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明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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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著名的勞動經濟學家雅各布·明瑟(Jacob Mincer)，1922 年出生於波蘭，1948 年到達美國。^[1]

　　他於1950 年在愛墨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獲得學士學位,1957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University)獲得博士學位。^[1]

　　除了其他地方短暫的逗留,他的整個職業生涯幾乎都是在哥倫比亞大學度過的。明瑟是第一位使用相對簡單易於操作的濟學模型來系統地闡述和解釋勞動力市場行為的經濟學家。在過去的40 多年當中,明瑟的研究極大地促進了現代勞動經濟學研究體系和專業風格的形成。他通過同格拉格·劉易斯(Gregg Lewis)貝克爾(Gary Becker)及其他一些經濟學家共同的努力工作,使勞動經濟學在20世紀成為應用經濟學研究領域當中成果最為豐富的一個分支。明瑟的研究成果多年來經受著理論界的嚴格檢驗，並被不斷的提煉、完善。在這一過程中，一大批天才的經濟學家被吸引到了勞動經濟學的研究領域當中。^[1]

　　主要貢獻：首次將人力資本投資與收入分配聯繫起來，把受教育年限納入到收入方程裡面，建立著名的“明瑟收入方程”，計算教育投資的收益率。 關於收入方程方面的經典工作，為人力資本理論的實證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提供了巨大的支撐。1957年，明瑟爾在他的博士論文《人力資本投資與個人收入分配》中，嘗試運用人力資本投資的相關理論與方法，去建立關於個人收入分配與其所受教育和培訓之間關係的計量經濟模型。

　　明瑟對勞動經濟學的貢獻突出地體現在他於20世紀50-70代對人力資理論的研究之上。明瑟首先對人力資本理論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然後又利用人力資本理論論述了收入的決定以及導致收人差別的原因和規律等問題。在明瑟進行他的研究之前,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勞動者的收入差異是來自於勞動者所接受的遺產和饋贈、勞動者的個人能力、還有就是勞動者個人的運氣。明瑟則認為:勞動者所接受的正規學校教育，以及在工作當中工作經驗的積累,這兩項被明瑟統稱為人力資本的投資才是勞動者收入差異的決定因素。他在1958 年發表了題為《人力資本投資與個人收入分配》一文,首次進行了建立個人收入分配與其接受培訓量之間關係的經濟數學模型的嘗試。其後，在他的另一篇開拓性論文《在職培訓:成本益與某些含義中,又根據對勞動者個體收益差別的研究,估算出美國對在職培訓的投資總量和在這種投資上獲得的私人收益率。明瑟還是最早提出“收益函數”的經濟學家之一,他用收益函數揭示了勞動者收入差別與勞動者所接受教育和他所獲得工作經驗年限長短的關係。他的這些在當時屬於前瞻性的研究現在已經成為了各國經濟學家研究收入問題的基礎。

　　在關於人力資本的研究中,明瑟最重要的創新就是挨棄了職業分類的思想,而是把勞動者受教育年限作為衡量人力資本投資的唯一指標。事實證明,這一指標在勞動力市場行為的分析當中既易於獲得又具有可比性,從而成為了一種基本的分類方式。明瑟對人力資本理論的論述如下:每個勞動者都有著不同的學習或是其他方面的資質和興趣,他們又面對著多種多樣的職業選擇,所以他們願意接受的教育水平必定是互不相同的;同時社會對不同職業所要求的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也是互不相同的。這些因素造成了勞動者在學校教育投資上的差異,明瑟認為收入分配應該體現出這種差異,即對勞動者先期所支付的教育成本,要通過該勞動者後期的收人分配進行補償。如果一個勞動者放棄即期收入而選擇繼續接受教育;這時他的追加教育的價值可以被看作是預期當中將會增加的未來收益的現值。而追加教育的成本,則必須包括由於推遲進人勞動力市場的時間而減少的收人,即機會成本的損失。這種損失通常是相當大的,因為教育投資常常發生在勞動者職業生涯的早期,如果利率足夠大的話，這種影響將伴隨勞動者職業生涯的始終。基於上述分析,明瑟建立了一個線性回歸模型:

　　logy=logy0+rs ①

　　其中,y代表完成學校教育後的勞動者收入;常數項 yo代表未接受教育前的勞動者的即期收入;s代表受教育年限;教育年限的繫數r代表利率,也可被認為是教育投資的邊際收益率。在其1958的文章《人力資本投資與個人收入分配》中,明就是利用這一模型論證了為什麼收入分配曲線是向右彎曲的即勞動者受教育年限越長,收入越高。同時他也證實收入不僅僅是勞動力的工資報酬更是勞動力供給的價格。

