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亞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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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亞洲化是指人民幣通過參與東亞區域貨幣金融領域的制度性合作，爭取成為區域內關鍵貨幣(key currency)的過程，它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關鍵步驟，是由中國所處的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所決定的。

　　1.在當今美元霸權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中,任何一國貨幣的國際化努力如果不依賴區域貨幣合作的“集體行動”，幾乎是不可能成功的。當今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是一種“美元體制”。儘管佈雷頓森林體系所確立的以美元為核心的固定匯率制已經解體，但由該體系確立的美元在全世界的霸權並沒有就此終結，美元依然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國際主導貨幣。Mckinnon(2001)認為，通過美元在全世界的流通，美國積累了大量的經常收支逆差，也由此形成了“國際美元本位”。根據蒙代爾的研究，在銀行之外流通的美元總量達到了將近4000億，其中大部分是在美國境外作為國際貨幣而存在的，只有10%-15%的美元在美國境內流通。這不僅使美國有能力承受巨額的經常收支赤字，也使美國得以影響乃至左右了其他國家的貨幣金融政策。正因為如此，美國是最不情願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國家(Yu，2001)。這同時也意味著，任何直接挑戰美元霸權地位的努力，均會遭到美國的反對和打壓。

　　一國試圖通過貨幣“直接的國際化”而不藉助於區域貨幣金融合作的支撐來挑戰國際霸權貨幣，是不大可能成功的。歐元的誕生與日元國際化的失敗就是這方面的兩個經典案例。歐元的誕生不僅為“最優貨幣區”理論(OCA)提供了經驗支持，而且為其他非霸權貨幣國家的貨幣國際化提供了一個經驗模式——在美元霸權主導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通過區域性制度合作，可以大大減少挑戰霸權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成本。當然，歐元區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歐洲國家共同或相近的歷史文化背景和大體相當的經濟發展水平，因而它們經過努力有條件超越貨幣主權這一民族國家的觀念，實現貨幣一體化。但是，在那些歷史文化背景各異、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和各國普遍擁有強烈的貨幣主權意識的地區內，進行貨幣一體化的制度性努力是非常困難的。這既是日元國際化的現實背景，也是其失敗的重要原因。

　　日本自1964年正式成為IMF“第8條款”國以來，開始承擔日元自由兌換的義務，日元的國際化進程逐漸被提上議事日程。特別是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日元國際化進程得以全面展開並取得了一定成效(益田安良，1998)。但是，自1991年泡沫經濟崩潰以來，日元的國際化進程明顯受阻。無論是在各國的官方外匯儲備，還是在國際貨幣和資本市場上融資工具計價貨幣的選擇方面，日元的表現均不理想，其“經濟大國、貨幣小國”的形象並沒有得到改善。

　　日元國際化的失敗，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日本的金融體制本質上是一種“美元金融依存”體制，即由於美元霸權的存在，以及對美國商品市場的依賴，日本不得不大量積存美元外匯儲備，儘管它成為主要的債權國，但其資本輸出仍要以美元為主進行結算。更為重要的是，日本與美國之間因此形成了特有的資金迴圈關係，日元與美元間也形成了一種“被動與主動”的關係，日元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美國實施國際經濟或金融政策的工具，處於被美元支配或被誘導的地位，失去了獨立性。二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日本政府的日元國際化戰略出現了兩個失誤，一方面，日元國際化戰略的實施只對“外”而不對“內”，即僅註重歐洲日元市場和東京離岸金融市場的發展和建設，忽視或是由於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而沒有充分改革國內金融、資本市場;另一方面，忽視了促進日元穩定的地域經濟基礎和金融環境，在沒有重視或沒有條件開展區域性貨幣合作的情況下，直接推進了日元國際化(村瀨哲司，2000)。正是由於缺乏區域化的制度基礎，日元既無法真正地實現國際化，也影響了其在亞洲地區地位的提高與作用的發揮。在金融危機中日本政府放任日元貶值的貨幣政策充分證明瞭這一點。這種教訓以及歐元誕生的挑戰，引起了日本的深刻反思。日本正在改變原有的日元國際化戰略，意欲通過“日元的亞洲化”實現“日元的國際化”。日本在金融危機後積極倡導、參與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正是為了這一目的(綜合研究開發機構，2002)。

