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人

出自 MBA智库百科(https://wiki.mbalib.com/)

标准人又叫参考人（Standard man，Reference man）

　　标准人是指某一特定人群的解剖、生理和代谢参数的调查统计值，经科学分析及综合后形成描述该人群的形态特性、组织特性、生理和代谢特性的一套参考值。参考人典型化了这一特定人群，并用于代表该人群，以便对人群中的不同个体能在同一生物学基础上统一对待，及在不同群体间能用统一标准进行比较。

　　过去上百年间，工业化成功的一个秘诀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大势，就是把人变成工业品。所谓工业品，就是按照固定规格批量生产出来的标准化产品。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文化特征，就是认为符合“标准”的就是好的，就放心了，一旦不符合“标准”，就非常担心。

　　我们想知道“标准人”什么样，然后把自己跟标准人对比，一旦比不上就觉得肯定有哪里不对。职场中，人们认为存在一个“标准的”职务升迁轨道——多少岁入职，多少岁升到公司中层，在多少岁上应该拿到什么职称。如果一个人40多岁还在搞技术没有获得管理职位，可能人们就会觉得他的职业生涯是失败的。

　　你想不想知道自己的身材是不是太胖了？那你可以用体重（千克）除以身高（米）的平方，计算一下自己的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BMI。如果你的BMI是在22到24之间，那你就拥有一个理想身材，如果你的BMI偏离那个区间太远，那你就是太胖或者太瘦了——这个说法，其实并不科学。

　　但是它非常好用。BMI是19世纪中叶的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勒的发明。当时欧洲各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地统计人口数据，凯特勒借鉴了天文学家对观测结果取平均值的做法，开始对“人”也取平均值。

　　据罗斯考证，从那时候开始，对于“平均人”就有两派思想。一派思想以凯特勒为代表，认为“平均人”是最标准的人，是人中的楷模。偏离平均值代表错误！如果你太高或者太矮，太胖或者太瘦，那说明你没长好。

　　另一派思想以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为代表，认为“平均人”其实就是“一般人”，优秀的人应该高于平均人。凯特勒关心的是身高、体重这些数据；高尔顿关心的是智商和能力指标。凯特勒用一群人的平均值来代表一个人，说明什么叫“正常”，并且作为公共政策的依据；高尔顿用偏离平均值的距离，来给人排序和分类。

　　这两派思想，一直影响后世的工业生产和教育。

　　19世纪90年代，美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借鉴凯特勒的“平均人”思想，发明了“泰勒制工作法”。泰勒制的核心思想是标准化。我不要求你做得多，也不要求你做得快，我要求你在标准的时间内完成标准的工作量。这是一个以系统为本的工作法——人要适应系统，而不是系统为人服务。泰勒制不需要什么高人牛人，只需要“标准人”。

　　对当时那些文化程度不高、无组织无纪律的“粗人”来说，变成“标准人”，可是对自我的提升！泰勒制极大地提高了工人的工作效率，在各国掀起了一场管理革命。工人不见得喜欢泰勒制，可是泰勒制实际上造福了无数工人家庭。

　　泰勒制在工业上的成功，很快就引发了教育界的改革。美国普及了高中教育，而这种高中教育的目标，就是给泰勒制工厂提供标准工人。学生被按照年龄排列好，每一学年、每个学期应该学习什么内容，完全标准化。

　　那些特别聪明的学生怎么办呢？这时候高尔顿的思想也被用上了。高尔顿发现人的智商和人的各种能力都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智商高的人，其他方面往往也不错，比如说自律能力、经济水平，包括身体条件都更好。那既然如此，教育系统的另一个任务就是按学习成绩把人分类，把不同类型的学生输送到不同的社会岗位上去。

　　这不就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公立学校教育吗？整个教育系统就是一个大工厂。这个工厂干的事情不是什么“启蒙”，也不是什么“培养人才”，什么“传播知识”，而是把人分类。大部分人去泰勒制工厂当工人，一部分人去当经理。每个人都被贴上了标签，评定了排名。你作为一个个人的个性、想法和感情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相对于“平均人”是个什么状态。

