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政治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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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政治理論是當代西方政治學的最重要的分支之一，它以各種政治體系整體或組成部分之間的差異和共性為研究對象。
比較政治理論的框架[1]
比較政治的一個主要任務就是構建科學的理論框架，不同的比較政治學者之所以具有不同的特點，就是因為理論分析的框架不同。總的說來，西方比較政治學學者建立自己理論框架時都十分註意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
1.明確的概念。明確的概念是比較政治研究必不可少的，無論是作為比較分析的單位，還是作為比較分析的標準。例如，當代比較政治學避免使用“國家”一詞，而代之以“政治體系”作為比較政治研究的基本單位，原因就是“國家”這個概念在有些時候意義相當模糊。根據西歐傳統的“國家”概念(把人民或民族、領土、主權和政府作為構成要素)，無法解釋一些現存的政治實體，因此用“國家”這一術語來表示這些政治實體，可能會引起很大的誤解。此外，還有其它的一些概念。
2.方法。方法，是當代比較政治研究最為重要的一點，任何比較政治研究都必須首先確定方法，有了方法才有理論。比較政治研究的方法很多，最著名的方法有“結構--功能”分析法；“政治系統”分析法；“政治團體”分析法等。
3.分類和模式。分類是將對象分為不同類型和不同的級別；模式則是將一些不同的和相同的事實歸納為理論上的模式。分類和模式是比較政治研究處理經驗資料的主要手段。
4.普遍化。普遍化即確定不同變數之間的確定的關係。普遍化的研究必須以上述研究為基礎，以便在紛繁複雜的經驗資料中尋找出具有普遍意義的關係。這樣，普遍化的研究必須不斷接受新的經驗資料的驗證。
5.對象、領域和課題。比較政治是以一個以上的政治體系的行為、機構、政治過程等為研究對象，因而研究哪些政治體系就成為首要的問題。比較政治研究的領域，既研究整個政治體系或次體系，也研究特定的政治過程和機構；既研究體制和結構，也研究各種環境中政治活動的規範、信念和價值，因而研究領域的確定亦是很重要的。比較政治研究的課題，諸如政策制訂、政治發展、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政治心理、政治參與、政治領導、政治制度、官僚體制等範圍十分廣泛，每個研究者均有側重，須有明確的課題。
當代西方比較政治研究的理論框架，是十分龐雜不統一的，僅以基本的問題即政治體系的分類，就存在許多種不同的方法。
(1)阿爾蒙德分類法。阿爾蒙德認為，傳統分類法如民主制、 議會制、總統制、兩黨制、多黨制等已經不能有效地用於比較分析。他把世界上各種政治體系分成四個類型：①英美型政治體系；②前工業化型政治體系；③極權型政治體系；④歐洲大陸型政治體系。
(2)愛德華·希爾斯分類法：①民主政治型；②訓政民主型； ③現代化寡頭政治型；④極權的寡頭政治型；⑤傳統的寡頭政治型。
(3)阿爾蒙德和小賓厄漢·鮑威爾分類法：①原始體系， 包括原始人群、分散的體系和金字塔體系三類。②傳統體系，包括世襲體系，中央集權官僚體系和封建體系三類。③現代體系，包括世俗化的政治體系，動員型的現代體系和前動員型現代體系。
(4)多伊奇分類法：卡爾·多伊奇採用簡單的兩分法：①發達工業國家，如美國、蘇聯、英國、法國、日本等；②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奈及利亞、埃及、伊朗、古巴等。
比較政治理論的分析方法[1]
比較政治理論的第二核心內容是分析方法。科學的方法既有助於資料的選擇、收集、整理和分析，也有助於揭示政治現象之間的關係；離開有效的方法，比較政治研究很難形成一整套有說服力的理論。比較政治研究的分析方法非常豐富，這裡僅概述其中幾種：
1.結構--功能分析。這是當代西方比較政治研究中影響最大、傳播最廣的理論和分析方法，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著名政治學家加布里埃爾·阿爾蒙德。這一分析方法的特點首先在於它提出了一組全新的概念，其中核心概念是“政治體系”。他認為舊的政治學術語，局限於法律和機構意義，分析的焦點集中在政治機構上，這已經遠遠不夠，因為形式相同的政治機構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在各種不同力量的推動下，其功能和行為方式大相徑庭，因而需要一個更為綜合、更具有概括性的概念。“政治體系”這“不僅是詞語上的變化，而且體現了一種考察政治的新方法”。
