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光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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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光遠（Yu Guangyuan）

　　於光遠（Yu Guangyuan，1915-）中國經濟學家。上海人。原姓鬱，名鍾正，於光遠是入黨後起的名字。中國當代經濟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指導教師,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顧問,中國環境戰略研究中心主席、中國馬、恩、列、斯著作研究會會長,中國技術經濟研究會理事長,中國國土經濟學研究會理事長,中國生產力經濟學研究會會長,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理事長,中國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研究會理事長,中國經濟學團體聯合會顧問,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經濟學大辭典》主編。

　　於光遠長期從事經濟研究工作，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致力於哲學、社會科學多學科的研究和推進其發展的組織活動，並積极參加多方面的社會活動，擔任過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中國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研究會、中國生產力經濟學研究會、中國國土經濟學研究會、中國技術經濟學研究會、中國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會、中國太平洋學會等團體的理事長或會長。

　　於光遠興趣非常廣泛，關心社會生活中許許多多問題。腦勤、手勤、腿也勤，雖現年事雖高，但仍“坐輪椅，走天下”。近又要求自己要現代化，嘗試與網際網路打打交道。於光遠曾經破格錄取一位英語分數不夠的學生為自己的碩士。傳為佳話。

• 1915年：在上海出生

• 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

• 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

• 1936年：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

• 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 1939年：從北平調往延安

• 1942年：從事經濟學的研究

• 1954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

• 1956年：當選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 1964年：國家科委副主任

• 1975年：國務院政策研究室負責人

• 1977年：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

• 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

• 一、勤。也就是‘愛勞動’。眼勤、耳勤、手勤、腦勤，五官四肢都勤。勞動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一個人只有勤，才能有所作為；

• 二、正。也就是直，正道直行。正直是大聰明，也是大道德；

• 三、坦。也就是真，說真話，做真事，就是待人坦誠，‘君子坦蕩蕩’嘛；

• 四、深。研而究之，探求本質，從現象到本質，從第一本質進到第二本質；

• 五、創。要有創新的強烈欲望和興趣。要獨立思考，反對陳腐，勇於衝破舊事物的羅網；

• 六、韌。孜孜不倦，堅韌不拔。要成功，勇是必要的，但須繼之以韌性的戰鬥。目的尚未達到，‘我就跟你沒有完’；

• 七、情。對人對事要有熱情，心腸要熱，不論看人看問題頭腦要冷靜，同時要有豐富的人情味。在人與人之間，應有更多的理解、同情和愛，不要感情冷漠；

• 八、喜。也就是樂。我欣賞經常樂乎乎的性格。不論遇到什麼不順心的事，或者什麼病痛，都要想得開，自找快活，不要自尋煩惱。”

　　於光遠長期從事經濟理論研究工作。50年代末，他參與組織有關商品生產、價值規律、社會主義再生產、經濟效果、經濟發展速度與比例等重要經濟理論的討論。1959年提出必須重視經濟效益。70年代後期，他駁斥了所謂的“批判唯生產力論”的論調，認為唯生產力論是承認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根本的決定性因素，就是承認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歸根到底為生產力所決定，唯生產力論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根本觀點。在如何評價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的優越性時，他指出，衡量一種生產關係優越與否或何種生產關係更為優越的唯一標準，只能是看它能否最好地促進當時當地的生產力的發展，同樣，何種社會主義所有制形式先進，何種形式落後，一定要放到與生產力的關係的歷史發展中去考察。而且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非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存在與發展，也要運用這一標準。關於按勞分配理論，他指出按勞分配不但不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而且是最終消滅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必由之路，他認為在我國不存在按勞分配貫徹過分的問題，而是貫徹不夠。1978年他提出商品生產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本質特征。

　　1979年他提議開展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問題的討論，把社會主義生產目的的問題和最終產品聯繫起來，他認為社會主義經濟目標，應該是在可能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增產人民需要的最終產品，要以最終產品增產的狀況作為衡量整個經濟工作成績的尺度。同時，他將全社會的使用價值生產和個別企業的價值生產統一起來，個別企業的價值生產是從屬於全社會的使用價值生產的。70年代末，他對社會主義經濟有計劃發展提出：計劃地發展應當包含有計劃地適應外界變化，在存在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條件下，計劃應當和市場的變化相適應，不僅指導性計劃是如此，指令性計劃也是如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他就堅持不懈地探索改革，他認為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國家中繼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後的又一次生產關係上的偉大變革。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他曾支持一些新的經濟學科如生產力經濟學、國土經濟學、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學、技術經濟學的創立，並對經濟效益學、教育經濟學、消費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旅游經濟學等提出了自己的見解。

