對公共決策結果的信任感，切實認識到自己的權益和責任，既維護應有的公共利益，也不一味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才能真正打消‘公共焦慮’。

　　化解焦慮還應當探索推進新的公共信息交流模式。在公共事務領域，政府部門應將信息發佈模式從以往自上而下的“決定-宣佈”模式，轉化為多渠道、多層次的“反饋-協商”模式。只有暢通公共信息通道，加強公眾“社會心態”建設，才是“公共焦慮”最有效的“減壓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