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計亞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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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亞文化是會計信息提供者在會計實務中所持有的態度，如會計核算方法的統一性與靈活性、利潤計量的保守與樂觀、財務報告的保密與公開程度等，是與會計文化相伴而生的一種非制度性文化。

　　(一)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取向的文化。個人主義取向的文化決定了一個社會中會計行業比較發達、自製程度較高，政府對會計準則制定和會計實務管理等事務介入較少；相反，集體主義取向的文化則決定了在一個社會中，政府的統一會計規則比較完善並且有很高的權威性，實務中很少需要職業判斷，會計職業作用相對較弱。

　　(二)權力差距大小的文化。權力差距大的文化一般是選擇統一的會計制度，而權力差距小的文化通常是造就一種通過“公認”的途徑，來規範會計實務的模式，相對比較靈活。

　　(三)規避不確定性意識強弱的文化。規避不確定性意識較強的文化決定了在社會中，一般表現出較強的穩健主義和較強的保密傾向。而規避不確定性意識較弱的文化則與之正好相反。

　　(四)男女性取向的文化。男性化取向的文化對會計的影響是會計計量傾向於公正性、財務揭示傾向於公開性；而女性化取向的文化對會計的影響是會計計量傾向於保守性、財務揭示傾向於保密性根據上述四維的會計亞文化觀，表現在我國的會計亞文化就是具有集體主義傾向、權力差距大、規避不確定性意識較強以及女性保密傾向的文化。

　　根據Hofstede的觀點，一個國家的文化價值取向表現在四個方面，即個人主義取向相對於集體主義取向、大跨度權力結構取向相對於小跨度權力結構取向、強避免不確定性取向相對於弱避免不確定性取向、陽性取向相對於陰性取向。在Hofstede研究的基礎上，Gray將文化價值的各種取向與其對會計的影響聯繫起來，構建了四個會計亞文化價值觀維度，即職業化與法規化、統一性與靈活性、穩健主義與樂觀主義、保密性與透明性。文化價值取向影響著會計理論的發展方向，文化的差異性帶來會計實務中的不同價值取向，由文化價值取向決定會計價值取向，即會計亞文化價值取向有這樣一些表現形式：

　　個人主義取向的文化決定了一個社會中會計職業化程度較高，註重個人努力，強調獨立性，政府通常不介入會計準則制定和會計實務管理等事務。反之，集體主義取向的文化決定了一個社會中政府的統一會計制度比較完善，傾向於嚴格規定有關會計程式與核算方法，會計實務中較少需要獨立專業判斷，會計職業化程度相對較低。

　　大跨度權力結構取向的文化一般願意選擇教條式的會計準則，會計人員往往屈服於權威和上級指示，有較強的等級觀念。反之，小跨度權力結構取向的文化通常造就一種通過“公認”的途徑規範會計實務的模式，上級和下級共同協商處理會計事務，強調平等參與，等級觀念較模糊。

　　強避免不確定性取向的文化決定了在這樣的社會中一般表現出較強的穩健主義傾向和較強的保密傾向，人們對待未來事件的不確定性的處理比較謹慎，對利潤的計量一般較保守，偏好於統一性。反之，弱避免不確定性取向的文化決定了在這樣的社會中一般表現出較強的樂觀主義傾向和較弱的保密傾向，人們往往能從容地應付風險因素，對會計信息保密程度較低，財務報告中披露的信息較多，傾向於靈活性。

　　陽性取向的文化對會計的影響是會計計量傾向於公正性和財務揭示傾向於公開性，會計規則強制性大，持續時間長。反之，陰性取向的文化對會計的影響是會計計量傾向於保守性和財務揭示傾向於保密性，會計規則強制性弱，持續時間短。

　　(一)會計職業化水平較低。我國會計的職業化水平明顯偏低，目前會計人員中有的既不懂財經法規，又不熟悉會計制度和核算程式，而且不具備實施會計監督所需的基本知識，在處理會計業務過程中，對新的理論和剛出台的經濟法規研究應用較少，跟不l時代的步伐，從而日常核算工作不符合規範。對一些不確定性的因素判斷不准，這樣就直接影響了會計核算的水平，導致會計信息失真。

　　(二)會計服務對象的集體性。我圈在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相矛盾時，偶導將集體利益放在首位。以集權的等級管理結構來維繫政治經濟與人際關係，這些體現出我圖文化是一種偏好集體的統一併非是個體的靈活與主動。反映到會計實務中，就是一種集體主義傾向的文化，即我同首先是為了滿足機構(特別是政府)的信息需要，目的是便於國家進行巨集觀經濟管理，報表報送對象則主要是財政、銀行、稅務、統計和主管機構，因而會計信息披露並不完全具備社會性、開放性。