　　人，在泰勒制工厂和公立学校教育构成的这个大体系中，只不过是个劳动力，是个生产单元，是个工业品。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空军遇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飞行员无法控制他们的飞机。当时喷气式飞机刚刚诞生，飞机的速度比以前更快，驾驶难度更大，因此这类问题发生得非常频繁，很多型号的飞机都出现了类似情况。最糟糕的时候，一天之内就有17名飞行员遭遇了坠机事故。

　　最初，军队高层将原因归咎于坐在驾驶室里的人。在事故调查报告里，“操作失误”成了总结原因的常用字眼儿。这种判断看起来当然很有道理，因为飞机自身几乎不会发生故障，这一点是经过工程师们一再确认的。他们反复检查了飞机的机械部分和电子元件，都没发现任何故障。飞行员们也非常疑惑，他们唯一确信的是，他们的驾驶技术不是造成事故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人为因素，也不是机械故障，那是怎么回事呢？

　　在多次调查无果而终之后，军官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到驾驶舱的设计上。早在1926年，在设计第一个驾驶舱时，工程师们就测量了几百名男性飞行员的身体尺寸（那时候，没人认为女性可以当飞行员），再根据这些数据设计出标准尺寸的驾驶舱。在接下来的30年里，驾驶舱内座椅的大小和形状、踏板和操纵杆的距离、挡风玻璃的高度，甚至头盔的形状，都是根据1926年的驾驶员标准尺寸制造出来的。

　　于是，军事工程师们开始猜想，现在的飞行员个头是不是比1926年时的飞行员更高大呢？为了获取最新的飞行员身体尺寸，美国空军批准了一项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飞行员研究工作。

　　1950年，研究人员在位于俄亥俄州的赖特空军基地（Wright Air Force Base）测量了4000多名飞行员的身体尺寸，包括拇指长度、裆部高度、眼睛与耳朵的距离，甚至计算了各种数据的平均值。所有人——或者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掌握飞行员的平均尺寸会有助于设计出更合适的飞机驾驶舱，进而降低事故发生的概率。

　　然而一位刚入职的23岁科学家却对此表示怀疑。

　　丹尼尔斯将4063名飞行员的数据收集起来，计算出常用于设计的10个人体部位的平均值，包括身高、胸围、臂长等。这些数据便构成了“标准飞行员”的尺寸。数据相差30%以内的人也被丹尼尔斯慷慨地算作标准飞行员。比如，平均身高精确值为175厘米，那么他定义的“标准飞行员”的身高则为170~180厘米。接着，丹尼尔斯把所有飞行员一个一个地与标准飞行员进行比对。

　　在他处理数据之前，他的同事、美国空军的研究人员一致认为绝大多数飞行员的多数尺寸都应在平均尺寸范围内。毕竟，这些人在成为飞行员之前就已经被筛选过了，他们看起来似乎都是平均尺寸（比如，如果你身高2米，那么你绝对不可能当上飞行员）。科学家们同时还预计，相当大一部分飞行员的10个身体部位尺寸应该全部在平均值之内。但是，当丹尼尔斯统计出最终数据时，连他自己都惊呆了。

　　因为结果是：零。

　　在4063名飞行员中，没有一个人符合所有10个尺寸的平均值。有的人手臂较长，而腿较短；有的人胸围很大，而臀围却稍小。更令人惊讶的是，丹尼尔斯发现，如果只选择三个部位进行比较，例如颈围、大腿围、腕围，那么只有3.5%的飞行员在这三个维度符合平均尺寸。丹尼尔斯的发现很清楚地表明，根本就没有标准飞行员。如果为标准飞行员设计驾驶舱，那么这个驾驶舱就不会适用于任何人。

　　丹尼尔斯将他的发现发表在了1952年的《美国空军技术报告》（Air Force Technical Note ）里，文章标题为《标准人？》。他建议进行彻底变革：环境必须适应个体，而不是让环境去适应平均标准。

