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媒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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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媒时代（The era of intelligent media）

　　智媒时代以物联网作为智能传播的基础设施，以大数据构成整个生产要素，用移动计算优化资源的有效配置，机器学习在这一过程中加速了智能化的进程。^[1]

　　（一）万物皆媒

　　媒介，从传播学意义上来讲是指利用媒质储存和传播信息的物质工具，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凡是能使人与人、人与事物或事物与事物之间产生联系或发生关系的物质都是媒介。彭兰教授指出，“过去的媒体是以人为主导的媒体，而未来，机器及各种智能物体都有媒体化可能”。物联网、人工智能、云技术等新技术的发展，使得万物皆媒的设想成为可能。物联网的概念首次提出还在1991年，当时由于技术的限制并未引发关注，但是仅在二十年后，物联网就已经发展到相当的规模。借助传感器技术的普及应用，智能物体已经逐渐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通过终端掌控，各种物体都可以连通网络，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获得对于物体状态、动态的感知。这也给传媒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智能物体可以一定程度上承担信息采集和加工的任务，以传感器为支撑的“传感器新闻”，甚至有可能出现OGC（Object Generated Content）的内容生产方式。

　　（二）人机共生

　　人与机器的互动一直以来都是科技革命时代所关心的话题，从人机大战到人机和谐共生，体现了人类作为智慧生物对待机器的态度转变。不再是排斥抵触，而是和平接纳，最终智能化机器、智能物体将与人的智能融合，共同作用，构建新的媒体业务模式。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成熟，我们进入了高度智能网络化的社会，人与物都充当了某种程度的媒介功能。在未来，智能家居，智能汽车将会大量涌现，可穿戴设备将会广泛普及，彻底发挥人体本身的智慧终端作用，人体终端化不仅意味着人体向外界发送数据的快速与丰富，也意味着人对信息的获取与处理能力的增强，拓展人的感知认识能力，以及人与物的信息交互能力，人成为了一种行走中的移动终端。终端智慧化是未来人机共生的关键，智能手机是当前人机交互的主流界面和载体，未来，可穿戴设备，传感器芯片与人的融合将会增强人机互动的质量，机器也会融合与人、物体和环境之中。

　　（三）自我进化

　　自我进化是智能媒介成熟的标志，在未来的媒介化进程当中，人与机器深度融合，机器具备自我学习的能力，借助智慧终端，更加精确地提供人类需求。这既是机器是否能适应人类更高层次需要的挑战，也是人类能否驾驭机器不致被机器奴役的挑战。彭兰教授说，“人机合一的媒介具有自我进化的能力,机器洞察人心的能力,人对机器的驾驭能力互为推进”。人体上将有越来越多的“机器”，以可穿戴设备，传感器和芯片的形式存在，某些芯片还可以植入人体。机器越来越隐身于人、物体、环境之中，在融合中实现共同进化。当前，英国和瑞士的科学家已经研制出一种能自我进化并不断改进性能的机器人系统，将这种系统应用在汽车制造和农业领域，机器人就能主动寻找汽车修理中的问题，尝试不同的农业灌溉方式，从而大大提高生产的效率。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对于整个新闻传播行业的生态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推动了传播权力从传统媒体向社交平台转移，智媒时代的来临，将会开启智慧传媒的新模式与新生态。

　　（一）智媒时代新闻生产的智能化

　　在过去，专业的新闻生产工作都是在编辑室内完成，新闻的采编分发都遵循一套单向度的线性流程。但是技术的应用改进了这种流程，新闻生产呈现出智能化的特点。传统的新闻制作需要记者去现场采访、拍摄，将文字、图片资料带回编辑室进行编辑。新媒体时代所产生的海量信息，已很难完全用人工的方式来完成处理，智能化的新闻采集更多依赖大数据技术、传感器技术，算法技术等，延伸了信息采集的触手，拓宽了取材的范围，提升了取材的丰富性。传感器新闻的出现，正是信息采集方式的重大转变。各种智能化新内容生产力在多个“线程”上的引入，将带来生产能力的增强。在信息采集力上，实现了从“人”到“物”的多层面贯穿，在信息的加工力上，形成了“全媒体贯通+挖掘力提升+新文本模式”的新格局。此外，在信息的整合能力、核查与判断力、协同力、分发力上都有所增强。自动化新闻的生产方式使得社会信息总量呈指数型趋势增长，新闻机器人的出现，简化了新闻的制作流程，实现了机器取代人力，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机器人写作，可以大大加快新闻生产的速度和总量，2016年里约奥运会期间，《今日头条》Xiaomingbot完成一篇稿件的时间约为２秒左右。新闻传播学界普遍认为，自动化新闻在未来所占的比例将会越来越高，因此传媒业纷纷开展了自动化新闻的实践，腾讯财经的“Dreamwriter”、新华社的“快笔小新”、第一财经的“DT稿王”以及智搜的“Giiso写作机器人”，都是机器写作的典型代表。

