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平滑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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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收平滑定理（Tax Smoothing）

　　在西方經濟學財政和稅收中，稅收平滑定理對稅率、國債和赤字之間的微妙關係作出了精辟的，因而成為巨集觀經濟學中一個十分重要的基本定理，並已經成為西方主要發達國家制定財政政策的重要依據和主要指導方針。

　　稅收平滑定理的核心結論認為，大幅度增加稅率，尤其是所得稅稅率，會導致經濟運轉效率的降低；而保持平滑的稅率及稅收政策則會防止因為增加所得稅稅率而產生的經濟效率的降低，並有利於保持投資和生產的積極性，從而保證經濟的長期穩定發展。稅收平滑定理還暗示，在特殊經濟時期，財政支出和社會經濟總產出的比率大於正常水平，比如戰爭和經濟大蕭條，為了保證經濟的效率和增長，政府應該保持稅率的相對平滑並通過發行債券來滿足財政收入，在財政支出和總體經濟回到正常軌道後，逐漸消化因為發行國債而產生的財政赤字。

　　政府債務（Government Debt）和稅收（Taxation）是財政收入（Covernment Revenue）主要來源。政府債務融資主要指國家和地方政府通過公開發行長期或短期政府債券來補充財政收入。很多經濟總量相對比較大的國家更傾向於通過對本國內的各種經濟活動征收稅費來滿足財政需要。我們可以具體的將稅收分為很多種，比如個人所得稅、公司所得稅、利息稅、消費稅等等。一般來講，政府會同時利用發行債券和徵稅這兩種手段來實現財政收入。然而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政府發行債券和徵稅會對經濟的長期增長帶來不同的影響，尤其是提高個人和資本所得稅稅率，會導致經濟增長的減慢。

　　首先，按照稅收的性質，可以將不同的稅收理解為：對資本收入徵稅和對勞動收入徵稅。針對資本收入（Capital　Income）所徵的稅包括資本增值稅、利息稅以及對利潤和股息所收的稅。針對勞動收入（Labour Income）所徵的稅包括針對個人工資收入和獎金的稅收，比如個人所得稅。對勞動收入徵稅對經濟活動的影響主要體現於，增加稅收會改變個人和對生產、消費、存款的態度和積極性，從而影響到經濟整體運行的效率。而增加對資本收入徵稅則會改變人們對積累資本和投資的態度，從而對經濟長期增長產生負面影響。

　　上面的討論告訴我們，投資對稅收的敏感性是決定增加對資本收入徵稅是否會影響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投資對資本稅的敏感度很低，增加對資本收入徵稅就不會對投資總量和經濟增長產生很大的影響。相反，如果投資對資本稅的敏感度很高的話，即使對資本收入加徵少量的稅也會對投資總量和經濟增長產生很大的影響。目前，很多經濟學家認為，對資本收入徵稅會導致投資總量的減少。

　　另外，經濟學家對財政盈餘和財政赤字也在進行著不停的討論。長期的財政盈餘並不一定預示著健康的經濟狀況；相反，暫時的財政赤字也不代表著糟糕的經濟狀況。能夠保證健康的財政平衡代表了一個政府對經濟的把握能力和巨集觀管理能力。一般的說，政府會根據財政預算來制定未來的財政和稅收政策，也就是說，政府財政的一個目標本來就是保持財政收入和支出的平衡。然而，事實上大多數國家的財政收入和支出不是一直保持平衡的。因為美國和大多數西方國家是總統選舉制度，通常一個政黨和一個總統的任期有限，而每到任期結束時又面臨新的選舉，因此，執政黨和在任總統會傾向於平衡的財政政策甚至財政赤字以避免敵對黨使用其在位期間創造的財政盈餘來樹立業績，以便利於在下一屆選舉中再次勝出。另外，一個經濟學的解釋是所謂的龐氏騙局（Ponzi Game），既政府通過不斷的將財政赤字引起的債務用發行新債的方式來償還，因為經濟是不斷發展的，政府可以因此不斷的將今天的赤字永久性的向後推移。不過，最有力的和正面的對合理財政赤字和盈餘的解釋就是稅收平滑定理（Tax Smoothing）。