　　接下來,明瑟對人力資本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在他 1962 年的文章《在職培訓:成本收益與某些含義》中,他借鑒貝克爾的人力資本計算方法,把人力資本積累劃分為正規學校教育和在職培訓這樣兩部分,並採用美國 10年間教育和性別別的統計資料進行分析。他在 1974 年的著作《學校教育、經驗與收人》一書中創建了更為完備的勞動力生命周期當中關於人力資本積累的收人模型。這裡他把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個人資料的分析上,把貝克爾的生命周期中個人收入的變化資料引入公式①,從而極大地發展了貝克爾和查斯維克(Chiswick)早先對收人不均等問題的研究成果。明瑟的發展突出的表現在以下兩點:

　　第一,他論證了在勞動者的生命周期當中,收入總體上是不斷上升的,而且隨著年齡的增加呈現一種凹型的軌跡,這一年齡一收入曲線是明瑟最廣為人知的貢獻。這裡明瑟把其收入研究的重點從年齡轉向了工作經驗。他認為在職培訓不僅包括參加明確的項目培訓，而且包括實踐當中所學習到的經驗即乾中學。工作當中的人力資本投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市場需求的引導而非年齡的大小。明瑟在計算工作經驗時採用年齡減去學校教育的年限再減去開始接受教育的時間作為統計指標,這一指標在後來的關於收人的研究中被廣泛地採用著。明瑟的這一從年齡到工作經驗的指標轉換看上去似乎十分微小,但是卻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效果。這一轉換導致了後來的研究工作當中，工作經驗指標被分解為專業化職業培訓和通用職業培訓兩種類型，而專業化職業培訓和通用職業培訓的分解對於工作轉換問題的研究以及男性與女性之間的工資差別問題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二,明瑟在方程①的基礎上創立了更完備的能夠體現出工作經驗對收人影響的方程②:

　　logy=logy0+rs+β1x+β2X2 ②

　　其中y代表勞動者的收入；s為動者受教育年限,少數人工作後接受成人教育而獲得的相應學歷學位也按當量折算成全日制受教育年限;x是勞動者的工作經驗(年限)。這一模型解釋了工作經驗對收人是現二次曲線關係，即收入在某個工齡點達到峰值後，隨著年齡繼續增加,收入開始下降。這一現在被廣泛稱為“明瑟模型”的方程至今仍在世界範圍內被廣泛應用,是勞動經濟學領域當中研究收人問題的基本模型之一。

　　明瑟另一個做出突出貢獻的領域是對婦女的勞動力供給行為的研究。他把已婚婦女勞動力供給行為研究的著眼點放在了“家庭”,在家庭這一背景之下,已婚婦女的勞動力市場行為必然受到家庭當中孩子的存在數量以及孩子年齡的影響。從而明瑟開創了與以前完全不同的研究領域,即以家庭當中夫婦雙方的勞動力市場行為對彼此所產生的影響為研究方向。這主要體現在他 1962 年和1963年的文章《已婚婦女的勞動力參與》《在職培訓:成本收益與某些含義》《市場價格、機會成本與收入效應》中。

　　在此之前，該領域另一有影響力的著作出自羅賓斯(Robbins)。羅賓斯指出應該以約束條件下的效用最大化理論和消費者理論對勞動力市場的供給行為進行分析。但是他的這一新古典模型一直都因為缺少微觀數據的支持而顯得很不完善,直到明瑟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成果出現。朗(Long)在 1958 年就已經論證出了生育率和受教育程度將會影響已婚婦女的就業選擇，但是他沒有試圖去分別統計區分開來的勞動力供給效應和勞動力替代效應。明瑟在系統地對勞動力市場的工資率進行研究的基礎上,成為了第一位論證配偶的收人狀況會對已婚婦女勞動力供給行為產生影響的經濟學家。他全面地研究了工資的變化對婦女就業的兩個方面的影響即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的影響，他還論述了其他的家庭收人對已婚婦女就業參與率的影響。

