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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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人又叫參考人（Standard man，Reference man）

　　標準人是指某一特定人群的解剖、生理和代謝參數的調查統計值，經科學分析及綜合後形成描述該人群的形態特性、組織特性、生理和代謝特性的一套參考值。參考人典型化了這一特定人群，並用於代表該人群，以便對人群中的不同個體能在同一生物學基礎上統一對待，及在不同群體間能用統一標準進行比較。

　　過去上百年間，工業化成功的一個秘訣和整個社會發展的一個大勢，就是把人變成工業品。所謂工業品，就是按照固定規格批量生產出來的標準化產品。我們“現代人”的一個文化特征，就是認為符合“標準”的就是好的，就放心了，一旦不符合“標準”，就非常擔心。

　　我們想知道“標準人”什麼樣，然後把自己跟標準人對比，一旦比不上就覺得肯定有哪裡不對。職場中，人們認為存在一個“標準的”職務升遷軌道——多少歲入職，多少歲升到公司中層，在多少歲上應該拿到什麼職稱。如果一個人40多歲還在搞技術沒有獲得管理職位，可能人們就會覺得他的職業生涯是失敗的。

　　你想不想知道自己的身材是不是太胖了？那你可以用體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計算一下自己的身高體重指數，也就是BMI。如果你的BMI是在22到24之間，那你就擁有一個理想身材，如果你的BMI偏離那個區間太遠，那你就是太胖或者太瘦了——這個說法，其實並不科學。

　　但是它非常好用。BMI是19世紀中葉的統計學家阿道夫·凱特勒的發明。當時歐洲各國政府開始大規模地統計人口數據，凱特勒借鑒了天文學家對觀測結果取平均值的做法，開始對“人”也取平均值。

　　據羅斯考證，從那時候開始，對於“平均人”就有兩派思想。一派思想以凱特勒為代表，認為“平均人”是最標準的人，是人中的楷模。偏離平均值代表錯誤！如果你太高或者太矮，太胖或者太瘦，那說明你沒長好。

　　另一派思想以人類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為代表，認為“平均人”其實就是“一般人”，優秀的人應該高於平均人。凱特勒關心的是身高、體重這些數據；高爾頓關心的是智商和能力指標。凱特勒用一群人的平均值來代表一個人，說明什麼叫“正常”，並且作為公共政策的依據；高爾頓用偏離平均值的距離，來給人排序和分類。

　　這兩派思想，一直影響後世的工業生產和教育。

　　19世紀90年代，美國人弗雷德里克·泰勒借鑒凱特勒的“平均人”思想，發明瞭“泰勒制工作法”。泰勒制的核心思想是標準化。我不要求你做得多，也不要求你做得快，我要求你在標準的時間內完成標準的工作量。這是一個以系統為本的工作法——人要適應系統，而不是系統為人服務。泰勒制不需要什麼高人牛人，只需要“標準人”。

　　對當時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無組織無紀律的“粗人”來說，變成“標準人”，可是對自我的提升！泰勒制極大地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在各國掀起了一場管理革命。工人不見得喜歡泰勒制，可是泰勒制實際上造福了無數工人家庭。

　　泰勒制在工業上的成功，很快就引發了教育界的改革。美國普及了高中教育，而這種高中教育的目標，就是給泰勒制工廠提供標準工人。學生被按照年齡排列好，每一學年、每個學期應該學習什麼內容，完全標準化。

　　那些特別聰明的學生怎麼辦呢？這時候高爾頓的思想也被用上了。高爾頓發現人的智商和人的各種能力都是正相關的，也就是說智商高的人，其他方面往往也不錯，比如說自律能力、經濟水平，包括身體條件都更好。那既然如此，教育系統的另一個任務就是按學習成績把人分類，把不同類型的學生輸送到不同的社會崗位上去。

　　這不就是這麼多年來我們的公立學校教育嗎？整個教育系統就是一個大工廠。這個工廠乾的事情不是什麼“啟蒙”，也不是什麼“培養人才”，什麼“傳播知識”，而是把人分類。大部分人去泰勒制工廠當工人，一部分人去當經理。每個人都被貼上了標簽，評定了排名。你作為一個個人的個性、想法和感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對於“平均人”是個什麼狀態。