　　綜上所述，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區域因素已經成為制約一國匯率制度選擇和一國貨幣成為國際貨幣的重要條件。東亞國家名義錨的穩定不僅僅是依賴於美國的物價穩定，而是更多地依賴於所有或大部分東亞國家貨幣的聯合穩定。由於東亞國家之間非常緊密的貿易關係，一國能否成功地把美元作為名義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他東亞伙伴或競爭對手是否能牢固地釘住美元,東亞國家實際上實行的是一種“集體名義錨”(張志超，2002)。東亞經濟體之間在貨幣、匯率方面的這種關聯意味著，在該地區，任何國家的貨幣國際化不藉助於區域化的努力是不可行的。

　　2.自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東亞各國、各地區關於開展區域貨幣金融合作的“東亞共識”已初步形成並開展了一系列的“集體行動”，中國參與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成為必然選擇。

　　隨著1999年東亞經濟逐漸從金融危機的打擊中恢復過來，各國、各地區官方和學術界開始對金融危機的根源進行了更為深入的研討並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危機的教訓主要在於兩個方面:一是在國際資本大規模、高速流動和美元、日元匯率劇烈波動的情況下，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存在著諸多問題;二是在東亞這樣一個實體經濟高度關聯的區域內，區域貨幣合作機制不發育、不健全等固有缺陷，對該地區的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產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個別國家和地區在應對國際資本大規模移動方面的努力將無助於防止貨幣金融危機的再次發生。設立地區性的有關巨集觀經濟指標、貨幣金融指標的監測體系與危機救助機制,建立區域貨幣體系，要比依賴IMF等國際機構的救助更加重要。基於這樣一種“東亞共識”，東亞各國、各地區的政策當局開始積極探討和嘗試開展各種初級形式的區域貨幣合作。

　　自2000年5月“清邁倡議”提出以來，東亞區域貨幣合作產生了一系列的突破性進展，主要表現在:首先，東亞主要國家間簽署了一系列的雙邊或單邊的貨幣互換協議。其次，東亞各國、各地區正在針對地區性貨幣金融監管體系的建立進行初步的探討和研究。“東盟10+3”正在亞洲開發銀行的資助下進行關於資本流動的監管和早期預警系統等問題的研究，於2001年11月組建了地區合作研究會，主要是為各國政府部門有關人員針對地區監管體系的建立提供對話機制(淺見唯弘，2002)。

　　在1997年金融危機期間，中國政府對外承諾並確保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穩定，雖然使中國承受了危機國家貨幣貶值所帶來的經濟衝擊，但卻為穩定東亞的經濟局勢發揮了重要的“防波堤”作用。中國的行動證明:在區域性金融危機當中“合作”的績效遠遠大於“不合作”的績效，因而對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的形成與發展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自2001年以來，中國與東亞其他國家間的貨幣互換發展非常迅速，正在成為促進東亞地區金融穩定的重要力量。作為東亞的一個地區性大國，中國必須在東亞區域貨幣金融合作的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由於人民幣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時間並不長，資本項目的完全自由兌換尚未實現，鑒於日元國際化戰略失敗的教訓,“直接的”人民幣國際化戰略非但不能實現參與金融全球化、合理配置金融資源的目的，相反，可能會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風險和損失。為了東亞經濟的穩定發展和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中國必須率先推進人民幣的亞洲化，為人民幣國際化培育區域經濟基礎，搭建戰略平臺。

　　(一)國家經濟實力與經濟發展穩定性

　　從根本上說，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決定了其貨幣的國際地位。從現有國際貨幣的格局看，國際上主要的國際貨幣都是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經濟實力最強的經濟體。經濟規模決定了該國貨幣在國際市場的潛在使用情況。國家的綜合國力和經濟實力增強，經濟發展穩中有升，對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力就越來越大。在區域內的地位不斷提高，經濟實力雄厚，為本區域內其他國家和地區提供出口市場的能力較大，吸引外幣過來投資，促進兩國貨幣合作，由此帶來的對本幣的需求就增多。另外，貨幣是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的負債表現形式，它代表著該國的信用級別。當一國的經濟規模較大，發展的穩定性強，本國貨幣的信用級別就較高。

　　區域貨幣是貨幣發行國對區域內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負債，因此，只有當發行國經濟基礎有保障的時候，其貨幣才更容易被普遍接受。貨幣區域化是一國經濟實力在貨幣形態上的反映。自從1978年中國實行對外開放後，中國經濟出現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超過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國家。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1990年的3569萬億美元，躍升到2010年的58786萬億美元。1978年的改革開放之初，中國GDP全球占比僅僅只有0.98%；改革開放30多年，截至2011年我國的GDP總量占全球GDP的比重提高到了8.4%。巨大的經濟規模徹底改變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