　　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龔育之曾對於光遠有過這樣的評價：學識淵博，學貫“兩科”，即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有機地融為一體；在整個學術生涯中，他開拓了許多新的學科領域，尤其在促進中國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聯盟方面、在自然辯證法哲學學派的創立與發展方面、在反偽科學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開拓者、辛勤的耕耘者。

　　可以說，這一評價基本概括了於光遠為中國學術、思想以及改革所作的貢獻。

　　經濟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人

　　於光遠出生於上海一個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響和近代科學技術教育的知識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學，1934年轉到清華大學物理系三年級。面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蹂躪，於光遠放棄了成為一個大物理學家的夢想，參加了1935年底爆發的“一二九”學生運動，繼而在共產黨的影響下，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業中，1937年3月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社會實踐中，開始了社會科學研究。

　　如今，作為一位資深學者，於光遠在社會科學領域已經探索半個多世紀了於光遠不僅僅是一個勤於思考的學者，許多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論問題都是由他率先或較早提出的；他還是一個長於行動的學者，參與了許多重要的決策。

　　1978年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掀開了中國曆史的新篇章。於光遠作為列席代表參加了這次著名的會議及之前的中央工作會議。而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作了那篇後來被認為是三中全會主題報告的著名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篇講話的手寫提綱就一直保存在於光遠那兒。

　　從1981年起，他又利用參與討論中央文件的機會，多次主張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寫入中央文件。他的意見，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說，於光遠是中國當代思想解放運動和改革開放的重要參與者和見證人。

　　上世紀50年代，於光遠曾較長時間在中宣部工作，擔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1977年-1982年間，任國家科委副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馬列所所長,榮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還擔任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教授、名譽會長或顧問。他也是1955年評出的中國科學院哲學學部委員中僅存的四位院士之一，且年齡最輕。

　　兼具深切社會與學術關懷的經濟學大家

　　於光遠一生著作等身，代表性著作有：《哲學論文演講和筆記》、《一個哲學學派正在中國興起》、《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7捲》、《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於氏簡明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辭典》、《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雜記》、《我的市場經濟觀》、《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文明的亞洲和亞洲的文明》和《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等。

　　當然，作為中國思想界的一個大學問家，他首先是以一個經濟學家的身份出現的。2005年，在首屆中國經濟學獎候選人資料中，推薦人對於光遠的評語是：他是一個兼有著深切的社會關懷和深切的學術關懷的經濟學家，在他的學術活動中，總是試圖尋找二者間的支點，來確定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廣泛的學術興趣和豐富的人生經歷，使得他的學術思想內容十分豐富。

　　回溯歷史，我們會發現，早在上世紀50年代，於光遠就倡導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並將這一學科定名為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有別於蘇聯提出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這一領域，他至今已進行了40餘年的研究，出版了《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7捲。

　　1979年以來，於光遠在經濟學的許多方面進行了開拓性的研究。在理論經濟學方面，他倡議並推動了關於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和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等重大問題的討論和研究，廓清了在這些重大問題上的理論認識。同時，他大力提倡並率先進行了一些新學科的研究，比如消費經濟學、教育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旅游經濟學、發展戰略學、國土經濟學、經濟效益學，等等。他不斷地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活動，推動了各種經濟研究和學術活動組織的建立。

　　於光遠還是一位敢於堅持馬克思主義真理的經濟學家。他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幾乎所有重大的問題都有所涉及，併在很多方面作出了開創性的理論貢獻。

　　比如，關於經濟效果，他提出要以個人使用價值（或個人需要的滿足）作為社會經濟效果的基礎，這一觀點與當時流行的將政府目標等同於全社會目標的觀念有著根本不同的理論基礎。他正是從這一深層的價值理念上逐步認識到中國改革是必要的。

　　關於所有制形式結構，他認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在1997年發表的《於氏簡明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辭典》中，以條目的形式系統闡述了他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革的觀點。

　　特別是他一直高度重視唯生產力論問題，很早就提出了生產力標準。他指出，衡量一種生產關係優越與否的唯一標準，只能是看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他特別強調，能否促進生產力發展是衡量一切是非的最高標準、最高原則，其他任何原則，都不能和這個原則併列。

　　致力於發展中國特色經濟學理論

　　於光遠不僅重視將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已闡明的原理運用於現代經濟生活，而且十分重視如何將馬克思主義運用於中國改革實踐的經濟理論發展。

　　1983年，在首都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學術討論會上，他提出了要“發展作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要求，在理論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978年訪問南斯拉夫以後，他開始比較系統和深入地思考和研究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他指出，實現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應與被看作是繼社會主義改造後的又一次生產關係方面的偉大變革，中國當前所進行的這場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跨世紀的任務。