　　人，在泰勒制工廠和公立學校教育構成的這個大體系中，只不過是個勞動力，是個生產單元，是個工業品。

　　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空軍遇到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飛行員無法控制他們的飛機。當時噴氣式飛機剛剛誕生，飛機的速度比以前更快，駕駛難度更大，因此這類問題發生得非常頻繁，很多型號的飛機都出現了類似情況。最糟糕的時候，一天之內就有17名飛行員遭遇了墜機事故。

　　最初，軍隊高層將原因歸咎於坐在駕駛室里的人。在事故調查報告里，“操作失誤”成了總結原因的常用字眼兒。這種判斷看起來當然很有道理，因為飛機自身幾乎不會發生故障，這一點是經過工程師們一再確認的。他們反覆檢查了飛機的機械部分和電子元件，都沒發現任何故障。飛行員們也非常疑惑，他們唯一確信的是，他們的駕駛技術不是造成事故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人為因素，也不是機械故障，那是怎麼回事呢？

　　在多次調查無果而終之後，軍官們開始把註意力轉到駕駛艙的設計上。早在1926年，在設計第一個駕駛艙時，工程師們就測量了幾百名男性飛行員的身體尺寸（那時候，沒人認為女性可以當飛行員），再根據這些數據設計出標準尺寸的駕駛艙。在接下來的30年裡，駕駛艙內座椅的大小和形狀、踏板和操縱桿的距離、擋風玻璃的高度，甚至頭盔的形狀，都是根據1926年的駕駛員標準尺寸製造出來的。

　　於是，軍事工程師們開始猜想，現在的飛行員個頭是不是比1926年時的飛行員更高大呢？為了獲取最新的飛行員身體尺寸，美國空軍批准了一項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飛行員研究工作。

　　1950年，研究人員在位於俄亥俄州的賴特空軍基地（Wright Air Force Base）測量了4000多名飛行員的身體尺寸，包括拇指長度、襠部高度、眼睛與耳朵的距離，甚至計算了各種數據的平均值。所有人——或者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掌握飛行員的平均尺寸會有助於設計出更合適的飛機駕駛艙，進而降低事故發生的概率。

　　然而一位剛入職的23歲科學家卻對此表示懷疑。

　　丹尼爾斯將4063名飛行員的數據收集起來，計算出常用於設計的10個人體部位的平均值，包括身高、胸圍、臂長等。這些數據便構成了“標準飛行員”的尺寸。數據相差30%以內的人也被丹尼爾斯慷慨地算作標準飛行員。比如，平均身高精確值為175釐米，那麼他定義的“標準飛行員”的身高則為170~180釐米。接著，丹尼爾斯把所有飛行員一個一個地與標準飛行員進行比對。

　　在他處理數據之前，他的同事、美國空軍的研究人員一致認為絕大多數飛行員的多數尺寸都應在平均尺寸範圍內。畢竟，這些人在成為飛行員之前就已經被篩選過了，他們看起來似乎都是平均尺寸（比如，如果你身高2米，那麼你絕對不可能當上飛行員）。科學家們同時還預計，相當大一部分飛行員的10個身體部位尺寸應該全部在平均值之內。但是，當丹尼爾斯統計出最終數據時，連他自己都驚呆了。

　　因為結果是：零。

　　在4063名飛行員中，沒有一個人符合所有10個尺寸的平均值。有的人手臂較長，而腿較短；有的人胸圍很大，而臀圍卻稍小。更令人驚訝的是，丹尼爾斯發現，如果只選擇三個部位進行比較，例如頸圍、大腿圍、腕圍，那麼只有3.5%的飛行員在這三個維度符合平均尺寸。丹尼爾斯的發現很清楚地表明，根本就沒有標準飛行員。如果為標準飛行員設計駕駛艙，那麼這個駕駛艙就不會適用於任何人。

　　丹尼爾斯將他的發現發表在了1952年的《美國空軍技術報告》（Air Force Technical Note ）里，文章標題為《標準人？》。他建議進行徹底變革：環境必須適應個體，而不是讓環境去適應平均標準。

