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简称CPTPP，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的新名字。

　　2017年11月11日，由启动TPP谈判的11个亚太国家共同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已经就新的协议达成了基础性的重要共识”，并决定改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 。

　　2018年3月8日，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11国代表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协定签字仪式。12月30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

　　TPSEP→TPP

　　2002年，新西兰、智利和新加坡首先在墨西哥APEC峰会上就建立FTA举行了谈判，文莱于2005年4月加入谈判并最终签署协议。2005年7月，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和文莱四国签订了“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SEP），原名亚太自由贸易区，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由于该协议的初始成员国为四个，故又称为“P4协议”。

　　2005年5月28日，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四国协议发起、签订并生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TPP），成员之间彼此承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协议采取开放的态度，欢迎任何APEC成员参与，非APEC成员也可以参与。该协议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自由贸易区。

　　2006年5月1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新西兰和新加坡生效，对智利和文莱生效的时间分别为2006年11月8日和2009年7月1日。

　　2008年2月，美国宣布加入，并于当年3月、6月和9月就金融服务和投资议题举行了3轮谈判

　　2008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决定参与TPP谈判，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一同加入谈判。

　　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澳大利亚和秘鲁同意加入。美国借助TPP的已有协议，开始推行自己的贸易议题，全方位主导TPP谈判。自此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开始进入发展壮大阶段。

　　2010年，马来西亚和越南也成为TPP谈判成员，使TPP成员数量扩大到9个。

　　2010年3月15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首轮谈判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参与谈判的共8个成员：美国、智利、秘鲁、越南、新加坡、新西兰、文莱和澳大利亚。此次谈判将涉及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电子商务、服务和知识产权等议题。美国较为强调的内容包括推动清洁能源等新兴行业的发展，促进其制造业、农业以及服务业的商品与服务出口，并强化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保护。

　　2010年11月14日，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的闭幕当天，与会九国同意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提案，将于2011年11月的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完成并宣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纲要。

　　2012年10月8日，墨西哥经济部宣布，墨西哥已完成相关手续，正式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第十个成员国。墨西哥经济部指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有国际影响力的贸易组织，加入该协定为墨参与亚太地区经济事务提供了平台，为墨西哥出口打开了新的机遇之门，也有利于发挥墨西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作用。

　　2012年10月9日，加拿大遗产部长莫尔（James Moore）代表国际贸易部长法斯特在温哥华宣布，将正式加入《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

　　2013年7月23日，日本正式加入TPP谈判。

　　2013年9月10日，韩国宣布加入TPP谈判。

　　2015年10月5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已成功结束“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谈判，达成TPP贸易协定。

　　2016年2月4日，在新西兰奥克兰，由TPP12个成员国代表参加的签字仪式，《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正式签署。

　　2016年11月10日，日本通过了TPP协议。

　　2016年11月11日上午，美国参议院议长米奇奥康纳宣布，奥巴马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计划被正式搁置。

　　2017年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职当天宣布从12国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TPP)中退出。^[1]

　　2017年1月23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标志美国正式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特朗普政府将与美国盟友和其他国家发掘双边贸易机会。

　　TPP→CPTPP

　　2017年11月11日，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茂木敏充与越南工贸部长陈俊英在越南岘港举行新闻发布会，两人共同宣布除美国外的11国就继续推进TPP正式达成一致，11国将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新名称为“全面且先进的TPP”（Comprehensive Progressiv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

　　2018年3月8日，参与“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11国代表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协定签字仪式。12月30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2019年1月10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日表示，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中方在坚定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主张建设符合世贸组织原则的区域自由贸易安排。^[2]

　　2020年5月28日，中方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会后答记者问中表示，对于参加CPTPP，中方持积极开放态度。^[3]

　　2020年11月19日，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签署后，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再次表示，中国对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持积极开放态度。^[4]

　　CPTPP协定是成员国对贸易保护主义做出的回应。开放市场、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合作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的最佳方式。（智利总统巴切莱特评）^[5]

　　CPTPP即使达成最终共识，还要各国立法机构批准。因而，CPTPP虽然希望在即但还是充满不确定性。不过，CPTPP释放出的正面信号是不容忽视的，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大方向未变。

