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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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本下鄉，在經濟學意義上，指的是用於生產的基本生產要素，即資金、廠房、設備、材料等物質資源。在金融學和會計領域，資本通常用來代表金融財富，特別是用於經商、興辦企業的金融資產。廣義上，資本也可作為人類創造物質和精神財富的各種社會經濟資源的總稱。

　　所謂的資本下鄉就是把城鎮工商業積累了龐大的科技、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吸引到農村去，以解決農村面臨的困境。“資本下鄉”是農村經濟社會持續協調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有專家認為，“資本下鄉”進行“城市反哺農村”和“工業反哺農業”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治本之方”，因為資本是現代工業社會最具有決定意義的生產要素。

　　在當前的條件下，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包括三個。首先是農業收入。農業收入就是農民在自己承包土地的基礎上所取得的收入。在目前的環境下，農民土地分散、狹小，生產資料不斷上漲，農副產品價格相對穩定，農民在農業收入上的增長空間有限。

　　第二個收入來源為打工收入。打工收入逐漸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是從當前的經濟形勢來看，打工收入來源具有一些非確定性，特別是國際金融危機已經波及中國，對製造業產生深刻的影響，沿海大批勞動密集型企業停產，農民工大批返鄉，增收形勢堪憂。即使將來經濟形勢好轉，由於其缺乏知識和勞動技能，以及資本面前處於弱勢，工資增長空間有限。

　　第三個收入來源是，國家的轉移支付。比如停止征收農業稅費，以及各種糧食的補貼，都算是國家的轉移支付。同時，教育、醫療等的支付也屬於此類。但是此類在農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非常的低。因此單靠農民、農業，要達到十七屆三中全會中提出的“2020年農民人均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任務是艱巨的。要提高農民收入，必須開闢新的途徑，必須依靠外力推動，尤其是資金投入。

　　外來資金來源有兩條途徑：一是政府財政投入；二是城市資本投入。在政府財政對農村的投入方面，從2004年的2357億元到2006年的3397億元，今年中央財政安排用於“三農”各項支出合計5625億元，增加1307億元，增長30.3%。可以說國家對農村的投入增長是快速的。國家財政主要投資的是兩個領域：一是基礎設施建設，如水利、道路、飲水工程、電網改造等；二是公共服務，如養老保險、最低生活保障、醫療保險、義務教育、醫療衛生等。但是，“三農問題”的根本解決不能僅僅依靠政府財力，它需要整個社會的合力。“三農問題”不僅僅是農村、農業、農民本身的問題，而是城鄉對立的問題，是發達的工業文明與落後的農耕文明的對立，是兩種生產方式的對立。城市生產方式是依靠資本、知識、管理、技術、品牌、人力資源等要素參與，而農村基本上還是靠土地與勞動力。因此農村要發展，就必然要求更多的生產要素來參與。農村的發展需要城市的生產要素的參與，特別是資本的參與，因為資本是核心，資本的投入必然帶來其餘的生產要素的參與。因而城市資本下鄉就有其內在的需求性。

　　資本是逐利的，如果資本不能獲得有利可圖的資源、項目，它不會奔著虧損去的。在廣大的鄉村，有一些什麼資源呢？不同的地方，資源稟賦不一樣，有的地方富有礦產資源、森林資源，但有的地方則資源貧乏，不過，中國幾乎所有的鄉村都有土地。在資源豐富或城市郊區，資本有利可圖，農民也受益頗多。但是大部分農村沒有這麼好的條件，唯一能吸引資本的就是土地，每個鄉村都有土地，如果能最有效地利用土地，土地帶來的利潤將取之不竭。

　　土地與資本結合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資本進入農業領域，如通過土地經營權的流轉，把土地集中起來，進行規模經營，搞集約化、規模化、機械化、專業化。這也是十七屆三中全會所倡導的。如被譽為中國包產到戶改革第一村的小崗村，在2006年，推動成立一個養豬合作社，發展現代農業。採用的辦法是，村集體向農民反租土地再租賃給企業。一家外地商人來投資興建了“小崗村農牧業發展有限公司”，進行規模化的養殖，雇佣本地農民，月薪800元。當地村民對此頗為歡迎。

　　另一種是資本進入非農領域，主要是資本與土地結合，用於非農生產。如城市資本進入農村，開發旅游業，或城市資本進入農村，租用村集體土地，投資設廠。土地從農業生產轉為非農生產，其中的差價是巨大的，據上海市社科院提供的數據，長三角農地徵用價格為37.5萬～45萬元/公頃，農地出讓價格為210萬～525萬元/公頃（一級市場），農地市場價格為1125萬～2250萬元/公頃（二、三級市場）。因此，這強烈吸引著城市資本，雖然中央嚴格限制將農業用地轉為非農業用地，但是城市資本依然通過各種途徑參與農村土地流轉。比如上面提到的赤塘村就是通過將集體用地通過長期出租的方式，長期租賃給城市資本，用來進行旅游開發。這種將集體用地長期出租進行非農用途的情況，在很多地方出現。

　　從理論上講，在平等、自願的前提下，由資本與農民通過平等談判而實現土地流轉，讓資本與土地結合，對農民與資方都有利。但是在實際情況中並不總是如此，如《南方周末》報道的《資本上山，林改失範 江西銅鼓平息林權糾紛》，就為“資本下鄉”敲響了警鐘。這次林農與資方的衝突，根本原因是林農不能分享不斷升值的山林收益。在一開始由於信息的不對稱，以及在資本面前的弱勢地位，林農將林地以低價賣給資方，但是隨著原材料的暴漲，木材價格也不斷上升，導致林農因為林地價格的巨大反差而產生極大的心理不平衡。從而引起了資方與林農的衝突。從此次事件中可以看出，土地流轉，雖然能使雙方都獲益，但是由於信息不對稱，以及農民在資本的面前的弱勢地位，從而導致利益格局嚴重不均衡，引起雙方的矛盾衝突。

　　另一方面，在許多農村也出現了無房無地或有房無地的農民，他們或認為土地無利可圖，或長期在城市居住，或急需用錢，從而將土地以一定價格長期轉包出去。一旦經濟形勢嚴峻，或者投資失敗，被迫返回農村，將無地可種，甚至無處可住。他們失去了土地的生活保障，淪落為農村底層。這樣農村貧富分化不可避免，階層矛盾將加劇，成為農村發展的一個不穩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