　　中國如此巨大的經濟總量，意味著我國已經邁入了貨幣亞洲化的門檻，實現人民幣亞洲化的本質條件與經濟實力已經初具規模。多年來，中國經濟一直保持著較高水平的穩定增長。在亞洲主要國家和地區中，只有中國每年保持大約7%-8%增長率，並且這一增長率在未來幾年尚難減弱。新加坡、菲律賓、泰國的經濟增長受國際經濟影響，且變動幅度較大；日本經濟長期低迷且增速緩慢。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2001至2010年這10年中，我國GDP年均增長率為10.5%，大大高於世界年均3%左右的增長幅度。2001到2009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14.6%，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之一。

　　(二)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性

　　貨幣幣值的穩定是一國貨幣區域化的重要保證。這裡的穩定要求不僅要在目前擁有穩定的幣值，而且在未來也能繼續保持穩定；不僅在國內由於本國物價穩定從而使貨幣擁有穩定的購買力，而且在國際外匯市場上的匯率也因為其良好的信譽而保持穩定。

　　1.通貨膨脹

　　國內通貨膨脹率水平是衡量巨集觀經濟穩定的重要指標，穩定的巨集觀經濟要求一國經濟處於正常有序的狀態，沒有嚴重通貨膨脹，也不存在經濟緊縮和高失業率等問題。由於中國政府保持對巨集觀經濟的調控能力，近10年來中國經濟保持了較低的通貨膨脹率，自2001年到2010年，各年度的通貨膨脹率分別是0.72%、-0.77%、1.66%、3.88%、1.62%、1.46%、5.86%、-0.70%、3.31%，與亞洲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的通貨膨脹率一直保持在一個較溫和的水平，波動的幅度也在經濟的承受能力範圍。這說明我國經濟增長的穩定性較高，中國經濟在日益一體化的亞洲地區發揮著穩定器的作用。

　　2.匯率水平

　　匯率的大幅度波動極易導致投機行為，從而破壞巨集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匯率波動與國際貨幣儲備的占比呈負相關，波動越大，安全性越小，則對這種貨幣的需求就越小。它的變化代表著本幣對外幣的升值或貶值壓力，關係到一國國際資產的收益率。因而，人們更願意持有一種具有升值趨勢的貨幣而不願持有貶值的貨幣。在現代金融體制下，只有那些具有穩定的內在價值的貨幣，有強大的經濟基礎保障的貨幣，才能維持其地區性的購買力和投資力，才能堅定持有者持有該貨幣的信心。貨幣要依靠穩定的價值和良好的信用才能取勝。我國人民幣匯率機制不斷改進，由圖1可看出，2005年以前，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不變；2005年7月21日起，中國開始選擇若幹種主要貨幣，賦予相應的權重，組成一籃子貨幣，實施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SDR進行調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更靈活的人民幣匯率機制開始形成。自匯率制度改革以來認民幣始終保持幣值的穩定，匯率的波動被控制在一定的範圍內，穩中有升。

　　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周邊多個國家先後發生金融危機，他們的貨幣均有不同程度的貶值，但是人民幣卻在各次金融危機中保持堅挺，使周邊國家和地區對人民幣的信心大大增強。特別是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初，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讓世界經濟進入困難時期，但是人民幣並沒有貶值，而實際有效匯率反而升值14.5%。人民幣匯率在國際金融危機的蔓延中保持了基本穩定，對世界經濟複蘇起到促進作用。與周邊國家的貨幣相比，人民幣是當之無愧的強勢貨幣，獲得了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廣泛認同，這成為人民幣亞洲化的重要推動力量。

　　(三)一國的經濟開放程度

　　在現代金融體系下，貨幣可自由兌換，流動性日益增強。一國貨幣的流通程度與該國的經濟開放度是成正比的。我們根據一些學者(戴金平、熊性美，2001)提出的衡量經濟開放程度的三項指標，對外貿易、對外金融資產和負債、對外和外來投資開放度進行綜合分析。實踐表明，一國的經濟開放程度越高，表明該國融入本地區經濟的程度越高，該國貨幣在本地區發揮的作用就越大，因而成為地區性貨幣的概率就越大。