“政治體系”是一個包括環境、輸入、轉換、輸出和轉換等部分的系統。所有的政治體系，為實現自身的目標，都要有相應的政治結構以及組成政治結構的政治角色。現代政治體系一般都有利益集團、政黨、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政府官員和法院等政治結構，另外在考察政治結構及其行為的同時，還應瞭解和分析這種政治體系的基本傾向，亦即“政治體系的心理方面”--政治文化。
所有的政治體系都具有以下共同點：①各種政治體系都有政治文化；②各種政治體系都具有相同的功能；③各種政治體系都是多功能的；④所有的政治體系在文化的意義上都是混合制。正是由於這些相同的方面，政治體系的比較研究才是可能的。
這樣，阿爾蒙德以體系、過程和政策三個層次，從政治文化、政治結構、政治社會化、政治錄用、政治交流、利益表達、利益綜合等14個方面對各種政治體系進行比較分析，以文化世俗化和政治結構分化的程度作為衡量政治發展的標準。
2.系統分析。系統分析法源自生態學，比較政治研究中的系統分析方法是由一般系統理論演化而來的。政治系統是由一系列互動的政治要素組成的有機整體，它具有幾個基本性質：①政治系統都有自己的邊限，存在著始點和端點。②政治系統受環境的包圍。③任何政治系統都是開放的。④政治系統內部的各組成部分之間具有相互依賴性。⑤政治系統是一個動態系統。⑥政治系統是一個層級系統，任何政治系統均由一系列政治子系統組成。
從理論範疇看，系統分析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描述性概念，以使一種系統有別於另一種系統；其次是與調節和維持各系統相應的概念，用來理解、調節與各系統相應的因素；最後是變化的概念，變化有破壞性與非破壞性之分，破壞性又有解體與削弱之分，非破壞性亦有適應性與成長之分。
3.政治精英分析。精英分析方法有傳統和現代之分。當代精英分析方法是從多種學科的角度對政治精英進行微觀實證的研究。其基本觀點就是認為所有的政治系統都分為兩個階層——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著名政治學家拉斯韋爾把“政治精英”定義為“獲得極大多數價值的人”。
政治精英的分析家們認為，政治精英乃是政治系統的決定性因素，政治精英決定政治系統的性質、政治過程和政治系統的變遷。
政治精英的分析方法為比較政治研究開闢了新的研究途徑，因為，不同政治系統以及同一政治系統的不同時期，政治精英的基本品質、徵召途徑、培養方式、工作作風，與大眾的關係等等，均有不同，通過這些變項的比較，就能發現不同政治系統及同一政治系統不同歷史時期中政治精英的基本區別，進而揭示整個系統的差別。政治精英分析法由微觀入手，這在註重巨集觀分析的比較政治理論中可謂獨樹一幟。
4.政治團體分析。試圖通過研究政治團體進而揭示出政治系統的本質和規律。分析家們認為，政治團體或者說利益集團，對政治過程發揮著決定性的影響，政治團體之間的互動就是政治過程。所以團體研究的基點在於由個人在追求共同政治目標過程中組成相互作用的政治團體。
團體分析方法強調團體而不註重個人，因為團體規範和期望對個人活動有巨大的約束力，所以團體比個人在政治過程的運動中具有更大的影響力。公共政策就是各種政治團體鬥爭和平衡而達成的妥協，政府的功能就在於調和、平衡各種利益集團的衝突。
政治團體的分析方法是一種中觀分析法，它是從政治系統的中層——政治團體著手，向上可以分析整個政治過程，向下亦可以分析團體成員之間及團體與成員之間的利益互動，既非自上而下，亦非自下而上，而是同時從上下兩個方面展開分析。
團體分析法打破了傳統比較政治對正規結構和法律結構的研究，有助於將“權力”、“利益”、“衝突”等概念引入比較政治研究。
比較政治理論的成就及局限[1]
阿爾蒙德在其《比較政治學》談到比較政治學領域里的變化，他稱這些變化是“一場知識革命”，他認為這場革命的成就表現為四個方面：“一，對人類各種政治實驗作範圍更為廣泛的研究；二，對政治描述和分析採取更為現實的、較少拘泥於形式和機構的研究方法；三，在描述和理論方面更為嚴密和精確；四，建立更為充分的理論框架，把上述日益發展的知識兼收並蓄，並使之順理成章。”除阿爾蒙德所說，比較政治理論的貢獻還可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①對經驗實證方法的重視。比較政治研究說到底是一種實證的研究方法。當代比較政治研究均是以大量的客觀事實和經驗現象作為例證的，離開了實證資料，當代比較政治研究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根之木。