　　美國空軍接受了丹尼爾斯的觀點。在放棄了平均化的參考標準後，美國空軍在設計理念上邁出了巨大的一步，形成了新的指導原則：個體適用原則。美國空軍不再要求個體去適應系統，而逐漸讓系統來適應個體。

　　航空工程師設計了可調節的座椅，這個技術如今普遍用在了汽車製造上。他們發明瞭可調節的腳踏板，開發了可調節的頭盔和飛行服。當這些設計和類似的其他設備投入使用後，飛行員的戰鬥力立即飆升，美國空軍成了這個星球的空中霸主。不久，美軍的其他兵種也頒佈了類似的指導性命令，要求軍用設備適合大部分士兵的體形，不能以平均值為製造標準。

　　諾瑪是由著名的婦科專家羅伯特·L.迪金森博士（Robert L.Dickinson）創造，由他的合作人艾布拉姆·貝爾斯基（Abram Belskie）根據收集到的15000名年輕女性的身體數據雕刻而成。迪金森博士在他的年代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他是布魯克林中心醫院婦產科的主任、美國婦科學會會長、美國醫學會產科分會主席。他也是一位藝術家，他的同事稱他為“產科屆的羅丹”。在他的職業生涯中，他用素描畫出不同女性的尺寸和形狀，用於研究不同類型的身體與其行為之間的關係。 就像他那個年代的許多科學家一樣，迪金森相信，通過收集大量的數據並取其平均數，就可以得到某個確定的結論。對迪金森來說，成千上萬的數據匯成了一個標準的女性體形——正常的女性（在英語中，“正常”的單詞normal的發音與“諾瑪”相似）。

　　除了展覽雕像，克利夫蘭衛生博物館還售賣微縮版的諾瑪雕像，將諾瑪炒作成“理想女孩”，由此還引發了一場諾瑪熱。一位著名的體質人類學家斷言，諾瑪的體形是“最完美的”，藝術家宣稱她的美是“優秀的標準”；體育老師則把她當作年輕女性的典範，教育不符合這種理想身材的學生們如何鍛煉。一位牧師甚至在彌撒中推測諾瑪擁有正常的宗教信仰。當這場熱潮到達巔峰的時候，諾瑪還登上了《時代周刊》，出現在多家報紙的漫畫版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拍攝的系列紀錄片《美國形象》（This American Look ），專門有一集重點講述諾瑪的身體尺寸，以便觀眾檢查自己的體形是否標準。

