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體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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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思維(groupthink)

　　群體思維是群體決策中的一種現象，是群體決策研究文獻中一個非常普遍的概念，是指這樣一些情況，群體對於從眾的壓力使群體對不尋常的、少數人的或不受歡迎的觀點得不出客觀的評價。群體思維是傷害許多群體的一種疾病，它會嚴重損害群體績效。也就是說：在群體就某一問題或事宜的提議發表意見時，有時會長時間處於集體沉默狀態，沒有人發表見解，而後人們又會一致通過。通常是組織內那些擁有權威，說話自信，喜歡發表意見的主要成員的想法更容易被接受，但其實大多數人並不贊成這一提議。之所以會這樣，因為群體成員感受到群體規範要求共識的壓力，不願表達不同見解。這時個體的觀思辨及道德判斷力都會受到影響而下降。這種情形下做出的群體決策往往都是不合理的失敗的決策。當一個組織過分註重整體性，而不能持一種批評的態度來評價其決策及假設，這種情況就會發生。

　　最初的群體思維理論是由美國心理學家艾爾芬•詹尼斯（Janis）於1972年提出並於1977年和1982年進一步擴展的。他在1972年通過對一些執行問題解決任務的小群體行為的觀察，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設，並將這些假設綜合後稱之為群體思維。隨後，Janis運用群體思維概念解釋了一些美國曆史上失敗的高層政治和軍事決策事件，例如60年代的越南戰爭，尼克鬆的水門事件等。

　　預防或減少群體思維的一個有效方法是在群體決策時指定一位成員專門對其他人的論點提出質疑，對其他人的邏輯提出挑戰，並提供一系列建設性批評意見。這種方法保證了群體決策時保持理性的、清晰的思路。另外一些用以防止群體思維的措施包括輪流引入新成員，邀請局外人參與，在最終決定前作一暫停，給成員的最後一個機會來確定並說出自己的保留意見等。

　　群體思維現象有多種癥狀表現：

　　1．群體成員把他們所作出假設的任何反對意見合理化。不管事實與他們的基本假設的衝突多麼強烈，成員的行為都是繼續強化這種假設。

　　2．對於那些時不時懷疑群體共同觀點的人，或懷疑大家信奉的論據的人，群體成員對他們施加直接壓力。

　　3．那些持有懷疑或不同看法的人，往往通過保持沉默，甚至降低自己看法的重要性，來儘力避免與群體觀點不一致。

　　4．好像存在一種無疑議錯覺，如果某個人保持沉默，大家往往認為他表示贊成。換句話說，缺席者就被看作是贊成者。

　　對歷史上美國外交政策決策過程的研究表明，在不成功的政府決策中，這些癥狀處處可見，比如，1941年毫無準備的珍珠港事件，美國入侵北北韓事件，豬羅灣入侵事件和越南戰爭事件。尤其重要的是，在成功政策的群體決策過程中，看不到群體思維的這4個特征，比如古巴導彈危機和馬歇爾計劃的形成。

　　首先，群體領導人應該努力做到公正，並培養一種公開咨詢和討論的氣氛，使大家能夠暢所欲言，充分發表自己的意見。

　　其次，群體成員應該像支持群體計劃一樣，鼓勵人們提出問題或批評意見，尤其對不同意見要給以足夠的關註，把各種可能出現的情況估計到;第三，應請 “局外的專家們”對群體成員提出挑戰，對最後的決定方案進行評價或提出看法，以期給群體帶來新的思路。

　　最後，在達到一個共同的意見之後，群體領導人應該安排一個“第二次機會”的會議，使得群體成員能夠將縈繞在心頭的困惑和保留意見表達出來。只有經過廣泛征求意見，經過多次反覆討論，最後形成的方案才是真正的集體決策。

　　群體思維現象似乎與阿希的比較線段實驗的結論完全一致。如果個人的觀點與處於控制地位的大部分群體成員的觀點不一致，在群體壓力下，他就可能屈從、退縮或修正自己的真實感情或信念。