　　美国空军接受了丹尼尔斯的观点。在放弃了平均化的参考标准后，美国空军在设计理念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形成了新的指导原则：个体适用原则。美国空军不再要求个体去适应系统，而逐渐让系统来适应个体。

　　航空工程师设计了可调节的座椅，这个技术如今普遍用在了汽车制造上。他们发明了可调节的脚踏板，开发了可调节的头盔和飞行服。当这些设计和类似的其他设备投入使用后，飞行员的战斗力立即飙升，美国空军成了这个星球的空中霸主。不久，美军的其他兵种也颁布了类似的指导性命令，要求军用设备适合大部分士兵的体形，不能以平均值为制造标准。

　　诺玛是由著名的妇科专家罗伯特·L.迪金森博士（Robert L.Dickinson）创造，由他的合作人艾布拉姆·贝尔斯基（Abram Belskie）根据收集到的15000名年轻女性的身体数据雕刻而成。迪金森博士在他的年代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他是布鲁克林中心医院妇产科的主任、美国妇科学会会长、美国医学会产科分会主席。他也是一位艺术家，他的同事称他为“产科届的罗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用素描画出不同女性的尺寸和形状，用于研究不同类型的身体与其行为之间的关系。 就像他那个年代的许多科学家一样，迪金森相信，通过收集大量的数据并取其平均数，就可以得到某个确定的结论。对迪金森来说，成千上万的数据汇成了一个标准的女性体形——正常的女性（在英语中，“正常”的单词normal的发音与“诺玛”相似）。

　　除了展览雕像，克利夫兰卫生博物馆还售卖微缩版的诺玛雕像，将诺玛炒作成“理想女孩”，由此还引发了一场诺玛热。一位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断言，诺玛的体形是“最完美的”，艺术家宣称她的美是“优秀的标准”；体育老师则把她当作年轻女性的典范，教育不符合这种理想身材的学生们如何锻炼。一位牧师甚至在弥撒中推测诺玛拥有正常的宗教信仰。当这场热潮到达巅峰的时候，诺玛还登上了《时代周刊》，出现在多家报纸的漫画版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拍摄的系列纪录片《美国形象》（This American Look ），专门有一集重点讲述诺玛的身体尺寸，以便观众检查自己的体形是否标准。

　　虽然没有人是标准人，但这并意味着标准人就完全没有意义和价值。

　　比如说，最直接的价值，就是统计学上的参照意义。

　　统计学中的平均值概念，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产生。最早是在天文学中确立，多次测量取平均值的方法。

　　原因在于，同一天文事件，不同天文学家的测量结果不同。为取得共识，最后就将各位天文学家的测量结果求平均值，作为测量结果；每个测量值与平均值的差异，称为偏差。

　　18世纪法国统计学家阿道夫·凯特莱，将平均值引入社会学科，对比利时士兵做测量，包括身高、体重等，计算出历史上第一个“平均人”，以作定量分析。

　　我们现在用的“身高体重指数”（BMI），也是凯特莱发明的。与平均人一样，其背后的思路都是，作参照之用。例如，体重正不正常，可以通过计算BMI辅助判断。

　　在凯特莱看来，平均人是完美人，如果偏离平均太远，就好像体重过重一样，需要行动，像天文学家减少误差一样，减少偏离。

　　凯特莱这套思想被欧洲各国政府广泛接受，平均人、平均收入等数据，迅速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人们开始以平均为美。

　　不难理解，平均未必就美，因为每个领域特性不同。

　　比如说，英国人类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提出，超过平均才值得骄傲。例如，跑步速度比平均人快，才能引以为荣。

　　在高尔顿看来，偏离平均值，既不是误差也不是错误，而是排名的参照物。后来，高尔顿发展出一系列人格测验方法，通过考察个人相对平均水平的差异，将人分为高中低档。

　　不管哪一种看法，标准人起的都是统计学上的参照作用，只是具体领域特征不同，如何参照需要具体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在凯特莱、高尔顿标准人思想的指引下，实干家在工厂管理和教育管理等领域进行实践。