　　構建已婚婦女勞動力市場參與行為的模型對任何勞動經濟學家來說都是一項嚴峻的挑戰。這主要是因為婦女的勞動力供給行為非常複雜,受到撫養孩子以及家務勞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而這些方面材料的掌握則經常很膚淺。在過去的日子里,婦女(尤其是已婚婦女)的工作參與率逐年提高,而在同一時期,男性勞動力的工作參與率則一直在下降。女性的勞動力供給行為研究當中特別值得關註的是，其時間序列資料和剖面資料是不一致的。也就是說在時間序列資料集合當中,從1920年到1960年的女性就業參與率呈現出上升趨勢,同時收入也在增加。但是,在其剖面材料集合當中擁有高收人配偶的女性的就業參與率則是下降的。羅賓斯利用新古典模型當中工資率的收人效用和替代效應的反向作用論證了男性勞動力工作參與率的下降,即男性勞動力之所以擁有不斷減少的工作時間和增加的工資率因為與工資變化成反方向作用的收人效應超過了與工資變化成正方向作用的替代效應。但是顯而易見,這種解釋對女性就業者而言是不成立的，因為在同一時期當中女性的就業參與率變化方向與男性的就業參與率變化方向相反,是傾向於增加的。從生育率的角度來講可以做出一部分解釋從1920年到1960年女性的生育率處於下降趨勢,這必然會帶來女性就業參與率的提高,但這一解釋是遠遠不夠的。

　　明瑟對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的剖面材料進行了全面的分析。通過對同一時點上、不同環境和地區勞動力市場上的婦女勞動力供給行為的深入研究,他論證出女性的勞動力供給行為同男性的勞動力供給行為是相反的,對男性勞動者是工資率變化的收人效應超過了替代效應,對女性勞動者則是工資率變化的替代效應超過了收入效應。這樣就為把不一致的剖面資料和時間序列資料進行調和提供了基礎。進一步,明瑟對由一組來自不同地區的婦女所組成的統計數字進行分析,他發現已婚婦女的工作參與率受到下列因素的影響:其配偶的平均收入、婦女工資率婦女生育率受教育程度、失業率以及年齡。其中婦女就業的收入效應可以由配偶雙方的收入的回歸繫數來推導,而婦女就業的替代效應則由婦女的工資率來推導。數據分析證明女性就業者收入的替代效應是巨大的,這可以用來解釋男性和女性在時間序列資料上所產生的差異,即男性工作時間趨於減少而同時女性工作時間卻在增加。

　　綜合上述分析,明瑟認為生育率降低和工資的增加可以為1920年到1960間的婦女工作參與率的提高做出一半的解釋。而30年代的經濟大蕭條和二戰期間暫時性的大量婦女進人工作領域也被作為是必要的解釋。明瑟這一研究所取得的成功極大地推動了勞動力供給問題的研究，他的關於婦女勞動力供給的基本思想至今仍被理論界所沿用，只是得到了進一步的細分,即把非此即彼的勞動力參與決策劃分為具有多種選擇性的勞動時間的選擇和決策問題。近年來的研究已經證明在婦女工作參與率的選擇上,收人效應幾乎是不起作用的,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論證了明瑟最初的理論,即工資率的變化對婦女就業率的影響主要表現為替代效應。

　　我們在這裡還要提到,近年的統計數字顯示,工資率變化對婦女工作參與率變化的彈性是非常大的,但是對婦女工作時間長短的選擇則彈性非常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明瑟的這一模型和以後的一些其他模型都不能很好地解釋 1960年以後婦女勞動參與率的上升問題。因為婦女勞動參與率上升的最快時期是在20世70年代而同一時期工資率的上升卻處於停滯甚至下降的階段。當然，同一時期生育率的持續下降有助於解釋這一現象。另一方面,離婚率的升高、家庭結構的變化以及社會和法律對婦女參與工作所採取的逐漸肯定的態度等,應該也是造成這一變化的重要原因。而要理清這些因素對婦女工作選擇的影響則是非常困難的。

　　另外,明瑟也是首先應用價格理論分析追加工人效應和失望工人效應的經濟學家之他認為次級勞動力市場上勞動力供給的一。波動同樣可以由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來加以解釋。在經濟衰退時期,家庭收入會下降,使原來處於次級勞動力市場的家庭成員成為一級勞動力市場的追加成員。即面對家庭收人的下降,尋找市場工作的家庭成員可能增加這一追加工人效應可以用收入效應來進行解釋。另一方面,在經濟衰退時期，一級勞動力市場上的勞動者會因為工作機會的減少而降低收入,使次級勞動力市場上本打算到一級市場上尋找工作的人喪失信心,從而退出市場之外,這一失望工人效應可以由替代效應來進行解釋。近期的研究發現,實際當中失望工人效應要大於追加工人效應,即勞動力供給在經濟衰退時期傾向於菱縮而在經濟恢復時期傾向於擴張。而明瑟則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做出了基礎性的闡述。