　　虽然CPTPP继承了TPP的主要条款，11个成员国不需要再进行漫长的谈判，但是从加拿大的“捣乱”凸显CPTPP依然有些悬而未决的谈判难题。一方面，作为CPTPP内的发达经济体，加拿大对高水平自贸协议的要求和美国并无二致，即在劳工、环境和知识产权原则等条款上，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因而估计CPTPP还会进行更多谈判来化解分歧。也有分析认为，加拿大的异议，或是因为日本的主导而不满。虽然日本在美国离场后变成了CPTPP的“老大”，但在领导力上还不能让加拿大这样的大国服气。（凤凰网评）

　　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PECC)中国委员张建平表示，一旦中国同时参与这两个自贸协定，中国将在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扮演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在亚太地区的生产网络体系和亚太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当中获得更主动的战略地位。“和RCEP的作用类似，CPTPP将为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加广阔的外部市场空间，助推贸易投资便利化，并方便企业以更低的成本参与到国际产业链的分工当中。”张建平表示，与RCEP相比，CPTPP成员大多数为发达经济体，中国参与其中，能够助推产业链向中高端转移，进一步打通产业链的堵点和断点。^[6]

　　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认为，如果中国加入CPTPP，对中国未来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和数字经济将带来巨大的提升机遇。^[6]

　　TPP是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与以往自由贸易协定相比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成员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性和复杂性。从参与主体来看，各成员国在地理、人口、政治、宗教信仰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的差异性和复杂性比较突出。各经济体遍及北美、南美、东亚和大洋洲，既有人口大国，也有人口小国；既有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社会主义国家；既有基督教国家，也有佛教国家，还包含儒家文化圈；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既有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国家，也有以资源为主导产业的国家。这就决定了亚太地区经济体在涉及农业、劳工、环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谈判时将会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较大分歧。倘若考虑韩国、泰国等潜在成员国，这种差异性和复杂性还会进一步增大。

　　二是协议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超过以往任何自由贸易协定。从本质上看，TPP仍属于一种FTA形式，但其框架协议中明确提出要树立为一个“21世纪自由贸易协定的标杆、全球贸易合作的新标准”，因而其协议内容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明显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亚太区自由贸易协定。从广度上看，它体现了全覆盖的特点，既包括商品贸易、服务贸易等传统FTA的条款，也包含知识产权、劳工、环境、临时入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金融、能力构建等亚太区绝大多数FTA尚未涉及或较少涉及的条款。从深度上看，它体现了高标准的特点，目前虽未正式签署，但在关税减免、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国有企业、政府采购等相关领域的最终标准都明显超出FTA的现有水平。在商品贸易领域，TPP最终有望实现全部贸易品零关税。在服务贸易领域，FTA的条款一般仅允许准入后国民待遇；在市场准入方面，也仅在特定部门中给予外资企业超出国内规定的市场准入待遇。而TPP则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例外条款”这一自由化程度较高的方式，即对所有服务部门均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仅对国防、金融、航空等少数特殊行业设置例外条款。在知识产权领域，FTA只是要求成员国遵守WTO的《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而TPP对知识产权保护所提出的要求则明显高于TRIPs。此外，TPP在劳工、环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领域也提出不少高于FTA的内容和标准。

　　三是协议内容和标准更多体现美国自由贸易理念及其战略利益诉求。从价值理念看，TPP在知识产权、劳工和环境及服务贸易等方面设置的“高标准”，带有显著的美式自由贸易特点，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首先，TPP框架协议明确指出，要在知识产权领域实施高于WTO（TRIPs）协议的标准。事实上，美国在技术创新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提高知识产权标准将有助于美国继续保持这方面的优势，并从技术贸易、技术转移和专利使用等方面获取更多的技术扩散收益。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将不利于以低成本获取先进技术。其次，TPP协议中专门增设了劳工和环境条款，并将贸易与之相挂钩，通过强加于他国较高的劳工环境标准等，有助于美国借此对其他成员国的出口产品实施贸易制裁，以达到维护其自身利益的目的。最后，美国强调TPP谈判要实现统一原产地规则、全面减免关税、服务贸易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扩大对亚太区域的出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了五年出口倍增计划，即到2015年美国出口增加一倍。而亚太地区作为一个快速成长的新兴市场，对于美国扩大出口、推动经济复苏和增长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