　　作為群體的一員，我們會發現，與群體保持一致，即成為群體中積極的一分子，比成為干擾力量對我們更有利，即使這種干擾對於改善群體決策效果是必須的。

　　所有的群體都容易受群體思維之害嗎?事實證明，不是這樣。研究者們的註意力放在3個中介變數上：群體凝聚力、群體領導者的行為、與外部人員的隔離。但研究結果不一致。就這一點來說，所能作出的最有效的結論是：

　　(1)凝聚力強的群體內部討論較多，能夠帶來更多信息，但這種群體是否不鼓勵群體成員提出反對意見，尚難確定；

　　(2)如果群體領導公正無私，鼓勵群體成員提出自己的意見，群體成員會提出更多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併進行更多的討論；

　　(3)群體領導在討論初期，應該避免表現出對某種方案的偏愛，因為這樣做會限制群體成員對這個問題提出批評性意見．使群體很可能把這種方案作為最終的選擇方案；

　　(4) 群體與外界的隔離會使內部可選擇和可評價的不同的方案減少。

　　在群體思維模型中，對群體思維的發生起著關鍵作用的一類變數被稱為前提條件。文化變數的引入，對這些前提條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影響。受文化因素影響比較大的有群體凝集力、群體的領導方式和群體受到外部威脅時感受到的壓力。

　　現有的群體思維理論研究將群體凝聚力定義為兩個方面的組合，即人際間的相互吸引和群體的聲譽和威望對群體成員的吸引，並認為當群體凝聚力和其他的前提條件變數相互作用時，凝聚力越強，則群體思維發生的可能性越大。這個結論是在北美文化背景下得出的。

　　美國是一個非常註重個人主義的國家，這種個體本位的價值觀念促使人們追求一種人人不同、個個相異、互不幹涉的狀態。即使是在群體中，這種自我意識也非常強烈。儘管成員可能因為共同的任務而結成群體，但如果群體身份束縛了成員的個性，或者影響到了成員自身的利益時，他們很有可能終止這種群體身份，或者降低對群體的責任感而維護自己的相對獨立。這一點，從美國的組織中高的人員流動性可以看出。同時，在群體中個體意識強烈的另一個表現就是成員很少服從別人的意見，成員之間相互的信任度不高。因而可以推斷，在美國群體中，由人際吸引和群體身份對成員的吸引所引發的群體凝聚力相對較低。而日本人和美國人則正好相反，高的集體主義精神使得日本人在組織中結成了無數個大大小小的團隊來共同解決問題、承擔責任，個人可以因為團隊的利益而犧牲個人的得失。這種高的集體主義帶來的是以人際間的相互吸引和對群體的絕對忠誠為特征的高群體凝聚力。而中國的群體則很特別，成員間雖然信任度很低，但是卻很容易服從別人的意見，同時相互間缺乏競爭性，參與決策的願望不高，而建立在情感基礎上的合作關係又會使群體維持一種錶面上的和諧。所以，中國群體的凝聚力應該是介於日本和美國之間的一種狀態。

　　此外，美國人對權力極差的接受程度又較低，不喜歡群體中不平等的權力分配狀況。這種對權威的相對漠視使得他們在決策時，追求一種公平的表達機會，有比較強烈的決策參與願望，成員之間事實上是一種競爭性的關係。這種狀況一方面會增加決策中的觀點衝突現象，另一方面會降低群體成員間的和諧度。

　　在群體凝聚力（基於人際吸引和群體身份吸引）方面，以高個人主義、低權力極差接受度為特征的美國文化所影響下的群體，和集體主義、高權力極差接受程度的日本文化背景下的群體相比要低，而中國則介於兩者之間。

