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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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庫外交，大致包括兩層含義：

　　一是以智庫為主體、智庫之間的國際交流；

　　二是以外國智庫為對象與目標的國際交流，包括由本國政府官員到外國重要智庫進行專題演講，向外國智庫派出訪問學者等。

　　1、知識外交（Knowledgeable Diplomacy）

　　在知識外交中，智庫扮演了“思想掮客”和“幕僚”的角色，主要任務是為外交系統提供思想、理念知識和政策等方面的咨詢和建議，不直接參与任何具體履行外交使命的外交實踐。比如美國人柯慶生在離開國務院後繼續被聘請為美國國務院的亞太政策顧問、中國很多研究機構的專家參加外交部的政策咨詢會等，都是知識為外交服務的活動。

　　2、二軌外交（Track Two Diplomacy）

　　二軌外交是非官方或半官方人士（包括學者、退休官員、公共人物和社會積極分子等）參與外交對話，目的在於尋找衝突解決和信任創建的機會。在二軌外交中，智庫開始接受外交使命，參與官方外交對話，或者得到官方授意以公開的、非官方論壇的形式探索實現外交目的的途徑。按照參與程度不同還有二軌外交和1.5軌外交的差異。比如被稱為東亞二軌領頭羊的東亞思想庫網路、“9.11”後亞太地區新出現的英國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發起、在新加坡政府支持下舉辦的香格裡拉對話會中的智庫參與等，都是二軌外交或1.5軌外交的典型案例。

　　3、公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

　　公民外交是普通公民無意中或者精心設計作為國家代表參與的科技交流、文化交流、教育交流以及體育交流等國際交流，進而為兩國外交關係創造機會之窗，特別是當兩國官方交流渠道不可靠或者不暢通的時候，公民外交就是理想的外交工具，它可以補充官方外交甚至突破官方外交的限制。冷戰期間的物理學家羅伯特·W.富勒（Robert W. Fuller）在20世紀70—80年代對蘇聯的訪問就對緩和美蘇冷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公民外交中，智庫所扮演的角色更加自主，對外交的參與僅僅是“呼應者”的角色。隨著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發展，智庫網路化趨勢加快，智庫的此種公民外交影響力必將穩步上升。

　　從外交知識化和知識外交化的交互運動的大格局出發，智庫外交的形式遠遠不限於以上三種，只要立足外交需要，充分考慮知識分子群體的特點，就完全可以拓展智庫外交的新空間。

　　美國首都華盛頓是美主要智庫的集中地，智庫又稱思想庫，不僅是美國政策思想與對外戰略的重要發源地，也是美國社會與政府（包含行政與立法）之間的紐帶與旋轉門。專家學者在智庫與政府之間來回穿梭，今天的政府官員與政策制定者，往往就是昨天的智庫專家；而今天的智庫專家，很可能明天就搖身一變，成為政府政策的制定者或者執行者。美國的智庫為數眾多、機製成熟，對政府決策與公眾輿論的影響非常大，在美對外關係中更是舉足輕重。因此，有關國家與地區相當重視對美智庫的研究與交往，有意識地把“智庫外交”納入對美外交之中，長期經營，以圖影響美相關決策。

　　美國智庫的國際化與全球化程度很高，其中包括不少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者與留學生，智庫的確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外交舞臺，有時甚至還是外交鬥爭與較量的陣地。在智庫舉行演說、作報告，及時闡述中國政府的政策立場或中國研究機構的觀點看法，有助於影響來自世界各國的精英聽眾，給外界留下深刻與良好的印象，有助於主動塑造與不斷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增加中國政府及其政策的透明度、親和力、感染力與說服力，也有助於增加外界對中國的瞭解與尊重。

　　1、相關實力與水平的相對欠缺，尤其是比較缺乏熟練運用外語進行國際交流的能力，特別是口語表達、聽力、快速反應、良好的心理素質、對國際問題本身與中國外交政策的準確把握等，這些都需要長期的專業訓練；

　　2、主觀認識上對智庫重視不夠，更多的精力放在與政府打交道上，缺乏“智庫外交”的意識與長遠的戰略眼光，缺乏長期經營的思想，缺乏必要而充分的投入與扶持；

　　3、思想上受傳統文化的影響，認為“行勝於言”，“沉默是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仍然不太習慣於對外“推銷”自我；

　　4、體制機制制約與交往渠道不暢的原因，包括在人員與項目申請、審批、派出、接收等方面有待加強跨部門的統籌協調，欠缺與美國智庫的對接交流，國內智庫運作模式的封閉陳舊，國內智庫業的整體素質不高，主動“走出去”與“請進來”還很不夠；

　　5、對外交流無的放失、沒有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不得要領、事倍功半，不少項目停留於低水平重覆上，收效有限。

　　一、保持智庫相對獨立

　　歐美智庫之所以有強大的影響力，獨立性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儘管西方也有偏向某一黨派的智庫，但此類智庫基本上只有當該政黨執政時才可能有影響，而且即便該政黨執政也不見得就一定更青睞此類智庫的政策建議。

　　中國智庫在參政議政的積極性上一點也不比西方知識分子差，但中國智庫多為官方智庫，真正的民間智庫很少，且大多不成氣候。有研究表明，規模並不是決定智庫影響力的關鍵因素，中小型智庫和民間智庫相比官方智庫更有活力。官方智庫缺乏活力的關鍵在於不能獨立。