　　虽然目前机器人写作基本上沿用一种“人工智能”+“自动化数据填充”的模式，在新闻敏感、情感表达、深度分析及选题方面还有所欠缺，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其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稿件生产能力还是引发了传媒领域的剧烈变革。在新闻内容的分发上，传统的大众媒体只是将新闻在媒介上公开，并没有考虑受众的喜好。在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传受主体之间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今日头条依靠其强大的算法能力，为用户精确推送信息，并打出了“你关心的，才是头条”这样的口号，精确记录用户的使用习惯和阅读行为，实现千人千面的内容分发。新华社的聊天机器人，苹果的Siri,都可以让用户发送指令以获得感兴趣的新闻资讯，从而获得个性化的内容服务。

　　（二）智媒时代传媒生态的变革

　　纵观传媒的历史，每一次重大的技术突破都能推动传媒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无论是印刷术的发明，还是无线广播、有线电视的出现，都给传媒业带来剧烈的变化。

　　腾讯集团的高级执行副总裁刘胜义说，“智能化将重新塑造人与媒体、人与资讯的关系，带来新的组织形式、生产方式、产品形态，颠覆并重构媒体生态”。互联网的“下半场”必然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产业变革，无论是国内的BAT互联网巨头，还是苹果、谷歌、微软、Facebook等公司，都视人工智能为重点发展领域，并开发相应的科技产品，抢占市场有利地位。百度的“百度大脑”、腾讯的“Dreamwriter”、苹果Siri、微软的Adam，各个公司都开始依据自身的特色拓展新的业务形态。传统的报纸、广电等传媒产业发展相对迟滞，新技术推动下的智媒领域快速崛起。智能媒体的发展让传统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从2013年的传统媒体、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三足鼎立”，2017年则已转向“一超多强”的局面——移动互联网的市场份额接近一半，传统媒体总体规模仅占五分之一，其中报刊图书等平面媒体的市场份额不到6%。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都亟待改革，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为主的传统媒体已经开始了智能化改革。央视不断地推动“5G+4K+AI”的节目制作与传输改革，2018年11月7日, 新华社联合搜狗在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发布了“AI合成主播”,在新闻领域实现了实时音视频与AI真人形象合成的创新，人民日报社新媒体中心则联合百度、科大讯飞、快手、荣之联、凡闻科技等多家科技公司共同开发出“人民日报创作大脑”，具备智能写作、智媒引擎、语音转写、数据魔方、视频搜索五大功能，大大提升创作者的内容生产和分发效率。

　　基于算法推荐和大数据精准推送的人工智能带来了商业模式的转型升级，他使得定向广告成为可能，极大地增强广告的投放效果，在进行深度挖掘的基础上，实现了个性化传播。人工智能促使新闻生产由PGC向智能生产迈进，通过自动化新闻生产，受众群体细分，智能化媒体能够兼顾“头部”和“尾部”的双重用户，并且能够通过数据分析，掌握用户的购买行为，精确描绘用户画像，从而给消费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商品推荐。

　　（三）智媒时代新闻从业者的转型

　　人工智能进入了传媒产业领域，不仅对新闻生产有重大影响，对于新闻从业者也是一次重大考验。人工智能带来的不仅仅是信息生产流程的革新，产品形态的丰富、商业模式的升级，更是通过传媒业与互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形成协同创新发展新业态，重塑媒体生态环境，再造媒体组织结构，改变媒体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模式。媒体从业者的转型，从更深层面的角度来说，是媒体从业者角色的转变，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角色一直由个体或机构扮演，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把关人”变成了“AI智能系统”，这对于媒体从业者职业的合法性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在全媒体时代，就已经提出了“全能型”记者的目标，需要能够适应多种复合媒体岗位的工作要求，集策划、采访、写作、编辑、摄影摄像、出镜播报等技能于一体的新闻专业人才，从技术的角度看，新闻的生产与传播日趋专业化，仅有过人的学识与眼界已不足以支撑一个新闻从业者取得卓越的功绩，只有辅以先进的技术，才有可能使具有价值的内容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抖音、快手的一夜爆红，VR、AR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都在促使新闻从业者与时俱进，更新职业技能。