　　著名經濟學家羅伯特·巴羅（Barro）在1979年總結並正式提出了稅收平滑（Tax Smoothing）的理論模型。他認為，稅收會影響投資和勞動力生產，從而產生經濟活動的歪曲或扭曲，使經濟發展增加成本，而稅收的成本要相對大於來源於稅收的財政收入。巴羅假設政府在制定財政政策時，希望將稅收對經濟活動的歪曲和成本降到最低。在對這個政府面臨的問題進行詳細的分析時，我們還假設政府需要將財政收入的現值保持在一定水平之上，也就是說政府不考慮使用龐氏騙局（Ponzi Game）。他認為，因為稅收政策對發生經濟扭曲的邊際成本不斷升高，政府應該選擇一種比較平滑的稅收政策。

　　稅收平滑定理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我們研究稅收平滑定理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要研究政府財政赤字的性質。如果財政支出占經濟產出總量比重的變化是一個隨機走勢的過程，政府不會出現財政盈餘和赤字；而在財政支出的隨機變化和平衡的財政政策前提下，稅率的變化也追隨一個隨機走勢的過程。這暗示，當財政支出占經濟產出總量比重預計會發生變化時，即預計的財政支出改變了原來的隨機走勢，政府財政盈餘或赤字便會出現。

　　最顯著的可能會引起政府支出與經濟產出比率的可預計變化是戰爭和經濟蕭條。在戰爭時期，政府一般會暫時性擴大在軍隊和武器等方面的支出。相類似的，在經濟大蕭條時期，與經濟產出相比，政府採購會非周期性的增加。也就是說，在戰爭和經濟蕭條時期，預計的未來政府支出與經濟產出的比率要小於現時的比率。與稅收平滑定理相吻合的是，我們發現政府通常在上述特定時間段內出現財政赤字。總的來說，很多數據研究發現和稅收平滑定理相吻合的結果，然而，也有針對該定理一些具體性質的數據研究結果和理論相悖。

　　稅收平滑定理告訴我們，政府應主要通過發行政府債券甚至允許出現財政赤字來實現財政收入，併在當政府財政支出回歸正常水平時逐漸支付負債消滅赤字。然而，平滑的稅收政策給經濟帶來的益處究竟有多大呢？

　　美國經濟學家奧海寧（Ohanian）對英國和美國的不同財政政策對它們經濟的影響進行了比較分析。他認為，正是因為英國在二戰結束後對資本收入大量的徵稅加劇了英國在同時期的經濟增長和美國的差距。在二戰期間和二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英國的資本稅稅率要大幅度高於美國。從歷史上來說，除了二戰期間，英國和美國的稅收政策都可以被歸納成稅收平滑的財政政策。兩國在二戰稅收政策的區別主要源於兩國採取了不同的政策來為在戰時發生的大量財政支出融資。兩國在經濟結構和總量等方面的相似性為奧海寧提供了一個理想的比較兩國財政政策的空間。

　　英國在二戰期間的財政政策——增加資本收入所得稅稅率。在二戰期間及以後的一段時間里，英國大幅度的提高了所得稅稅率，尤其是資本收入所得稅稅率，來為戰爭支出融資。當時著名的英國學家凱恩斯，在考慮如何為二戰支出融資時認為，為了避免類似於一戰期間的通貨膨脹發生，政府應該選擇通過價格管制，借貸或增加稅收來消除過剩的消費者購買力。而凱恩斯對政府向公眾借貸非常反對。在當時，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投資對資本收入所得稅不敏感。這種觀點認為，對資本收入徵稅不會對投資產生大量，因而也不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大量影響。這些觀點為凱恩斯提出的增加所得稅稅率的財政政策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儘管英國根據凱恩斯的建議進行了大幅度的加稅計劃，但由於戰爭的支出過大，凱恩斯的稅收政策似乎仍然不能滿足財政收入的需要，因此，英國同時也發行了大量政府債券來補充財政收入。