　　改善中國智庫外交的首要之舉在於推進官方智庫“科學辦智庫”的戰略，大力發展民間專業智庫。作為外交部門，要儘可能開放政策研究空間，鼓勵創新性研究，鼓勵不同學術觀點。事實上，如果智庫更多表達與政府相同的觀點，反而可能會令政府閉目塞聽而害了政府，智庫更多表達與政府不同的聲音，才能提醒政府重視可能的另外思路，刺激政府作出更全面、更準確的判斷。

　　二、鼓勵政策研究和智庫之間的交流

　　西方國家創造了“政治旋轉門”、“戰略辯論”、“輿論操作”、“委托—代理”等機制，在人員、信息、資料、身份等方面進行頻繁的交流，讓智庫政策專家增加政策實踐經驗，讓政府官員增加政策研究背景，此種戰略互動使得智庫不說外交事務的外行話，大大增強了智庫政策產品的實戰能力。

　　相比美國智庫，中國智庫呈現“兩極化趨勢”：一個極端是有的中國智庫流於領導人論斷的闡釋者，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大多是已有外交政策的註腳，或者提出一些不著要害的措施；另一個極端是沒有充分考慮外交可行性，完全從概念、理論和邏輯推理出發，提供了一些大而空的泛泛之談，缺乏實戰性。總體上，中國不缺乏經院性的純理論研究，也不缺乏實踐性的對策研究，最缺乏的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研究。

　　要想彌合中國智庫政策研究的兩極鴻溝，最根本的出路在於促進學界和外交界的交流，彼此取長補短，促進學術研究和外交實踐的緊密結合。比如鼓勵外交官到智庫擔任客座研究員、鼓勵智庫專家到駐外使領館掛職鍛煉、鼓勵學界和外交界的對話和討論等，通過機制化的交流對話刺激實踐性知識的增長。

　　三、鼓勵“小而精”的專業型智庫

　　智庫小型化和專業化是美國智庫參與外交的一個趨勢。20世紀70年代以後，美國大量倡議型智庫往往都明確宣佈自己的自由或保守傾向，雖然規模不大，但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提升中國智庫的影響力，必須從“全能主義智庫”的迷霧中走出來，鼓勵“小而精”的專業型智庫的發展。

　　建設“小而精”智庫，需要從五個方面努力：一是精准定位。智庫要剋服貪大求全、泛泛而論的誤區，在創特色、創品牌、創聲譽上做足文章。外交部要儘可能向智庫定期發佈政策議題，鼓勵智庫做小問題，做一線調研，提出具有針對性、實效性和可行性的政策建議。二是科學方法。鼓勵智庫儘可能運用科學定量研究方法，重情報、重實證、重數據，所提出的政策建議做到有理論、有比較、有案例、有數據、有經驗支撐，能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三是項目管理。“小而精”的智庫不追求人多勢眾，更強調精確制導，鼓勵智庫圍繞某一外交議題，聯合國內外專家學者，以項目為驅動，以論壇為平臺，實施網路化管理，及時捕捉智庫輿情變化，提出有時效性的政策建議。四是團隊運作。“小而精”智庫不重機構管理，重視團隊運作，鼓勵智庫構建政策團隊，擴大智庫、學界、政界、媒體和商界的人員交流，將各方面的資源和信息整合起來，形成重點突破的發展格局。五是輿論先行。“小而精”智庫需特別重視輿論引導，對國際輿論中的議題要積极參与辯論，配合相應的會議和活動，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國際話語權。

　　四、支持智庫的基礎建設

　　智庫的基礎建設對智庫發展十分重要。首先，智庫必須是信息發展的機構，要註重建立信息收集、加工、傳遞、儲存、輸出、反饋等諸環節有機統一的發達神經系統，多渠道收集各種官方和非官方的信息。特別是適應信息社會發展的要求，拓寬信息收集渠道，重視利用網路開發民間信息和網路信息收集系統，鼓勵加強民意調查機構、數據統計機構、網路信息共用系統的建設，利用現代信息傳播技術，促進各方面的信息交流，為智庫發展提供強大的信息支撐，增強智庫的信息反應能力和政策研究水平。

　　建立高科技含量的決策支持系統（Decision Support System，DSS）。積極推進中國外交決策的智能化，已經成為時不我待的重要舉措。充分利用信息時代帶來的機遇和便利，中國外交決策部門應該協力合作，對落後的外交決策方法從技術上進行必要的革新，建立中國外交決策資料庫、外交決策模塊資料庫、外交危機預警系統、創辦中國外交決策實驗室等支持系統，不斷提高中國外交決策技術含量和科技水平。

　　支持基金會、民調機構和社會團體的外圍組織建設。智庫的發展離不開資金、民意數據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相互配合。外交部可嘗試探索建立外交部領導下的一系列外圍組織，作為外交部向智庫延伸的重要支持資源。

　　五、完善智庫外交的制度性渠道

　　中國智庫不僅在法律體系上尚不完善，廣大智庫都缺乏獨立的法律地位，大多隸屬於某一黨政軍機構，或者從屬於某一行政主管單位，難以作出獨立的決策。更重要的是，由於中國智庫起步較晚，缺乏經驗，智庫運作更多採取項目化管理，過於依賴某一知名專家和項目負責人，在項目運作中更多依靠項目負責人的人格力量而非制度性力量等問題。因此，提升中國智庫的影響力，還需要轉變“個人驅動”下的項目運作，走向“制度驅動”的機制化運作，這是打造百年智庫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