　　他並強調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總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本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

　　關於改革的基本原則，他認為應當把商品生產問題放在首位。這是因為，發展商品生產在各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具有突出的重要地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證明，商品生產在社會主義階段中的存在和發展不是偶然的，而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征。

　　他在改革的實踐中，不僅註意實踐中出現的新事物，註意總結改革的成功經驗，而且十分註意改革所遇到的和可能遇到的問題。

　　關於改革和經營的關係，就是他提出來並反覆強調以其引起人們高度重視的問題之一。他指出，改革應當為經營排除障礙、創造條件，因為經濟效益只能通過經營來取得。搞好經營不僅對於鞏固改革成果十分重要，而且積極從事經營能使人們有更強的改革要求。他的這一思想，為後來實行承包制改革以完善經營機制的改革措施在理論上作了準備。

　　他還比較早地研究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的理論，著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1988)一書。此書被經濟學家評為“影響新中國經濟的十本經濟學著作”之一。

　　1995年，於光遠又提出了著名的“三個30年”觀點。他認為，中國的現代化可分為“三個30年”。第一個30年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8年新中國成立前夕，這是從思想發動經過三次革命戰爭取得全國勝利的30年；第二個30年是從1949年全國解放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是我們取得政權後在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上曲折前進的30年，在這30年後期，我們覺悟到要進行經濟體制改革，併在鄧小平理論的指導下，開始了又一新的偉大革命；從 1979年起，中國進入第三個30年，在這個30年末，即2008年，中國經濟改革可以基本完成，並建立一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活動家、革命家於光遠在老年回憶自己的成長過程時，滿懷感觸地說：“在我的成長過程中，有一件小事對我的一生影響很大，可以說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其實這件事真是小到不能再小了。簡直不能說是"事"，可以說只是一個細節。但小事不小，正是這些生活中時時碰到的細節，是機會也是成長的最好養料：它像開掘的泉眼，導致一生滔滔不絕的源泉；又像潤物細無聲的春雨，一點一滴每時每刻潛入意識直至靈魂，鑄成從量變到騰飛的輝煌.......

　　凜然正氣　言教身傳

　　於光遠本名鬱鐘正，於1915年7月5日生於上海。父親鬱祁培出生於商業世家。時值康有為創辦"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父親受新思想影響，不肯聽家裡安排學商，吵著要進洋學堂，後在姑媽的幫助下如願以償，這無疑為於光遠的成長鋪下了堅實的基石。父親思想開放，人格正直，以自己的正直與骨氣影響著兒子。母親蔣文英在常州洋學堂讀了一年書。這位成績優秀的姑娘，並不因為中止學業而停止學習，自讀了不少書，會背《唐詩》，《古文觀止》等。像所有相夫教子的賢妻良母一樣，她懂得怎樣養育兒子。暑假時她帶他到蘇州外婆家，外婆家的草地、花木還有養著的烏龜、表哥的蟋蟀，給了他童年的樂趣與知識。她還經常給兒子講自己小時逃難的故事，因為是切身經歷，講得有情有景，於光遠很愛聽。母親還講英雄故事教育兒子要勇敢，不怕苦。故事中憂國愛民的精髓也一點點地培養了他的正義感與愛國情操。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十歲的於光遠，跟著老師上街參加了抗議帝國主義殺害我國工人、抵制日貨、聲援工人罷工的游行，併為工人募捐。這是他第一次參加革命活動。繼而他一步步走向革命，於1937年入黨，象魚入水一樣融入社會，成為黨的社會活動家。

　　平等相處　　點化成金

　　於光遠的父母從不打罵孩子，與他們平等相處。一次，於光遠往幼稚園桌下一鑽站起來時不小心將飯桌打翻。他很害怕，躲到了一間黑屋裡。母親找到了他，沒有責怪他。面對母親慈愛理解的眼神，他既感受到溫情又滿懷自責。從此他意識到碰到事情不能迴避。

　　1921 年於光遠入上海江蘇省立第二師範附小讀小學。次年，父親在三舅的婚禮間歇給兒子念了二回《三國演義》。父親念得很吸引人，比課本單調的識字教育有趣味多了。父親告訴他好好讀書，這些故事都在書上。於光遠回家立即找出了《三國演義》。有些字不識，但不影響他連猜帶想地看完。這一看不可收，看完小說看彈詞戲曲遂成書迷。好看的書看完了，不好看的書也看：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還有嚴複翻譯的赫胥黎寫的《天演論》等。到了非看書不可的地步，養成了一個習慣：看得懂的看，看不懂的也看。一句二句中看出點意思，就非常高興。後來他談到那時讀書的體會："正像《五柳先生傳》中寫的那樣：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有特別的體會。"這些書全讀完，他就讀起父親上江南製造局兵工專科學校時用的課本，觸及了數學、幾何、三角、物理這些科學知識。這在當時的得益是：小學最後一學期他隨父親赴京。在北京插班需要考試。媽媽怕他進不了北京的學校，考畢急問老師收不收？老師說："收！他的數學好極了!"

