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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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倫理研究是對媒介活動中道德選擇的系統性探討。對於媒介倫理的定義，國內外學者有許多不同見解，因此，關於媒介倫理的定義界定，還處於探討階段。

　　國外對媒介倫理的代表性定義有約瑟夫·斯特勞巴哈，羅伯特·拉羅斯等在《今日媒介：信息時代的傳播媒介》中提出的看法，他們認為媒介倫理是關於職業傳播者在他們的行為可能對他人產生消極影響的情況下，應該如何行動的指導方針或者道德規則，主要圍繞著準確性或真實、公平與處置責任、以及媒體主體的隱私。國內關於媒介倫理的定義有很多，目前學界還尚無定論，研究者也各執一詞。分歧首先體現在名稱的界定上。從稱謂上看，除了“媒介倫理”之外，“傳媒倫理”、“新聞倫理”等提法也屢見不鮮。學者龍耘回顧了自中國轉型期以來媒介倫理的研究情況後，概括了三種“媒介倫理範疇說”。第一種說法是“狹義的媒介倫理”，這類觀點是以甘惜分為代表的學者提出的觀點，他們認為媒介倫理基本等同於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第二種說法是“規矩的媒介倫理”，認為媒介倫理研究不僅應包括媒介從業人員的倫理道德也包括媒介組織的倫理道德。持這種觀點的主要學者是周鴻書等人；第三種說法是“廣義的媒介倫理”，認為媒介倫理學除了研究媒介從業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媒介組織的倫理功能以外，還應該研究有關受眾的媒介倫理問題。

　　正如哈佛大學李歐梵在為李希光《畸變的媒體》代序中所說，“新聞不等於傳媒。如果把新聞當作傳媒，就等於把魚的故事和魚混為一談。”

　　媒介倫理研究最早興起於美國。對於媒介倫理的發展階段劃分，克利福德·克裡斯蒂安認為媒介倫理學在美國的研究可以分為三個重要時期：19世紀90年代的髮端期，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的學術繁榮期，以及20世紀80年代至今實用學的興起和大眾傳播倫理學的發展。2O世紀90年代之後，國外媒介倫理研究漸入佳境，步入了快速發展階段。克裡斯蒂安對此做過統計和分析，1990-1995年共有34本媒體倫理方面的書出版，這個數字已經超過了整個80年代數目的總和。

　　相比於國外的媒介倫理研究，國內的研究起步較晚。對於媒介倫理在國內的發展，商娜紅認為，國內對媒介倫理的研究可以分為建國前和建國後兩個階段，建國前是以1918年北京新聞學會的成立以及研究會學術刊物《新聞周刊》的創辦為起點，出現了以任白濤為主的對新聞職業道德進行比較系統的研究。建國後，對新聞倫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1979年12月，復旦大學新聞系編印的內部刊物《外國新聞事業資料》發表的譯文《新聞道德的準則》，拉開了新時期新聞倫理道德研究的序幕。1994年，《新聞與傳播研究》第一期發表王怡紅的文章《越過迷誤：追尋新聞自律的價值意義一兼論美國新聞自律領域》是一篇研究西方新聞倫理的有深度的文章。進入90年代後，國內相關研究日漸增多。對於90年代以後的媒介倫理髮展階段的論述，學者龍耘認為自1992年，即中國轉型期時期開始，中國媒介倫理研究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2-1997年，第二個階段是1998-2003年，第三個階段是2004-2009年，而媒介倫理研究在這三個階段呈現出不同的研究特征與研究內容。

　　(一)國外媒介倫理研究現狀

　　國外媒介倫理研究起步較早，由於其深厚的學術積累及國外學者近年來的學術努力，國外媒介倫理研究已經基本建構起了比較完整的學科體系。目前，根據筆者所收集的資料顯示，國外媒介倫理研究主要集中於以下幾個方面：