　　首先，區域貨幣的基本職能是為區域經濟活動做交易媒介，一國貨幣要想成為區域性貨幣，該國的對外經濟活動必須有足夠大的規模。對外貿易是最為傳統的對外經濟活動。一國的進出口規模越大，在交易中使用該國貨幣就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也可以規避匯率波動的風險。所以，當一國貿易水平較高時，該國貨幣更有可能被用作區域結算貨幣。據世界貿易組織資料庫的資料，我國的貨物進出口總額多年來急劇增長，在亞洲地區，其進口總數量遠遠大於其他國家。在加入世貿組織的11年間，中國對外進出口貿易年均增長20.2%。2012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首超美國，位居全世界第一位。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重由1978年的0.8%提高到2012年的11.1%。此外，中國與亞洲國家貿易增勢強勁，在中國比較大的貿易伙伴中，亞洲國家和地區占到了多數，與亞洲貿易總額占全國外貿總額的一半以上。

　　其次，中國利用外資和對外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截至2010年3月，外商對華投資累計設立企業近69萬家，實際使用外資超過1萬億美元，中國連續17年位居發展中國家之首位。2009年在金融危機影響下，在全球跨國直接投資下降近40%的情況下，2009年中國吸收外資仍保持在900億美元的高位，僅下降2.6%，居全球第二。在利用外資繼續增長的同時，對外投資也出現了強勁的增長勢頭。2008年中國的對外投資增長了111%，達到559億美元，在全世界排名第12位，在所有發展中和轉型經濟體中排名第2位。亞洲國家依然是我國重點投資的合作區域。2011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的77.2%是來自亞洲的直接投資，中國對亞洲的投資額占全國總投資流量的66.2%。多年來，中國積極拓展雙邊經貿關係，簽訂多個雙邊投資協定。

　　最後，中國不斷完善的金融結構是其貨幣發揮區域性貨幣作用的重要支撐。高效率的金融市場能夠減少市場摩擦，降低金融資產的交易成本，增進貨幣的流動性和在更大範圍內的使用。擁有發達的金融機構網路，有助於國際貨幣的存放和轉換，促進本幣進行國際貿易和投資，推動本幣國際地位的提高。美元、英鎊和日元的世界貨幣地位正是靠紐約、倫敦和東京這三個世界上最重要的國際金融市場來做後盾的。雖然我國的對外金融比率與歐元區和亞洲主要國家和地區有一定的差距，但是考慮到我國經濟的規模與潛力，這並不能制約人民幣的亞洲化。而且，隨著我國金融業不斷地對外開放，我國金融機構開始改革上市並引入戰略投資者，金融機構的監管體制也不斷完善，金融產品屢屢創新，人民幣的跨境流通日趨頻繁，金融業的國際化水平不斷提高，中國對外金融開放度[綜合對外開放度=(對外貿易比率+對外金融資產和負債比率+對外和外來投資比率)/3]正在逐漸提高，中國經濟的綜合開放程度不斷增大，正向發達國家靠近，為人民幣亞洲化創造必要的條件。

　　(四)一國貨幣被周邊國家和地區所接受的程度

　　一國貨幣在區域內被使用的頻率越高，流通量越大，通過網路效應和規模效應，使用該貨幣所獲得的收益就越大，通過制度化的合作，該國貨幣實現區域化的可能性就越高。

　　1.周邊國家使用人民幣的情況。從目前狀況看，人民幣跨境流通地區分佈於港澳臺地區，同我國廣西、雲南接壤和隔海相望的東南亞國家，同我國西南地區、西部地區以及東北地區接壤的國家。在港澳地區，很多旅館、商場都標示出人民幣與港幣的匯率，並直接受理用人民幣進行支付，人民幣已經成為人們使用的第二大貨幣。在臺灣，由於旅游業的發展、民眾人民幣保有量的增多、人民幣升值預期，“民間樂意接受、銀行積極儲備”的格局正在逐漸形成。在越南，人民幣已經成為中越貿易的首選結算貨幣。在緬甸，人民幣素來有“小美元”之稱，一直被當做硬通貨使用，流通範圍很廣，在北部特區首府小勐拉，人民幣已經取代緬幣成為主要流通貨幣。在柬埔寨，首相洪森曾公開號召本國人民使用人民幣，非常歡迎人民幣在柬埔寨的流通，並把人民幣作為柬埔寨的儲備貨幣，人民幣在柬埔寨也已經成為硬通貨。在泰國，中國銀聯已正式開通“銀聯卡”在泰國的受理業務，持卡人在泰國的各種購物消費以及提取本國貨幣將十分便捷。在蒙古，人們甚至覺得持有人民幣比持有美元還安全，人民幣日益受到蒙古居民的歡迎，已經成為蒙古人民使用最普遍的外幣之一和中蒙邊境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在北韓，人民幣得到了政府和居民雙方面的充分認可，已經取得了“硬通貨”的地位，目前人民幣日常交易在多種消費場合都可以進行，兌換也非常方便。