　　美國在二戰期間的財政政策——發行國債。雖然很多追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也同樣建議美國效仿英國提高所得稅稅率，然而，在美國資本收入所得稅稅率提高的幅度和英國比起來則相對小很多。因為戰爭相對時間很長，而且戰爭的支出很大，當時，增加稅收很符合美國經濟學家的觀點。不過，儘管美國當時的總統羅斯福向議會提出了類似凱恩斯的加稅政策，議會卻考慮到加稅對美國高收入人群的影響而沒有完全接納羅斯福的建議，美國因而一直採取相對溫和的稅收政策。總的來說，美國在二戰期間的財政政策是一種稅收平滑的財政政策，正如巴羅（Barro）之後的，為了減少經濟的負效率，政府應該主要通過發行政府債券來為戰爭融資，然後，戰時發生的政府負債可以在戰後逐漸通過各種途徑償還。

　　進一步的暗示當時凱恩斯的觀點是錯誤的，如果實行類似美國的稅收平滑政策，英國本應該可以達到更高的生活水平和經濟增長。如果英國完全採納了凱恩斯的建議而實行永久的個人財富稅的話，其經濟可能會面臨更大的不利影響。儘管這些稅收政策（比如財富稅）可以進一步的幫助凱恩斯實現國民經濟和收入平等的目標，然而，凱恩斯的政策使英國戰後的投資和經濟增長進一步的減弱。

　　相反，美國的當時的財政政策對美國的經濟產生了推動的作用。奧海寧的分析還得出，如果美國在二戰期間採取了平衡財政預算，並通過增加稅收實現財政收入，那麼美國經濟的負效率將會達到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5％。上面的這些分析告訴我們，美國很幸運的沒有採用大量增加資本收入稅的財政政策，反之，美國在戰後的經濟軌跡很有可能和英國相類似。

　　從英國和美國的案例來看，保持平滑的稅率對經濟的長期發展至關重要。由於投資對資本收入所得稅的反應敏感，政府應適當的選擇債券融資並保證平滑的稅率從而保持經濟的效率，從而實現經濟的健康成長，當財政遇到大量的支出需要時，財政赤字的出現不可避免。美國在二戰時期的財政政策是稅收平滑的一個典型例子，雖然當時還沒有一個成熟的定義的理論基礎，事實證明，稅收平滑的政策在現實中的同其理論一樣重要和具有說服力。

　　作為對本文前面提到的稅收平滑定理及其應用的總結，我們發現：

　　第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投資對資本收入稅是敏感的。很多經濟分析都認為投資對資本收入所得稅是敏感的，因而，提高資本收入所得稅會引起投資的減少，從而導致經濟增長的減慢。在此基礎上，巴羅（Barro）提出了稅收平滑定理（Tax Smoothing）。奧海寧（Ohanian）對英國和美國的分析表明，正是因為錯誤的估計投資對資本收入稅的敏感程度，英國在二戰期間採取了大幅度增加稅率來為戰爭融資的財政政策，為大幅度增加資本收入所得稅稅率付出了較大的代價。

　　第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相對平滑的稅收政策和稅率是保持經濟效率的一個重要因素，有利於保證經濟長期發展。在一個市場經濟中，增加對資本收入徵稅首先降低了資本投資的回報率，投資的低回報又會降低投資總量，從而降低了生產性投資和資本的增長。生產性投資的低增長意味著新增生產設備和設施的減少，這些影響最終導致經濟長期增長的減慢。這樣，增加稅收在滿足財政收入的同時，也產生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制約和成本。同樣，稅收平滑定理的數理推理告訴我們，增加稅率會導致稅收對經濟發展的邊際成本增加，因此，為了避免增加稅收對經濟的成本的增加，我們應該保持稅率的相對平滑。

