綱納·繆達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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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納·繆達爾（Karl Gunnar Myrdal）

綱納·繆達爾由於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方面的開創性貢獻以及對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內在依賴性進行的精辟分析，1974年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一起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 1898年12月6日出生於瑞典卡爾卡利亞省;

• 1923年畢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法學院；

• 1925到1929年，他在德國和英國學習;

• 1927年獲該校經濟學博士學位，並任命為自費學生的政濟學講師。

• 1929-1930年作為一位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學者，第一次訪問美國。在此期間，他出版了他的第一批書，包括《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治因素》。

• 1931年，回到歐洲後，他首先在瑞士日內瓦國際研究生院任副教授一年。

• 1933年，他作為格斯他夫·卡塞爾的繼承人，被任命為斯德哥爾摩大學拉斯·希阿他政治經濟學和財政學教授。

• 1933－1938年兼任瑞典政府經濟顧問和瑞典銀行理事。

• 1934年作為社會民主黨成員被選入參議院。

• 1938年，紐約的卡尼基公司委任他指導美國黑人問題的研究。他收集和論述的材料，於 1944年作《美國的兩難。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一書出版。

• 1934年和1942年兩度當選為議員。

• 1942年回到瑞典後，他被重新選入瑞典參議院，擔任瑞典銀行董事會成員，並且是戰後計劃委員會主席。

• 1945－1947年任瑞典商業部部長。

• 1947－1957年任聯合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

• 1957年，為二十世紀基金會去指導對南亞國家經濟趨勢和政策的綜合研究，產生《亞洲戲劇:關於各國的貧困的研究》和《世界貧困的挑戰:世界反貧困規劃大綱》

• 1961年，回斯德哥爾摩大學任經濟學教授，籌建國際經濟研究所，並且現在仍然是它的一位理事。

• 1962年，任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理事會主席，而且現在仍然是它的理事會成員。

• 1973-1974年，他是加州聖地-巴巴拉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的客座研究員，

• 1974-1957年為紐約市大學榮譽客座教授。

綱納·繆達爾與阿爾娃·萊默結婚，她曾在聯合國和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擔任高職，曾任瑞典駐印度大使，以後又任瑞典裁軍和教會部長。他們有兩個女兒，西色拉和凱依；一個兒子，詹安。

　　1974-1957年為紐約市大學榮譽客座教授。繆達爾教授是三十多個名譽學位的接受者，從1938年他在哈佛大學作高德金講演開始，他曾接受許多獎金，最近一次是應用人類學學會授予的馬林諾夫斯基獎。他是英國科學院、美國藝術科學院、瑞典皇家科學院院士，經濟計量學會會友、美國經濟學會名譽會員。

　　“瑞典皇家科學院將197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綱納·繆達爾教授（Gunnar Myrdal）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教授。授獎是因為他們在貨幣和經濟波動理論中的先驅工作，並且因為他們對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相互依賴關係的深刻分析。

　　科學院有這樣的意見，除了他們對經濟理論的貢獻外，綱納·繆達爾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如此成功地進行了跨學科的研究，所以他們的聯合貢獻應當被授予經濟學獎。”

　　自從設立經濟學獎以來，研究工作已超過純經濟學範圍的兩位經濟學家的名字，始終在提議的獲獎人名單之上：綱納·繆達爾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們都曾以純經濟理論領城中的重要工作開始他們的研究事業。他們的早期工作—在二十和三十年代—主要在同一領城之內：經濟波動理論和貨幣理論。從那時以來，兩位經濟學家已擴大了他們的視野，包括社會和制度現象的寬廣方面。

　　主要由於他們的大多數研究工作指向最寬廣意義上的經濟問題，特別是美國黑人問題和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繆達爾尋求把經濟分析聯繫到社會的、人口的和制度的條件。哈耶克把他的研究領域擴大到包括像經濟制度的法律構架之類的因素，以及有關個人、組織和不同社會制度發揮作用的方式的問題。兩人都對經濟政策問題深感興趣，並且因此也研究了我們社會中組織的、制度的和法津的條件的變化。

　　繆達爾和哈耶克共同具備的一種品質是一種為文獻充分證明瞭的才能，發現思考問題和對原因及政策提出新思想的新的和創造性的方式，這個特點常常使他們有些引起爭議。當研究領域擴大到包括經濟學家們通常視為當然或忽視的因素及關係時，這完全是自然的。

　　在他的科學事業的早期，繆達爾顯示了他在經濟學中興趣的廣闊。他的書，《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冶因素》(1930)，是對政治價值在許多研究領域中如何被插進經濟分析中。科學院在作出它的對重大著作《美國的兩難：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1944)賦予了很大重要性。主要在這個學術巨著中，繆達爾用文獻證明瞭他把經濟分析與一種廣闊的社會學視野合起來的才能。繆達爾對發展中國家問題的廣泛研究，性質和《美國的兩難》非常一致。這也是最寬廣意義上的經濟學和社會學的研究，其中對政冶的、制度的、人口的、教育的和健康的因素，賦予很重要性。

　　哈耶克在經濟理論領域內的貢獻，既深刻又有創造性。他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科學書籍和文章，引起廣泛而活躍的的辯論。特別是他的商業迴圈理論和他對貨幣和信用政策的效應的概念，吸引了人們的註意，並且引起熱烈的討論。他沒法比那時習見的更加深刻地分析商業迴圈機制。或許部分地由於這種更深刻的分析，他是在1929年秋天大危機到來之前，警告一次大經濟危機的可能性的少數經濟學家之一。哈耶克說明，超過志願儲蓄離率的伴有貸款的貨幣膨脹如何能導致資源的錯誤分配，特別是影響資本的結構。這種聯繫貨幣貨幣膨脹的商業迴圈理論與戰後貨幣討論有共同的基本特點。科學院有這樣的意見，哈耶克對不同經濟制度功能效率的分析，是他對較廣意義上的經濟研究的最重要貢獻之一。從三十年代中期開始，他致力於集中計劃問題的深入研究。如同哈耶克曾進行研究的一切領域一樣，他對這個領域中學說和意見的歷史，作出了深刻的歷史闡述。他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計劃”中的基本困難的新思想，並且研究了通過各種形式的分散的 “市場社會主義”達到有效結果的可能性。他在比較不同制度時的指導原理是研究分散在各個人和各企業的所有識識和信息的利用效率如何。他的結論是，只有通過深遠的分散於競爭和自由定價的市場體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識和信息。

　　哈耶克關於經濟制度的思想和他的分析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中發表在一著作中，並且無疑對廣泛和正在發展的“比較經濟制度”的研究領域，提供了顯著的激勵。

• 《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治因素》（1930）、
• 《貨幣均衡論》（1931）、
• 《1630－1930年間的瑞典生產費用》（1933）、
• 《財政政策的經濟效果》（1934）、
• 《人口問題的危機》（合著，1934）、
• 《人口：一個民主問題》（1940）、
• 《美國的困境：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1944）、
• 《國際經濟》（1956）、
• 《富裕國家與貧窮國家》（1957）、
• 《超越福利國家》（1960）、
• 《亞洲的戲劇：一些國家貧困問題研究》（1968）、
• 《世界貧困的挑戰》（1970）、
• 《反潮流：經濟學評論集》（197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