　　雖然沒有人是標準人，但這並意味著標準人就完全沒有意義和價值。

　　比如說，最直接的價值，就是統計學上的參照意義。

　　統計學中的平均值概念，並不是一開始就有，而是在實踐過程中產生。最早是在天文學中確立，多次測量取平均值的方法。

　　原因在於，同一天文事件，不同天文學家的測量結果不同。為取得共識，最後就將各位天文學家的測量結果求平均值，作為測量結果；每個測量值與平均值的差異，稱為偏差。

　　18世紀法國統計學家阿道夫·凱特萊，將平均值引入社會學科，對比利時士兵做測量，包括身高、體重等，計算出歷史上第一個“平均人”，以作定量分析。

　　我們現在用的“身高體重指數”（BMI），也是凱特萊發明的。與平均人一樣，其背後的思路都是，作參照之用。例如，體重正不正常，可以通過計算BMI輔助判斷。

　　在凱特萊看來，平均人是完美人，如果偏離平均太遠，就好像體重過重一樣，需要行動，像天文學家減少誤差一樣，減少偏離。

　　凱特萊這套思想被歐洲各國政府廣泛接受，平均人、平均收入等數據，迅速成為公共政策的重要參考指標。人們開始以平均為美。

　　不難理解，平均未必就美，因為每個領域特性不同。

　　比如說，英國人類學家弗朗西斯·高爾頓提出，超過平均才值得驕傲。例如，跑步速度比平均人快，才能引以為榮。

　　在高爾頓看來，偏離平均值，既不是誤差也不是錯誤，而是排名的參照物。後來，高爾頓發展出一系列人格測驗方法，通過考察個人相對平均水平的差異，將人分為高中低檔。

　　不管哪一種看法，標準人起的都是統計學上的參照作用，只是具體領域特征不同，如何參照需要具體而定，不能一概而論。

　　在凱特萊、高爾頓標準人思想的指引下，實幹家在工廠管理和教育管理等領域進行實踐。

　　在工廠管理領域，1890年代，弗雷德里克·溫斯洛·泰勒發現工人的工作效率低下，就借鑒凱特萊標準人思想，考察工廠每一道工序。

　　然後，泰勒計算每道工序若幹工人所需要耗費的平均時間，作為標準時間。類似的，他計算出標準工作量，將工作標準化，制定出標準作業程式。

　　如此一來，參差不齊的工人表現，都變得標準化，顯著提升工作效率。這也就是聞名世界的科學管理，也叫“泰勒制”工作法，在全世界範圍內掀起管理革命。

　　在教育管理領域，由於標準人思想在工業界大獲成功，也影響到教育界。美國當時普及高中教育，目標就是給泰勒制工廠提供標準工人。

　　不難理解，在這樣的學校體系中，就要將學生年齡排列，並制定教學大綱，確定每個學期學習什麼內容，完全標準化。

　　愛德華·桑代克繼承高爾頓的思想，發明各個學科的標準化考試，據此將學生按水平分類，再將不同類型學生，送到不同社會崗位中去。

　　運用歷史觀，簡要回顧標準人思想提出及踐行歷史，我們不難理解，標準人是工業時代強調流程和標準的產物。

　　註重個體差異

　　標準人思想和實踐影響深遠，即便每個人都不是標準人，但在很多領域，仍然習慣性以單一標準來衡量人。

　　比如說，谷歌公司直到前幾年，面試主要考察的就是應聘者的學業，例如畢業院校、大學成績等。

　　人才的更多維度，例如交付能力、合作能力、創新能力等，相對就很單薄，有也是主觀評價，缺少客觀量化數據。

　　2012年，《華爾街日報》調查發現，在財富500強的企業里，60%公司只用一個指標來評價員工的表現。

　　不僅如此，2009的調查顯示，42%公司採用“強迫制”評價體系，意即：無論好壞，都要按比例選出優良中差，即便所有人都表現很好。

　　不難理解，用一個數字來代表一個人，弊端有多大。

　　正如一位腦科學家所說，每個人的大腦其實都很不同，特別是小孩，年齡相近，大腦發育水平卻可能差別極大。

　　他每次看小學生班級合影照，都有驚心動魄的感覺：這些小孩差距如此之大，老師竟然會把他們放在同一個班級中，用同樣方法教授同樣內容，簡直是世界上最荒誕的事情。

　　強迫制評價體系，微軟公司也曾採用。在2012年的一次採訪中，微軟公司表示後悔。不難想象，如果每個組都一定要選出優良中差，誰還願意跟牛人在一組？

　　在個人競爭領域，運用木桶效應，進行多維競爭，實現單點極致等，都要主動構建差異，形成長板。

　　在團隊競爭領域，想要獲得群體智慧，規避團體迷思，也要主動構建差異，形成多樣性，互補共贏。

　　雖然多維評價成本相對較高，但這是未來發展的趨勢，值得我們進一步關註。

　　就我們每個人而言，要辯證看待標準，既要看到共性，也要看到差異，不要覺得自己沒在“標準”路線上發展，就是有問題。

　　比如說，不少家長以為幼兒走路有標準學法，但女科學家克倫·阿道夫1998年觀察28個孩子，總結出25種從爬行到走路的成長模式。也就是說，幾乎每個孩子都是獨特的。

　　類似的，有人研究科學家的成功路線，也不是只有從小聰明、考上好大學，二十多歲拿到博士學位，三十多歲拿到教授職位這條路線，至少有7種，而且有不少人走了“彎路”。

　　這種總以為存在“標準”路線，但凡偏離就是錯誤的認知偏誤，不容易剋服，以至於科學家專門起名為“標準偏誤”。

　　差異與標準需要有機融合

　　註重差異，並不是忽視標準，而是要把兩者有機融合在一起。

　　例如，以子女教養為例，父母要註重成長陪伴，這是標準，但怎麼陪伴、玩什麼則很個 性化。

　　要提醒的是，用一個統計量代表一組量總會損失信息。標準人是用一個人代表一群人，是以犧牲個性差異為代價，這固然有價值，但缺陷也很明顯，我們不能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