　　第三，稅收平滑定理的一個重要應用就是，當財政支出占經濟產出總量比重預計會發生變化時，政府財政盈餘或赤字的出現是合理的。最明顯的財政支出占經濟產出總量比重預計會發生變化的例子就是戰爭或經濟蕭條。奧海寧對英國和美國在二戰時期不同財政政策的分析表明，採取稅收平滑定理的現實意義明顯。與英國具有類似經濟結構和實力的美國採取了平滑的稅收政策，即主要通過發行政府債券來為戰爭融資，然後，在戰後逐漸通過稅收等途徑償還負債。雖然美國在通過發行債券為戰爭融資時潛在的產生了財政赤字，分析證明採取了平滑的稅收政策的美國在同時期里的經濟增長要明顯好於英國。

　　通過對稅收平滑定理（Tax Smoothing）的理論推導和歷史分析，我們不難理解到該定理的重要意義。我國正處於主義化建設的關鍵時期，加上國際環境複雜，正確的適合我國國情的財政政策至關重要，我們可以從稅收平滑定理的分析中得到很多重要的啟發。

　　第一，稅收平滑定理是否可以在我國制定財政政策時起到借鑒作用，很重要的一個因素取決於在我國投資是否對資本收入所得稅反應敏感。而我國近年來致力於改革開放，政府的職能轉換，鼓勵私人經濟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成果明顯，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們可以認為個人投資是對資本所得稅反應敏感的。另一個方面，我們可以看到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有很多不足，政府職能轉變和國有企業改革還沒有完成，因此，來自於企業的生產性投資對資本所得稅的反應敏感度和西方國家相比還是有很大差別。不過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加入WTO，外資和私人經濟比重的進一步提高，我相信從總體上來說，投資對資本所得稅反應會逐步敏感的。因此，稅收平滑定理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是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的。

　　另外，稅收平滑定理也對我國稅制改革給予很多啟發。目前，我國的稅收收入主要通過流轉稅的形式取得，對所得稅的重視程度不夠。稅收平滑定理暗示，所得稅會對經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不過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深入，我國勢必加大對所得稅的重視力度，利用征收所得稅來廣泛實現經濟平等，一方面利用征收所得稅實現財政收入，另一方面，通過對所得稅的管理完善政府巨集觀調控職能，在稅收制度上與世界接軌，而隨著所得稅稅制的不斷完善，稅收平滑定理對我國財政政策的借鑒作用也就越發明顯。

　　第二，我國在制定稅收政策時應遵循稅收平滑定理，保持稅率的相對平滑和穩定。正如前面所討論的，我相信在我國投資對資本所得稅的反應敏感。因此，稅收平滑定理的應用同樣適用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們應該遵循稅收平滑定理，保持所得稅稅率的平滑和穩定，從而保持投資人對投資和生產的積極性，保證經濟運行的高效率，使經濟增長保持強勁勢頭。所以，制定適合我國經濟發展和國情的穩健的財政和稅收政策，從而保證經濟運轉的效率以及公眾對勞動、投資和經濟發展的信心，才是稅收平滑定理的真正意義所在。

　　第三，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可以使用積極的財政政策。尤其我國目前處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初期，財政支出集中在基礎設施、能源等國家核心產業之上；加上為了保持國家穩定和捍衛國家統一，並確保經濟建設，在一定時期，政府將會保持有力的巨集觀財政政策和相當的財政支出。比較二戰及其後期，美國在政府面臨大幅度財政需求壓力時，採取了平滑的稅收政策併成功的保持了經濟的強勁增長。與之類似，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緊要時刻，也曾提出了積極的財政政策，而稅收平滑理論為我國在特定歷史時期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當政府在稅收收入不能滿足財政支出的情況下，相關的財政需要可以通過適量的政府債務來彌補，併在政府職能實現轉變，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健康發展之後，逐漸消化政府債務。

　　當然，財政政策只是影響經濟發展的一個方面，進一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及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和執政能力的提高更為重要，也是確保財政政策等重大經濟政策得到有效實施的根本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