　　智媒时代，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工作者减轻了信息采集、筛选和新闻制作、分发的压力，但是数据背后的新闻价值以及内容的真实性则对记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机器人新闻虽然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但是在内容的逻辑性和深度上还有所不足，也缺乏必要的创造性思考和人情味，编辑人员则需要进行把关，查漏补缺，为内容增加厚度、广度和深度，针对大数据无法采集到的信息，还需要利用传统的信息采集方式进行补充。在媒介内容的生产过程中，机器可以承担大部分的简单重复性工作，新闻从业者则需要提供更多的灵感与创意，机器可以对大量的数据进行搜集分析，但是需要新闻工作人员进行基于数据的宏观决策。智媒时代，新闻工作者需要进行更加富有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真正强者。

　　2017年，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指出，“要做好舆论引导，更好地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和法律等挑战”。从国家战略层面看，人工智能建构的新的媒介环境衍生出价值传播的可能风险，需要我们充分把握智能媒体在价值传播中的新特点，有效规避其负面效应，化被动为主动，为新时代凝聚社会主义价值共识提供强有力的助益。

　　（一）夯实现实基础：以实现民生福祉构建智媒舆论场的价值核心

　　价值观根源于社会实践，价值共识的现实基础是共同利益，因而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是达成价值共识的基础条件。马克思指出，“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智能传播机制之所以会引发社会价值共识建构的隐忧，其中重要原因在于媒体的智能化程度越高，媒介内容的虚拟程度便会越强，而受众的价值观构设则距离现实世界越遥远。在智能媒体的价值传播过程中，应当充分立足现实的社会实践，在对人民群众热切关注的社会现实问题的虚拟叙事中，探寻公众利益诉求的共通之处；在不断扩大社会共同利益中建构主流意识形态导向，自觉传递社会正向价值。

　　首先，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无论什么背景和时代，民生都是关涉全社会敏感神经的重大问题，民生问题解决不好，会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缺乏立稳站实的现实条件。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区与深水区，各类社会矛盾问题集中凸显，使得一些人趁机借题发挥，在媒体上引导舆论。应对这一问题必须解决引起重大社会反响的民生热点问题，这样才能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强大引导力与公信力。

　　其次，要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党执政治国的战略目标。凝聚社会价值共识的过程，也是国家意识形态转变为全社会价值规范的过程。党和国家须全面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统筹协调好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建立健全各项利益协调与保障机制，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夯实凝聚价值共识的现实基础。

　　（二）重构媒介环境：建立智能传播的制度规范、基本伦理和舆情预警机制

　　充分发挥智能媒体引领正向价值传播的功能，必须加快构建风清气朗的媒介环境，建立起智能媒体运作的制度规范与基本伦理。

　　首先，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范畴的法律体系，对智能媒体的运行进行规范。从智能算法的运作逻辑来看，它通过个体数据档案的建立使得传统社会相对于国家与公共机构并不透明的个人空间完全敞开，社会成员置身于毫无隐秘可言的“超级全景监狱”，并在数据流的包裹中被监视与规训。当前，社会上已出现了利用智能媒体“从事一些不太正当或者不道德营利行为”的现象，例如某些数字平台的“大数据杀熟”就是基于智能算法对用户潜在需要进行分析而引发的针对性消费欺诈问题。应对技术与资本合谋带来的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需要重新界定现代媒介的行为边界、弥合媒介效益最大化与个人权利保护之间的张力，不断健全和完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体系，在查漏补缺中建立起智能媒体运营的制度环境，从而为社会价值共识的建构提供风清气正的媒介生态。

　　其次，要建立智能媒体传播的基本伦理。智能化的媒体语言融合了语音、图像、色彩、视频等多元符号，其传播技术中兼具了虚拟现实、个性推荐、互动交流、跨越时空等传播特性。在智能媒体的内容生产与信息分发过程中，现实的法律可能无法面面俱到地对其内容进行监管与强制规范，需要作为隐性价值评判标准的伦理道德对以法律为主体的实体监管机制进行补充与完善。建立适用于智能媒体的伦理道德，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实质与理论精髓融入其中，构建全新的数字公约、行业规范与自律标准，形成对传播主体全方位的软性约束环境，强化对智能媒体信息传播的规范与引导。