　　2.周邊國家與中國的貨幣互換協議。貨幣互換是指兩筆金額相同、期限相同、計算利率方法相同，但貨幣種類不同的債務資金之間的調換，同時也伴隨不同利息額的貨幣調換。貨幣互換能夠應對貨幣或金融危機，為金融體系註入流動性。同時，它可以減少對主要結算貨幣的依賴，促進雙邊貿易的發展，對於不可兌換的貨幣來說，貨幣互換是推動本幣區域化的重要手段。曾在金融危機中深受影響的東盟國家首先提出有關的亞洲金融合作協議，我國和日、韓積極響應。目前在放寬貨幣互換額度、建立協調機構、發展亞洲債券市場、加速亞洲各國間的匯率合作機制方面已達成協議和付諸行動。迄今，我國已經簽訂了多個貨幣互換協議。周邊市場對人民幣的選擇形成了人民幣亞洲化的雛形。

　　綜上分析，人民幣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已經變得越來越大。儘管目前人民幣成為完全國際貨幣的條件尚不成熟，但從現階段的一些情況來看，如我國的綜合經濟實力，穩定高速發展的經濟前景，愈加開放的經濟程度，人民幣在亞洲的旺盛需求，我國已經初步具備人民幣亞洲化的基礎條件。人民幣在亞洲地區已有區域貨幣的地位，通過採取措施，因勢利導，人民幣完全可以行使區域貨幣的職能。

　　目前，人民幣亞洲化面臨的一些主要的障礙還是存在的，它們主要是：

　　第一，資本項目尚未完全開放。人民幣的亞洲化會對我國資本項目的開放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由於目前我國金融體系不完善，我國對資本賬戶的管制還是十分嚴格的，這樣降低了人民幣的流動性，限制了其投資渠道，這對人民幣亞洲化實屬不利。但若是我們現在完全開放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那麼大量存在投機動機的“熱錢”就會涌入我國，造成國內通貨膨脹的壓力，而一旦這些國際游資集中撤走，又會造成我國經濟的崩潰。因此，現階段資本項目尚不能完全開放的現實與人民幣亞洲化的目標存在著矛盾。

　　第二，資本流出的渠道不暢。國際貿易中，我國只對東盟一些國家存在大量逆差，對其他國家和地區一直為順差，按照我國與周邊國家簽署的雙邊本幣結算協議，將有大量其他國家的貨幣因貿易順差流人我國，這違背了人民幣流出的意願。我國的外匯儲備十分充足，缺少的是對於資本流出的鼓勵和對某些國際游資和投資資本的限制。

　　第三，缺乏人民幣迴流機制。目前在境外的人民幣不能像美元、歐元等國際貨幣那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找到適宜的投資避險工具。境外的人民幣只能進口中國內陸的商品、服務和存放在銀行，並沒有太多其他的用途，加上我國對資本賬戶管制嚴格，境外持有者無法將持有的人民幣進行保值增值投資，因此降低了他們的持有意願。而且缺乏人民幣迴流機制有可能導致境外人民幣做投機性囤積，威脅到人民幣匯率的穩定。

　　第四，金融監管體制尚不完善。目前我國的金融監管當局經常受到當局政府政策目標的限制，缺乏獨立性，而且，往往是出現問題了才採取監管措施，監管存在滯後性。對於某些金融創新，由於事前的研究不到位，迫於不確定的風險，大部分監管存在著主觀臆斷性，過度註重金融機構經營的安全性，不能把合規性管理和風險管理的理念相協調，干擾了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

　　第五，缺乏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場體系。近些年中國的金融市場發展較快，但不論是市場的廣度是還深度，都與發達國家有著一定的差距。中國金融市場存在市場分割現象，各層次資本和金融市場發展不均衡，導致金融體系運行效率低。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比例長期嚴重失調，又導致企業資本結構不合理，銀行不良資產比例過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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