萊斯特·瑟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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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斯特·瑟羅(Lester C. Thurow):世界財經管理趨勢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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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斯特·瑟羅(Lester C. Thurow)1938年出生於美國蒙大拿州利文斯頓鎮，1964年在哈佛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他曾在約翰遜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工作一年，但絕大部分時間 都是在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MIT）等院校任教，現為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賴彌爾森（Lemelson）管理及經濟學教授、世界財經管理趨勢大師，曾任美國民主黨的經濟參謀；1987至 1993年擔任MIT史隆管理學院院長，1996年起於MIT任教，專研國際經濟、總體經濟、公共財務及所得分配。《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評譽瑟羅為“經濟論辯中，極具說服力的分析家及優秀的闡釋者”；知名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Paul Krugman〉則稱頌瑟羅是“將經濟觀念詮釋得簡單清楚的經濟學家”。 瑟羅教授在輿論界和政府決策界影響很大，他長年為《紐約時報》、《時代周 刊》、《新聞周刊》等發行量甚大的報刊撰文，並時常在電視中就企業和公眾感興趣的經濟問題發表見解。被認為是世界級的經濟問題權威。擅長巨集觀經濟學、化共財政、收入分配、世界經濟和管理學。
瑟羅相信，除了理性的經濟分析外，經濟決策還應多加考慮“更人性的因素”，包括動機、團隊精神、人性、合作等，以及政治與社會層面的影響，這些都應該放回經濟學的領域，依此建構個體經濟學，進而架構全球經濟。他的論述極具分析性，經常能像“丟一枚炸彈”似的引起經濟學界與企業界的廣泛重視。
瑟羅教授著書甚豐，而且越寫越暢銷。他的主要作品包括：
- 《零和社會：分配和經濟變革的可能性》(1981)
- 《世紀之爭：競逐全球新霸主》（Head to Head）
- 《知識經濟時代》（Building Wealth: The New Rules for Individuals, Companies, and Nations in a Knowledge- Based Economy）
- 《危險的趨勢：經濟學的現狀》（The Zero—Sum Society，1983)
- 《零和社會解決方案：建設國際水平的美國經濟》 (1985)
- 《21世紀的角逐：行將到來的日、歐、美經濟戰》(1992)
- 《資本主義的未來：當今各種經濟力量如何塑造未來世界》(The Future of Capitalism,1996)等。
《資本主義的未來：當今各種經濟力量如何塑造未來世界》是瑟羅教授1996年出版的一本新作。他在這本書中試圖描繪一個全新的、正在形成之中的經濟賽局，以及這場賽局對現存的資本主義制度提出的種種挑戰。