　　最后，要建立智能化的舆情预警机制。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应用于传播领域，其在数据挖掘、精准识别与智能管理等方面的应用也可以为互联网舆情的发生、发展、具体走向等提供科学研判与预测。对于重大网络舆情及时预警，要充分发挥官方媒体作为权威信息发布平台的功能，借助智能媒体高效、迅速、精准以及动态化的传播特点及时反馈和辟谣。不仅如此，还可以借助智能搜索与数据追踪对违法账号、推特账号进行依法依规查处，从源头上遏制不良信息的散布与流通，为价值共识的凝聚构建良性的网络环境。

　　（三）规范内容导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智媒传播的质性要求

　　无论媒介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都应当是其始终不变的本质要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智能媒体赋能，就是要在“变”中求“不变”，以“不变”而应“万变”，“这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和发展规律”。

　　其一，在各类社会思潮的传播过程中，必须树立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权威地位，使多元社会思潮拥有“主心骨”。在传统主流媒体的价值观教育中，往往期望受众只接触和接受主流且正确的价值观，这种做法的预设是大部分受众的思考能力不足，心理还不够成熟。通过人为构设出来的理想价值也无力解释现实社会中的诸多价值冲突与人们内心世界的价值困惑，因而其建立的价值体系只能是脆弱而不稳定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智能媒体赋能，旨在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来规范和引导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借助现代媒介生发与演变的多元文化，不能脱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理性而有见地的声音才是凝聚社会主义价值共识迫切需要的。

　　其二，要以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引领智媒舆论场的理性探讨。在数字空间中，信息供给的自发秩序需要公共部门加以适当引导，要通过增加蕴含社会主流价值的公共信息供给来平衡个性化信息。在公共信息的供给过程中，可以在智媒舆论场中建构理性探讨的空间。理性探讨空间的建立，则可以使受众立足事实真相进行包容性与开放性的商讨论辩，促成多元社会价值间的良性互动，建立起社会成员相互理解和妥协的认知基础，使之超越立场、视角、利益的偏颇，在交流沟通之中逐渐达成价值共识。

　　（四）提升主体素养：加速媒介素养教育的普及与推广

　　从受众主体层面看，智能媒体所能决定的仅是推送信息的种类与范围，而信息中内蕴的价值选择是否被受众所接受，则取决于社会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与媒介素养。智媒时代，在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建构过程中，社会成员的主体性因素不可忽视。

　　首先，要培养公民的自律意识。在古典哲学家康德看来，人具有在道德实践意义上不受肉体本能与自然束缚而按照自身标准行事的自由意志。因而真正自由的人，具有自我规范的自律性。自律性可以使受众自觉远离智能算法的信息歧视与传播偏向，规避隐含着潜在价值“辐射”的负面信息，是真正实现个体信息自由与意志自由的基本前提。媒介自律性的培育关键在于提升受众的信息辨识能力，在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有机结合中提升公众对垃圾信息的“免疫性”。一旦低俗有害信息的“可见度”降低，便会被算法剔除出热门流行的范畴，智能推荐系统自然会减少相应内容的推送，从而实现良性的信息传播循环。

　　其次，要培育公民的算法素养。个性化的算法推荐机制产生了“回音室”“群体极化”“信息茧房”“过滤气泡”等诸多传播效应，强化了当代社会的个体化、碎片化与流动性，小集体的价值表达被无限扩大化与极端化，最终形成激烈的社会价值冲突。算法素养并不要求公众拥有阅读算法编码的能力，而是能够以批判性态度审视算法在信息传递过程中的潜在影响，认识智能算法的编辑目的以及如何进行信息排序的素养。在认识算法与理解算法的基础上，公众还须有意识地防范算法权力在思想领域的渗透，防范算法权力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所带来的歧视性、极端化以及牢笼化的价值裹挟，在良莠不齐的数据信息中保持审慎客观的立场进行价值判断。

　　最后，要提升用户的内容生产能力。数字互联网时代，受众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去中心化的传播转向使得新闻工作者的权威性被打破，内容生产不再是职业新闻工作者的专利。尤其是随着抖音、快手等智能APP的不断普及，产消一体化的“用户本位”思维正成为不断塑造现代社会传播格局的主导逻辑。

　　因此，公众的媒介素养教育中，需要涵盖部分关于内容生产与传播的专业素养与能力的教育，让智媒用户具备一定的描绘客观现实并进行信息生产的技术素养，使之在转发与评价相关新闻内容时能够理性而又审慎，不为新闻信息所蕴藏的潜在价值理念所诱导。诚然，在当前让每一个用户均具备内容生产的专业性素养并不现实，但随着媒介教育的不断推广与普及，相信用户内容生产能力的提升也将是未来值得期待的重要转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