　　1．媒介倫理研究中的“元倫理”探討

　　與國內學者習慣在對媒介倫理進行研究時，把倫理原則或道德規範作為首要的出路方案相比，國外的媒介倫理研究更傾向於德性的理論與實踐探討，德性論認為倫理學的首要任務是告訴人們如何認識自己的生活目的，併為實現一種“善”的生活的內在目的而培植自我的品德與美德。國外媒介倫理研究已經建構了五種基本原則，包括亞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原則、康德的絕對命令原則、密爾等人的功利主義原則、羅爾斯的正義論以及麥金泰爾等人的社群主義理論等。而奠基於這些原則體系的國外媒介倫理的規範建構也因其有著更為豐富的文化與價值內涵而超越了單純的規範鋪陳。

　　2．新聞自由和社會責任

　　國外對於媒介倫理研究的探討，起始於對傳媒業新聞自由問題的爭論。媒介倫理開始關註理論研究的時候，也正是其實踐本身變得頗受質疑的時候。新聞自由被認為是媒介倫理研究的重要內容，媒介倫理出現問題，被認為是由新聞業自由主義泛濫所造成，因此對新聞自由問題進行，也就成為了國外學界一直關註的重點內容。研究學者提出的社會責任理論通常都被認為是對傳統自由主義的補充與修正。對媒介的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進行探討的著作與論文數量非常多，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學者克裡斯蒂安的專著《媒體倫理學》，她在書中認為，媒體力量的強大，使新聞自由權力被濫用的可能加大，應當尋找媒介的社會制衡力量，平衡媒介權力，媒介應當承擔社會責任，對媒介組織和從業人員的行為加以約束。

　　3．媒介倫理問題的個案分析

　　對媒介倫理進行研究時，國外學者往往會從具體的個案入手，側重探討各種倫理道德問題。側重案例，註重實證主義的分析，這與西方學界註重實用的學術風格有關。其研究思路是就某一特定的、有一定現實意義且具相當典型價值的案例作開放式倫理討論，這種討論並不一定完全以得出普遍有效的行動結論為目的。在西方學者看來，討論的目的主要是幫助人們在複雜的倫理情景學會如何做倫理的價值判斷及行為抉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帕特森、威爾金斯的《媒介倫理學：問題與案例》。兩位學者在書中從信息倫理學、廣告倫理學、賽博空間中的倫理學、藝術和娛樂的倫理尺度等方面來歸納倫理問題；學者卡爾文·桑德斯則在《道德與新聞》書中從謊言報道、捏造、自由的範圍、利益衝突等方面來集中分析媒介問題。

　　4．媒介倫理模式建構

　　國外在對媒介倫理問題進行研究中，還習慣於構建應用於分析的道德推理模式。道德推理是指個人運用已有的道德概念和道德認識，對道德現象進行分析、評價、推斷和選擇的心理過程。國外學者通過引入道德推理模式，可以運用在對媒介倫理問題進行分析討論時，也可以更加系統和全面地考察媒介行為中的參與者的價值觀、關係以及固有的道德立場，從而更深刻地認識問題，並未問題的解決提供相應的策略。此類研究致力於通過給出媒介倫理抉擇模式來幫助媒體和從業人員解決倫理困境。國外比較著名的媒介倫理模式有由哈佛大學神學院的波特教授提出的波特模式，以及帕特森、威爾金斯在其專著中也著重介紹的博克模式。

　　(二)國內媒介倫理研究現狀

　　與國外媒介倫理研究相比，我國的媒介倫理研究起步較晚，系統的媒介倫理研究遲至20世紀70年代末8O年代初才開始。最早的是關於新聞倫理的研究，此後廣告倫理、網路倫理、信息倫理的研究才相繼展開，目前在已有的研究中，我國的媒介倫理研究主要是圍繞以下幾個問題展開：