　　(三)會計法律規範制定的集權化。我國長期以來屬於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即權力差距大，集權程度高。例如《會計法》是由全國人大批准頒佈的，會計準則和行業會計制度均由國務院主管部門，即財政部制定和頒佈，會計實務界和學術界的影響很小。因而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很難集思廣益，準則內容往往會流於籠統，缺乏完整性和全面性，所以會計信息必然在較大程度上是為了呼應權力擁有者的需要，導致其不失時機地編製虛假會計資料，這樣就給誠信會計帶來了很大的弊端。

　　(四)會計處理中規避不確定性意識較強。霍夫斯蒂德(1987)認為對於會計制度，最好將其理解為是一種減少不確定性的方式。因此，在規避不確定性意識較強的社會裡，其會計制度往往比規避不確定性意識弱的社會來得詳細具體。如我國長期以來，各行各業各種經濟業務均有相應的會計制度，事無巨細，幾乎均作規範。企業會計人員在遇到新的經濟業務時也是首先尋找會計制度看有無相應規範，若無相應規範則，再向國家財政機關要求規範，然後才作相應處理。可見我國會計文化中具有明顯而強烈的規避不確定性的趨向，這種較強的規避不確定意識，比較保守，易排斥新生事物，更關註的是原則而並非實務。

　　(五)會計信息披露中保密甚於透明。美國對上市公司所要求的會計披露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嚴格的，幾乎無所不包；我國會計所要求的會計披露極少，與美國相比，幾乎為零。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從保護投資者的角度出發，對 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另有一套要求，但從總體看，投資者對財務報告的影響不大。

　　(一)加強會計人員的職業道德

　　一是處理好“德”與“才”的關係：“德”是會計人員搞好會計工作的根本，“才”是會計人員搞好會計工作的條件，二者缺一不可。為此，要把育才和育德緊密結合起來，滲透到會計教育的各個環節中去，培養德才兼備的會計人員。二是處理好“正”與“反”的關係：在開展會計人員職業道德教育的活動中，必須堅持剖析反而典型和宣傳正面典型。直觀、形象地運用反面典型進行警示教育；運用正面典型進行示範教育。三是處理好“新”與“實”的關係：只有將理論與當前會計T作實際相結合，立足會計職業道德教育，學以致用，加強會計理論創新和會計實踐創新，不斷探索新方法，獲得新經驗，才能緊緊抓住會計人員的心理，適應形勢變化的需要。

　　(二)降低會計服務對象的集體化

　　隨著現代經營活動的發展，不少企業開始不設專職會計的機構，也不在企業內聘職業會計人員，其記賬事務交由會計公司，即記賬事務社會化，向記賬的會計公司支付會計勞務服務費用。把當事者的經濟行為由他人記錄，記錄人與被記錄人無從屬關係，大大地提高了記錄的真實性，加強了對經濟行為當事人的監控，也使經濟行為當事人得到瞭解脫，以此降低會計服務對象的集體主義傾向、消除集權化意識。

　　(三)減弱會計處理中規避不確定性意識

　　企業會計處理中規避不確定性意識強弱，這主要取決於所有者的偏好。當然這都要在國家頒佈的會計準則的框架內，不得干預、妨礙經營者的合法經營行為。要使我國會計真正地擺脫“囚徒困境”，可考慮的方法無非有兩種：其一，減少會計準則、制度中會計選擇的不確定意識，最好完全剝奪會計自主選擇會計方法的權力，使會計處理各種業務只有唯一的選擇。但這將嚴重損害會計信息的相關性，因而不可行。那麼，可行的辦法只能是其二，讓單位負責人100%地承擔會計作弊的責任，而會計人員對此不負絲毫的責任。

　　這樣，任何的會計作弊一旦追究責任都將由單位一把手負全責，可以無形之中讓單位領導不再強迫會計人員任意操縱，也可以大大減輕會計人員工作中的心理壓力。這種方法，有助於讓廣大會計人員從“岡徒困境”中解放出來。

　　(四)加強會計信息的透明度

　　會計報告要更加公開，披露的會計信息既要全面又要詳細，並把滿足投資人要求作為首選目標；對於會計管理機構來說，要下大力氣通過立法及監管措施來提高企業，特別是上市公司對外公佈以及揭示信息的透明度，使這些企業按照充分、公允的原則對外公佈信息，盡最大限度減少由於信息不對稱而產生的管理者道德風險逆向選擇。會計信息披露程度要在開辦企業的章程中用條文規定下來。這樣就跳出了經營者記錄自己的經營行為、並自己報告自己的經營成果的怪圈，加強會計信息的透明度。

　　“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相信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通過企業領導、會計從業人員自身的努力，會計人員將實現由“要我誠信”到“我要誠信”的轉變，為打造誠信的企業會計亞文化，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