在瑟羅教授看來，世界經濟的表層，即收入和財富的分配所發生的重大變化引起了經濟地殼的重塑甚至是一系列的經濟地震。他說一個經濟的“間斷性平衡”時代到 來了。所謂“間斷性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a)是瑟羅從生物進化學中借用來的術語。在生物進化的歷史中經常出現物種的絕滅，比如恐龍、菊石、三葉蟲等。一些古生物學家如哥爾特 (Stephen Jay Gould)和埃爾德列(Niles Eldredge)據此提出了他們對進化的新認識。他們認為，物種在絕大部分時期內一直保持形態穩定不變，而在某個短暫的突變時期，過去占據優勢地位的物 種迅速地絕滅，新物種迅速形成。新物種形成之後又可以進入較長時期的穩定狀態，此即為“間斷”和“平衡”的含義。正如艾麗絲在幻境中“必須不斷地跑步才能 停留在原地”一樣，在生物進化的過程中，新物種也必須不斷涌現，才能在舊物種絕滅之後維持生物圈的平衡。在世界經濟的“間斷性平衡”期，舊體制變得處處難 以適應新的變化，不確定性籠罩一切，唯一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最終，一種帶有新的規則因此需要新策略的經濟賽局將會出現。某些今天的參賽者將會適應並學會 如何在新賽局中獲勝。他們也就是那些能夠理解經濟板塊運動的人。他們將成為食物鏈項端最能適應新環境的人、公司或國家。”
瑟羅教授試圖進一步闡述使得當今的世界經濟進入一個“間斷性平衡”時期的主要原因。在他看來，有五個方面的因素導致了經濟地表的巨大變化。
第一，原傳統計劃體制國家實行經濟轉軌之後，世界範圍內市場經濟的規模急劇擴張。這些國家原來在封閉體系內的巨大的生產能力轉向世界市場之後，一下子形成了強烈的衝擊。 比如，來自前蘇聯石油工業的新供給就足以打破石油輸出國組織和海灣國家對油價的壟斷權；同樣，烏克蘭的糧食生產也會對美國、加拿大、阿根廷乃至西歐國家的 糧食生產和出口構成威脅。
第二，信息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傳統公司的內部管理、區位選擇，也給勞動者中不同的人群帶來不同的命運：50～60年代西方的經濟增 長曾給所有的人都帶來了繁榮的景象，但信息革命之後，勞動者開始分化。普林斯頓經濟學教授迪克西特(Avinash Dixit)說，技術進步如同淘金熱，少數淘金者的富裕是建立在大多數無收穫的淘金者的貧困之上的。
第三，人口增長和跨國界的移民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環境和 就業環境，尤其是對發達國家的非技術工人(甚至一部分受過高等教育的白領階層)帶來影響，此外，發達國家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也增加了這些國家在救治失業和福 利改革方面的難度。
第四，經濟全球化浪潮激化了經濟體制之間的競爭，並深化了各國經濟在巨集觀和微觀上的相互依賴程度。全球性經濟必然要求要素價格平衡，這 影響到資本主義體制的工資均衡並使其工資下降，而與此同時國家主權和國家的社會政策選擇卻日益受到制約。
第五，一個缺乏領導者的世界經濟開始陷入增長趨緩 的停滯期。金德爾伯格等學者指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國際關係領域，應當由一個擔當領導者的國家出面提供世界經濟所賴以運轉的規則，以及在危機即將出現的時 候控制事態的發展。二戰之後這個領導者的角色本是由“天生缺乏帝國風格”(Andre Malraux語)的美國擔任的，但隨著歐洲的聯合、東亞的崛起，美國的霸主地位日益式微，世界經濟體系陷入一個沒有領袖、也沒有追隨者，沒有未來、也沒 有方向的局面。
上述五個方面的變化猶如地質板塊的變動，而導致板塊漂移的動力來源於更深地層的岩漿活動。瑟羅教授把世界經濟“間斷性平衡”時期資本主義體制所面臨的困境 歸因於資本主義的“短視症”。在技術革命的影響下，傳統意義上的資本已經不再成為最具戰略意義的資源，人力資本的重要意義越來越彰著。然而，人力資本所特 有的高風險性(據統計，受過大學教育的勞動者中有1/4收入不及僅受過中學教育的勞動者，而有1/5左右的僅受過中學教育的勞動者收入高於受過大學教育的 勞動者)、U型的投資回報(受教育的初始若幹年和最後若幹年回報很大，中間年份的投資回報對未來收入的影響卻很小)、投資期長(時間貼現率加上風險貼現率 使得現期對教育的投資更不值錢)，所以目光短淺的私人資本主義必然在人力資本投資方面裹足不前。然而，對於個人來說似乎是不合理的人力資本投資，實際上卻 是非常合理的社會投資，因為人力資本投資是那種典型的具有正的外部性的決策。遺憾的是，資本主義所標榜的民主制度以及大眾傳媒對政治過程的介入更加劇了資 本主義的短視症。使得其經濟政策日益迎合選民的當前利益和特殊利益集團的需要。於是未來成了在資本主義體制中正在失落的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