　　在工厂管理领域，1890年代，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发现工人的工作效率低下，就借鉴凯特莱标准人思想，考察工厂每一道工序。

　　然后，泰勒计算每道工序若干工人所需要耗费的平均时间，作为标准时间。类似的，他计算出标准工作量，将工作标准化，制定出标准作业程序。

　　如此一来，参差不齐的工人表现，都变得标准化，显著提升工作效率。这也就是闻名世界的科学管理，也叫“泰勒制”工作法，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管理革命。

　　在教育管理领域，由于标准人思想在工业界大获成功，也影响到教育界。美国当时普及高中教育，目标就是给泰勒制工厂提供标准工人。

　　不难理解，在这样的学校体系中，就要将学生年龄排列，并制定教学大纲，确定每个学期学习什么内容，完全标准化。

　　爱德华·桑代克继承高尔顿的思想，发明各个学科的标准化考试，据此将学生按水平分类，再将不同类型学生，送到不同社会岗位中去。

　　运用历史观，简要回顾标准人思想提出及践行历史，我们不难理解，标准人是工业时代强调流程和标准的产物。

　　注重个体差异

　　标准人思想和实践影响深远，即便每个人都不是标准人，但在很多领域，仍然习惯性以单一标准来衡量人。

　　比如说，谷歌公司直到前几年，面试主要考察的就是应聘者的学业，例如毕业院校、大学成绩等。

　　人才的更多维度，例如交付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等，相对就很单薄，有也是主观评价，缺少客观量化数据。

　　2012年，《华尔街日报》调查发现，在财富500强的企业里，60%公司只用一个指标来评价员工的表现。

　　不仅如此，2009的调查显示，42%公司采用“强迫制”评价体系，意即：无论好坏，都要按比例选出优良中差，即便所有人都表现很好。

　　不难理解，用一个数字来代表一个人，弊端有多大。

　　正如一位脑科学家所说，每个人的大脑其实都很不同，特别是小孩，年龄相近，大脑发育水平却可能差别极大。

　　他每次看小学生班级合影照，都有惊心动魄的感觉：这些小孩差距如此之大，老师竟然会把他们放在同一个班级中，用同样方法教授同样内容，简直是世界上最荒诞的事情。

　　强迫制评价体系，微软公司也曾采用。在2012年的一次采访中，微软公司表示后悔。不难想象，如果每个组都一定要选出优良中差，谁还愿意跟牛人在一组？

　　在个人竞争领域，运用木桶效应，进行多维竞争，实现单点极致等，都要主动构建差异，形成长板。

　　在团队竞争领域，想要获得群体智慧，规避团体迷思，也要主动构建差异，形成多样性，互补共赢。

　　虽然多维评价成本相对较高，但这是未来发展的趋势，值得我们进一步关注。

　　就我们每个人而言，要辩证看待标准，既要看到共性，也要看到差异，不要觉得自己没在“标准”路线上发展，就是有问题。

　　比如说，不少家长以为幼儿走路有标准学法，但女科学家克伦·阿道夫1998年观察28个孩子，总结出25种从爬行到走路的成长模式。也就是说，几乎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类似的，有人研究科学家的成功路线，也不是只有从小聪明、考上好大学，二十多岁拿到博士学位，三十多岁拿到教授职位这条路线，至少有7种，而且有不少人走了“弯路”。

　　这种总以为存在“标准”路线，但凡偏离就是错误的认知偏误，不容易克服，以至于科学家专门起名为“标准偏误”。

　　差异与标准需要有机融合

　　注重差异，并不是忽视标准，而是要把两者有机融合在一起。

　　例如，以子女教养为例，父母要注重成长陪伴，这是标准，但怎么陪伴、玩什么则很个 性化。

　　要提醒的是，用一个统计量代表一组量总会损失信息。标准人是用一个人代表一群人，是以牺牲个性差异为代价，这固然有价值，但缺陷也很明显，我们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