　　1．關於媒介倫理的學科建設

　　中國學者在媒介倫理研究初始階段，就開始致力於對媒介倫理進行學科建構，也正因為此，目前我國關於媒介倫理研究的著作更多地是以教科書的形式出現。在學科體系的構建中，我國學者主要以馬克思主義倫理學為指導，試圖建構馬克思主義新聞倫理規範體系。學者周鴻書、藍鴻文、黃瑚等均出版了自己關於新聞倫理學教程著作。在眾多學者致力於建構一個系統的學科體系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爭歧之處。眾學者在對媒介倫理進行歷史考察的時候，各學者對中國媒介倫理研究的開端問題有不同的意見，主要分歧在於古今之辨，即媒介倫理研究是古已有之，還是現代的學術產物。傾向於認為媒介倫理研究的歷史應該深究至古代的學者主要有苗菁等學者。而學界持媒介倫理研究現代起源說的學者以商娜紅、陳超南等人為代表。

　　2．媒介自由、責任及功能研究。

　　這是國內學者在引介西方關於新聞自由和社會責任理論的經典著作的基礎上，結合國內的媒介環境所進行學術探索。在討論之初，學者們大多是認為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是不可調和的二元對立，並站在社會主義新聞事業工作者的立場上，對西方的自由力量持批判態度。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論文是任和君的論文《試論報紙的屬性及職業道德》，在此文中任和君認為報紙的功能定位是“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以正面宣傳為主”。此後，隨著對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理論研究的深入，學界的態度發生轉變，認為新聞自由與社會責任並非二元對立的關係，而是相互承接的關係，這主要體現在陳力丹的研究成果中，他認為，社會責任論不是獨立的理論，而是自由主義理論的一種演化形態，是對原有的自由主義理論的革新。現階段，學界對於自由和責任的探討已經深入到如何平衡二者關係，即解決問題的階段，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衛之的《簡論媒體的責、權、利與規範》一文，作者從責權利角度論述了媒體責任、權利與規範之間的一般關係，認為完成責任必須用好權利，正確地使用權利是“第一位的責任”。

　　3．對西方媒介倫理研究的引介與解讀。

　　對西方媒介倫理研究理論和西方新聞道德規範進行引介與解讀，成為了近年來國內學界研究的一個新的熱點。其中張詠華、陳沛芹兩位學者在自己的論文中研究了瑞典、德國、挪威、冰島等國的新聞道德準則；陳力丹專門研究了“更正與答辯”這一國際公認的職業道德準則，他認為，更正與答辯權的提出，有助於限制濫用新聞自由和保障新聞產品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因此不應被忽視；這幾年來，學者展江將研究關註點也轉向了媒介倫理，帶領其碩士研究生對國外的新聞自律制度進行了研究，並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另外，近年來國內學者也翻譯出版了一批西方有關媒介倫理研究的著述。鄭根成、商娜紅等也以相關視角確定其博士論文選題並有專著出版。

　　4．媒介倫理問題的歸因及對策研究

　　這一方面的研究是國內媒介倫理研究中占了最大比重的研究取向。學者傾向於對媒介主體的道德困境和對具體媒介失範行為進行解析。對新聞工作人員及新聞媒介組織面臨的道德困境，許多學者發表了自己的歸因觀點。甘紹平博士認為公民社會中的媒體倫理有兩大衝突：一是個人隱私與社會公益之間的衝突。另一個則是媒體“道德導師”的傳統自我定位與“信息平臺”的現代價值取向之間的衝突。學者龍耘將媒介失範行為劃分為新聞失範、虛假新聞、有償新聞、隱形採訪、低俗化、導向偏向等類目，並對每一項失範行為進行內容分析，分析其研究成果與趨向。而近年來，針對一系列媒介事件、探討其背後的社會倫理根源、媒體角色等成為一大熱點。時效性強、多元與相對零散是此類研究的一大特點。

• 劉晶.媒介倫理研究的源流、理論與視角[J].中外企業家.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