當代比較政治研究強調客觀命題的可驗證性，一般都作相關變數的分析，而且定量分析超過定性分析。在對相關變數分析的基礎上，要把各相關關係綜合起來加以平衡調節，以便建立具有普遍意義的綜合指標體系，例如對國家實力的比較就採取了“綜合國力”的指標體系。
②對傳統比較政治研究的超越。第一，在研究範圍上，傳統比較研究基本上局限於歐美國家，一位政治學家提出了這樣幾條劃分傳統研究與現代研究的標準：即近接比較與遠隔比較；要素比較與體系比較；定性比較與定量比較。從這幾條標準可以看出，由於科技、交通、信息等迅速發展，當代比較政治研究範圍已經擴展到非常廣闊領域，世界上一切地方的政治現象都可以成為比較政治研究的對象。第二，傳統比較政治研究，基本上局限於靜態的比較政治的制度範圍，而當代比較政治研究，卻呈現出動態化的趨向，如政治參與、政治社會化、政治溝通、政治行為、政策制定、政治傳播等。
③研究手段的進步。當代比較政治研究，日益與其它相關學科交織在一起，獲取了許多新的分析和研究手段，與系統論結合產生了政治系統分析和結構——功能分析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行為科學有一項最基本的原則，即政治學可以成為一門對政治現象加以解釋和預測的科學，因此研究資料必須經過嚴格的定量分析，以便精確地說明政治活動中的各種關係和規律。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各種分析方法應運而生，如多變分析法，抽樣調查法，數學模型，個案分析，實地調查等。當代比較政治研究還採用了許多新的概念和術語，以方便和精確剋服了傳統比較政治理論的許多概念的模糊性。
④強調研究的客觀性。西方政治學雖然鼓吹“價值祛除”以做到政治研究中的科學與公正，但實質上“西方中心論”尤其是“美國中心論”的傾向乃非常嚴重。所以在政治研究中，尤其是在涉及到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時，很難做到客觀、公正。這與西方政治學以推銷西方政治價值作為目標分不開。比較政治研究由於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近年來尤其集中在亞非等非西方的發展中國家，如果斷然否認這些國家的政治傳統，則比較政治研究根本就無法進行。由於受到特定研究對象的影響，也由於一些比較政治研究者主觀上的努力，當代西方比較政治理論出現了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方中心”的不良傾向。
①“價值祛除”的消極後果。當代西方比較政治研究深受歷史主義和科學主義的影響，在研究中力求避免做價值上的判斷，這就使比較政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西方政治理論傳統上固有的價值追求，成為一種“中立”和“純學術”的東西，甚至造成政治科學中科學成份超過政治成份傾向。這種趨勢招致了許多學者的批評，有的學者指出，政治理論的衰落乃是道德價值在社會動力和權力政治領域里沒有地位的反映，如果要使政治研究恢複原有的活力，則必須不斷地重新闡明政治價值準則是非常必要的。
②過分強調技術分析手段的結果。當代比較政治研究非常註重研究方法的更新，這對於理論框架的構建的確是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但是過分強調方法也給比較政治研究帶來一些消極結果：
第一，由於把註意力集中在對繁複雜亂的具體資料的收集和分析上，熱衷於設計精巧的模式和龐大的理論體系，結果陷於具體的經驗資料中無法自拔，從而阻礙了對政治現象背後的歷史和社會意義的探討和把握。第二，由於盲目地引進了許多實際上並非十分有效的分析手段，加之創造了大量歧義的概念，使比較政治研究陷入了方法和概念的汪洋之中，失去了對其原本研究目標的關註。第三，由於過份註重實證方法，使比較政治研究具有很強的保守性。首先，它以現存的政治系統作為研究對象，只求瞭解現存政治結構的功能，實際上預設了政治結構不變的前提；其次，它專註於靜態的資料分析，著眼於政治系統的延續性，因而本質上是反對政治系統的革命性變遷；最後，它忽視了政治鬥爭在政治生活中的積極作用。
③缺乏基本的方法論。當代比較政治學者採用的幾種主要方法都是技術性和操作性的。缺乏一種基本的方法論作為根本指導。一定政治體系的政治活動，並不能簡單地從錶面的分類和綜合中得到全面的解釋，必須與這個政治系統的外在經濟活動與經濟關係聯繫起來，離開這一點，就會忽略政治的最基本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