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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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級位置(Class Situation)

　　階級位置是指馬克斯·韋伯在《經濟與社會》一書中使用的一種典型的可能性，即獲得物質資料、社會職位和個人內在滿足的一種或然性，“可能性”的大小依賴於對物質資料和技術的控制，依賴於在一定經濟秩序中獲得的收入。

　　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認為，“階級位置”應該包含以下三個因素:“市場位置”(market situation) ,“工作位置”(work situation)和“身份位置”(status situation)。

　　在階級分析的理論傳統中，從市場領域出發定義階級的經典闡述源自韋伯，他首次提出“市場狀況”的概念並論述了“階級狀況等於市場狀況”的觀點。韋伯的市場取向的階級概念是這樣界定的:約束階級成員生活機會的因素是共同的，而這種決定因素是通過在商品和勞動力市場條件下的資源占有、交換能力及獲利利益來表現的。也就是說，市場資源占有的多寡、市場交換上的表現決定了成員的階級地位，從而形塑並制約其生活機會。韋伯明確指出:“在市場上的這種機會是表現個人命運的共同條件的機制，‘階級狀況’在這個意義上歸根結底是“市場狀況”。

　　韋伯將個體在市場交換中的市場能力與其生活機會不平等問題連接起來的思想給後人以極大啟發。但是，隨著時代的演進，新韋伯主義者不僅察覺到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展及社會結構形態變遷中出現了新變化、新特點，而且對決定人們生活機會的內在機制的轉變有所洞見，工作組織內的權威狀況(工作狀況)及其對成員的約束性影響得到越來越多的重視。就基本邏輯而言，後世學者對韋伯思想的發展可以劃分為以下幾類：

　　(1)市場結果測量論。韋伯所謂的市場資源在決定成員生活機會上的意義固然重大，但更為重要的是，這些資源在市場中得以交換並最終實現其價值。洛克伍德開拓的思路在於，從“市場結果”的角度對韋伯的“市場狀況”進行重新診釋。洛克伍德早在20世紀50年代即從“市場結果”(經濟地位、權威地位和聲望)的角度來研究階級定位問題，其研究的創新性在於提出了“工作狀況”(即組織權威)作為定義階級位置的一個標準的意義和價值。洛克伍德在其以辦公室職員群體為研究對象的著作《黑套工人》(The Blackcoated Worker)中指出，如果說辦公室內部的橫向部門分割與縱向權威等級分化並沒有徹底切斷職員與管理者、監督者之間的親密和私人聯繫的話，那麼辦公室職員與工廠工人之間、管理者與工人之間的隔閡則是明顯在擴大的，原因在於彼此處於截然不同的權威關係鏈條上。

　　(2)結構性位置論。在當代社會，社會成員帶入市場中的資源與其所獲得的報酬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決定性的因果關聯。相比於市場能力和市場資源，個體在市場關係中所處的結構性位置對其機遇和命運而言有著更為直接也更為根本的意義。沿襲洛克伍德的思想，戈德索普等人的理論努力就在於尋找那些約束個體生活機遇，同時又獨立於個體所占據的位置的社會結構性位置。在戈德索普看來，階級由共用相似的市場狀況和工作狀況的職業群體聚類構成，他們占據著勞動力市場和工作組織內相似的結構性位置。相比於洛克伍德，在戈德索普那裡，“工作狀況”逐漸“游移”到階級分析的中心位置。他指出:“階級成員在工作狀況上的一致性—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和完成角色過程中做出決策的權力，是其市場狀況(即社會經濟狀況)一致性產生的基礎，應被看做基於更基本的水平上”。原因在於:出於對組織外部性的考慮和回應，為保持雇員的工作與組織的目標、利益、價值相一致，雇主就必須授予他們關於某項專業職能責任，必須給予他們一定的合法化的權威領域和做出決定的領域。因此，那些實踐著雇主下放權力的雇員與未獲得下放權力的雇員在與雇主的關係上產生了明顯的差別。也就是說，“報酬的水平和管理許可權的大小相關”。由此可見，各階級在市場狀況上的“優越”與“低劣”，更多地是由其在組織權威體系中所占據的位置決定的。

　　(3)階級結構化論。吉登斯對韋伯思想的發展沿著“階級結構化”的路徑展開，他並不認為成員擁有的市場能力直接決定了其階級位置，因為市場狀況紛繁複雜、無窮多樣，如果從直接的市場能力出發定義階級，那麼也會出現無窮多樣的階級。因此，吉登斯主張從這些市場關係中，將作為結構化形式而存在的階級辨析出來。他認為，在確定的市場能力和階級形成之間還有一個階級關係的結構化過程，在此過程中，儘管不同的市場能力可以產生一個無窮多樣的相互交錯的利益的複合體，但階級類別的數量卻是有限的。階級的直接結構化有三種形式:生產性企業中勞動分工、企業中的權威關係、分配性群組。其中，權威關係的分化不僅能強化勞動分工對階級關係直接結構化的影響，而且權威本身的支配與服從體系也會帶來組織內的地位分化。吉登斯明確指出:“企業的權威結構……應該被看做是促進階級關係結構化的一個因素……即把權威看做是引起白領工人和藍領工人之間一般階級分化的一個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