　　從概念上講，領導者的行為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幾方面：行為主體（領導者），行為客體（下屬），行為背景（組織）與行為內容（領導行為）。文化對領導行為的一般影響並不直接表現，而是經常反映在組織行為及管理實踐中。文化直接影響著領導者、員工和管理職能，並通過它們間接影響組織。以中、日、美三國的比較為例。

　　美國的領導是一種相對比較“獨裁”的風格。領導者作為群體的首腦，常常採用一種直接的、強有力的、堅定的和明確的方式來進行面對面的、自上而下的領導與溝通方式。由於個人主義的影響，在群體中經常會由於觀念的差別而出現面對面的對抗，致使個體主義成為合作的障礙。而日本的領導相對於美國來說，是一種更加平等的、家長式的、避免對抗的風格。這種情形下的領導，會在群體中造成一種相對和諧、公平的氛圍。但有時會因為過分強調和諧而產生一些含糊不清、責任不明。中國的領導風格與日本的比較相近，但是領導在群體中權威又相對較高，領導方式也更直接一些。

　　對組織中的領導方式影響最大的因素是“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和“權力極差的接受程度”。個人主義盛行的國家，其組織中的群體領導方式建立在個人利益與控制基礎之上，領導為了達到自己的個人目的，常常會藉助於一些直接和強有力的方式來控制局勢、掌握主動。同時，低的權力極差接受程度和個體之間相對的觀念獨立，又會造成成員在這種領導方式下更加激烈的面對面衝突和對抗。

　　在領導風格方面，以高個人主義和低權力極差接受度為特征的美國群體更容易出現喜歡控制、命令和引導的領導風格。日本群體中的領導則是相對溫和、曖昧和更加公平的風格。中國的群體領導風格則是二者的一個近似折衷，雖然強調和諧和情感關係，但是還是傾向於直接的和命令式的方式。

　　當群體面對外部的威脅時，不確定性規避的程度將反映對這種威脅所帶來的壓力的承受度。不確定性規避程度高的群體，面對外部威脅時感受的壓力大，因而由此帶來的情緒緊張和焦慮也會相應地增大。相反，不確定性規避程度低的群體在面對外部威脅時，感受到的壓力要相對小一些。

　　美國文化中的不確定性規避程度較低，即在面對外部威脅時，美國人更願意以一種積極的方式來迎接而不是迴避。相反，日本和中國的文化中對不確定性規避程度相對較高，在遇到外部威脅時，更願意以一種穩妥的、安全的方式來解決，如果能夠迴避，則會儘量地迴避。

　　因此，在面對外部威脅時所感受到的壓力方面，美國群體較小，而日本和中國群體則相對較大。

　　由於這三個群體思維的前提條件對群體思維的發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因而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群體思維的發生傾向是不同的。總體來講，美國的決策群體是低凝聚力的、具有命令式領導的，併在外部威脅下感受到較低的壓力。日本的決策群體則是高凝聚力的、具有公平式領導風格的，併在外部威脅下感受到很高的壓力。中國的決策群體是中等凝聚力的，具有命令式和註重情感關係相結合的領導方式，併在外部威脅下感受到較高的壓力。

　　如果單以凝聚力為據來判斷這三種文化下的群體思維傾向的話，則日本的傾向最高，美國最低。不過，現有的群體思維研究表明，群體凝聚力僅僅是引發群體思維的一個必要條件，它還需要和其他的前提條件相互作用才能夠引起群體思維。如果再考慮其他的兩個條件（即領導方式和外部壓力），則很難分出不同文化下的群體思維傾向的高低，因為儘管美國的決策群體凝聚力較低，面對外部威脅時的壓力也較小，但是其領導方式又比較容易引起群體思維。日本的決策群體雖然凝聚力很高，面對外部威脅時的壓力也很大，但是其領導方式卻又可以防止群體思維的發生。中國的決策群體雖然在外部威脅下的壓力較大，但是其凝聚力和領導方式又相對處在中間的位置。可以肯定的是群體思維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都可能發生，但是發生的傾向大小尚無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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