　　父親書櫃那小半櫃書，成了他小學時代的知識寶庫，使他走上終生受用的自學道路；同時使他開始抵制學校對他實行的某些約束。閱讀父親書櫃的書，他認為這件小事對他知識的長進、能力的提高和某些思想傾向和性格形成，產生極大影響對他成長起了巨大的作用。他後來反覆講起這件對他一生中影響最大的事時說：“我受到這件小事的影響，不僅僅是直接的東西，即從我父親藏書中學到了許多在課堂上學不到的知識。而且還獲得一些融入我性格中的東西，那就是：在求知上，不怕一下子看不懂書上寫的，甚至越是難懂的語言，只要看得出話里有深刻道理我就越想鑽深鑽透。甚至超出求知範圍，擴展到社會生活各個方面。”

　　父親賦閑在家時，經濟困難使他總想做點事賺一點錢，補貼家用。父親試著做墨水，在玫瑰花中提取香精，用硝酸洗照相館沒用的膠卷提取金屬銀。這些嘗試雖都沒有成功，卻培養了跟著父親一起做的於光遠的思考與動手能力。使他對製作產品有了濃厚的興趣。上學時經過作坊，有時竟看得上課都遲到了。譬如看豆腐作坊，看他們水磨浸漲的黃豆，一面磨一面不斷加水，然後將漿水放到大鍋里煮，看一張張揭豆腐皮，看用石膏水點豆腐。這些好奇使他成為一個知識廣泛的人，對後來的生活產生較大的影響。

　　大鵬展翅　　志在雲天

　　於光遠在上海大同大學學習時，對自然科學、哲學產生濃厚興趣，開始用英文看原著。

　　1931年伯父親家辦了個化學工業社生產牙膏，但牙膏沒放幾個月就幹得擠不出來，找他解決問題。他到東方圖書館查看化工手冊，建議加甘油，解決了問題。這樣一來他與東方圖書館結緣，成了那裡的常客。同時家族認為他十五歲就能解決問題前途無量。這給了他更多的信心，有了更高的願望：想研究學問，使自己成為一個像牛頓、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樣的大物理學家或大哲學家。由此他要轉學清華，他相信這所有名的高等學府會使他進步得更快。父母雖然認為到清華讀書經濟成問題，況且現在兒子的家教收益也解決了家庭的不少困難，因此抱著一種無奈的理解尊重態度。而長期開放自由的教育使於光遠對許多事情都有自己主張，併在行動上喜歡自己作主，對別人怎麼看不太理會。於是他向清華提出轉學要求。著名的物理學家吳有訓考他後錄取了他。這時他才想到家裡的經濟和自己的求學費用。他循廣告申請興業銀行董事長王伯元設立的獎學金。得到四百元，拿了一百多元赴京，二百多元留下補貼家用。果然清華成了他輝煌人生的起點。

　　他特別講求做事一定要講道理，不講道理或沒將道理講清楚他不幹。還有下決心做的事勁頭特大，很堅韌。他還看輕分數，別人都在備考，他還在學新知識。因此考分有時雖然差一些，但他說他學得多學得扎實。

　　正是這些冰凍三尺的日積月累，使他終成著名的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活動家、革命家。

　　於光遠發表的學術著作與政論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

• 《政治經濟學》（1952）

• 《論半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產品分配》（1955）

• 《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958）

• 《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上、下冊，1977—1978）

• 《談談社會主義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問題》（1978）

• 《論社會主義生產中的經濟效果》（1978）

• 《試論社會主義生產中的C、V、m》（1979）

• 《經濟、社會發展戰略》（1982）

• 《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叢書》（1982）

• 《論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1985）

• 《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5捲，1980—1991）

• 《哲學論文演講和筆記》

• 《一個哲學學派正在中國興起》

• 《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探索·1—7捲》

• 《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

• 《經濟社會發展戰略》

•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主體論雜記》

• 《我親歷的那次歷史轉折》

• 《文明的亞洲和亞洲的文明》

• 《評所謂人體特異功能》

• 《同偽科學至少還要鬥一百年》

• 《我的教育思想》等

　　1993年起，開始出版隨筆散文，有：

• 《古稀手記》

• 《碎思錄》

• 《文革中的我》

• 《朋友和朋友們的書》

• 《窗外的石榴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