　　明瑟把他的人力資本理論和婦女勞動力供給行為研究的成果進行結合,來論述男性勞動力和女性勞動力之間的工資差別問題這一論述主要體現在他與保羅契克(SolomonPolochek)合著的《家庭人力投資:婦女的收入》(1974 年)一文中。

　　眾所周知,對家務勞動的需求將會減弱婦女對市場導向的人力資本投資的興趣。明瑟之前的研究已經證實了男性和女性的實際工資是不同的。回歸分析也說明,在工作經驗的積累引起的收入的增加中,女性收入的增加額度明顯小於男性收入的增加額度。明瑟和保羅契克作為第一批從經濟系統的角度對這一現象進行研究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們認為預期的未來的勞動力市場參與類型將會影響人們對於人力資本的投資,即參加市場勞動還是非市場勞動(如家務勞動)的預期的不同。一個勞動者之所以會對市場導向的人力資本進行投資，是由於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他要應用所學習到的知識和技能;而減少對市場導向的人力資本的投資則是因為他預計未來不大會使用這些知識和能。社會傳統的勞動分工模式是男性傾向於更多的市場工作而女性則傾向於更多的家務勞動，因而男性和女性對市場導向的人力資本投資必定是有差異的。通過對女性勞動供給行為的分析,可知年幼的孩子的存在會促使母親退出勞動力市場,至少是暫時性的退出。從總體上看,已婚婦女對人力資本投資的動機要弱於男性,這一因素又促使婦女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勞動技能增長速度慢於男性,勞動經驗的積累量也低於男性,這又造成女性的工資增長率及平均工資率低於男性。統計資料分析所顯示的男性與女性間的收入差異可以為他們的理論提供數據支持。另一個對於他們的理論更為有力的論證則是:那些從來沒有結過婚的女性被證明在其職業生涯中與那些從來沒有結過婚的男性有著相似的收入水平。也就是說,如果一個女性傾向於獨身,她的勞動力市場行為將相似於男性的勞動力市場行為特征,他們對人力資本投資的興趣也是相似的。

　　從70年代晚期開始開始把他關註的重點轉向了工資率的增加以及工資率增加與工作轉換之間的關係的研究。當然這要得益於近年來專門的統計資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的發展才能使這一領域問題的研究有了可能性。在此之前,關於工作轉換問題的早期經濟學研究認為勞動者僅僅出於對金錢的追逐而變換工作。明瑟則把其工作轉換問題研究的著眼點放在了“家庭”的整體決策上。他認為,如果一個家庭當中的妻子不參加社會工作,那麼她的勞動收人不會對家庭遷移的決策造成影響,也就是說,這種只有丈夫參與社會工作的家庭有更強的遷移性。統計數據分析的結果也證實了明瑟的這一觀點，單身家庭以及妻子沒有工作的家庭遷移率更高。

　　另外,明瑟在這一領域的研究當中最重要的一步是把人力資本的價值分解為通用化人力資本和專業化人力資本這樣兩個部分明瑟的研究發現，工作轉換並非是十分頻繁的,勞動者與他們的工作之間仍然有著很強的附著力。而且，工作轉換傾向於集中發生在勞動者職業生涯的初始階段,並隨著工作年限的增加而急劇地下降。大多數的工作轉換髮生在一項工作開始的最初一至兩內如果經過了這最初的一至兩年,勞動者繼續這一工作的概率就會大大增加。另外,明瑟在論述他的人力資本理論時也提到了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投資與工作持續時間之間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在明瑟與喬爾諾維克(Jovanovic)發表於1981年的頗具影響力的文章《勞動力流動與工資》中,他們論證了工資增加和工作轉換是專業化的人力資本投資與工作持續時間這兩個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工資增加率和工作轉換率是反方向運動的，工資的增加可以解釋為在某一專業工作崗位任職期間所付出的專業化人力資本投資所得到的收益,這一收益會減弱勞動者工作轉換的動機。在明瑟後來的文章《工作轉換當中的工資變化》、《職業培訓、工資增長和職業轉換》中,他對上述思想進行了進一步論述,他認為隨著年齡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工資率的增長速度趨向於減慢,這是由於隨著退休日期的臨近勞動者減少其專業化人力資本投資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