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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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介伦理研究是对媒介活动中道德选择的系统性探讨。对于媒介伦理的定义，国内外学者有许多不同见解，因此，关于媒介伦理的定义界定，还处于探讨阶段。

　　国外对媒介伦理的代表性定义有约瑟夫·斯特劳巴哈，罗伯特·拉罗斯等在《今日媒介：信息时代的传播媒介》中提出的看法，他们认为媒介伦理是关于职业传播者在他们的行为可能对他人产生消极影响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行动的指导方针或者道德规则，主要围绕着准确性或真实、公平与处置责任、以及媒体主体的隐私。国内关于媒介伦理的定义有很多，目前学界还尚无定论，研究者也各执一词。分歧首先体现在名称的界定上。从称谓上看，除了“媒介伦理”之外，“传媒伦理”、“新闻伦理”等提法也屡见不鲜。学者龙耘回顾了自中国转型期以来媒介伦理的研究情况后，概括了三种“媒介伦理范畴说”。第一种说法是“狭义的媒介伦理”，这类观点是以甘惜分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媒介伦理基本等同于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第二种说法是“规矩的媒介伦理”，认为媒介伦理研究不仅应包括媒介从业人员的伦理道德也包括媒介组织的伦理道德。持这种观点的主要学者是周鸿书等人；第三种说法是“广义的媒介伦理”，认为媒介伦理学除了研究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媒介组织的伦理功能以外，还应该研究有关受众的媒介伦理问题。

　　正如哈佛大学李欧梵在为李希光《畸变的媒体》代序中所说，“新闻不等于传媒。如果把新闻当作传媒，就等于把鱼的故事和鱼混为一谈。”

　　媒介伦理研究最早兴起于美国。对于媒介伦理的发展阶段划分，克利福德·克里斯蒂安认为媒介伦理学在美国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重要时期：19世纪90年代的发端期，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学术繁荣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至今实用学的兴起和大众传播伦理学的发展。2O世纪90年代之后，国外媒介伦理研究渐入佳境，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克里斯蒂安对此做过统计和分析，1990-1995年共有34本媒体伦理方面的书出版，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整个80年代数目的总和。

　　相比于国外的媒介伦理研究，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对于媒介伦理在国内的发展，商娜红认为，国内对媒介伦理的研究可以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阶段，建国前是以1918年北京新闻学会的成立以及研究会学术刊物《新闻周刊》的创办为起点，出现了以任白涛为主的对新闻职业道德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建国后，对新闻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内部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发表的译文《新闻道德的准则》，拉开了新时期新闻伦理道德研究的序幕。1994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第一期发表王怡红的文章《越过迷误：追寻新闻自律的价值意义一兼论美国新闻自律领域》是一篇研究西方新闻伦理的有深度的文章。进入90年代后，国内相关研究日渐增多。对于90年代以后的媒介伦理发展阶段的论述，学者龙耘认为自1992年，即中国转型期时期开始，中国媒介伦理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1997年，第二个阶段是1998-2003年，第三个阶段是2004-2009年，而媒介伦理研究在这三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征与研究内容。

　　(一)国外媒介伦理研究现状

　　国外媒介伦理研究起步较早，由于其深厚的学术积累及国外学者近年来的学术努力，国外媒介伦理研究已经基本建构起了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目前，根据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显示，国外媒介伦理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媒介伦理研究中的“元伦理”探讨

　　与国内学者习惯在对媒介伦理进行研究时，把伦理原则或道德规范作为首要的出路方案相比，国外的媒介伦理研究更倾向于德性的理论与实践探讨，德性论认为伦理学的首要任务是告诉人们如何认识自己的生活目的，并为实现一种“善”的生活的内在目的而培植自我的品德与美德。国外媒介伦理研究已经建构了五种基本原则，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原则、康德的绝对命令原则、密尔等人的功利主义原则、罗尔斯的正义论以及麦金泰尔等人的社群主义理论等。而奠基于这些原则体系的国外媒介伦理的规范建构也因其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与价值内涵而超越了单纯的规范铺陈。

　　2．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

　　国外对于媒介伦理研究的探讨，起始于对传媒业新闻自由问题的争论。媒介伦理开始关注理论研究的时候，也正是其实践本身变得颇受质疑的时候。新闻自由被认为是媒介伦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媒介伦理出现问题，被认为是由新闻业自由主义泛滥所造成，因此对新闻自由问题进行，也就成为了国外学界一直关注的重点内容。研究学者提出的社会责任理论通常都被认为是对传统自由主义的补充与修正。对媒介的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进行探讨的著作与论文数量非常多，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克里斯蒂安的专著《媒体伦理学》，她在书中认为，媒体力量的强大，使新闻自由权力被滥用的可能加大，应当寻找媒介的社会制衡力量，平衡媒介权力，媒介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对媒介组织和从业人员的行为加以约束。

　　3．媒介伦理问题的个案分析

　　对媒介伦理进行研究时，国外学者往往会从具体的个案入手，侧重探讨各种伦理道德问题。侧重案例，注重实证主义的分析，这与西方学界注重实用的学术风格有关。其研究思路是就某一特定的、有一定现实意义且具相当典型价值的案例作开放式伦理讨论，这种讨论并不一定完全以得出普遍有效的行动结论为目的。在西方学者看来，讨论的目的主要是帮助人们在复杂的伦理情景学会如何做伦理的价值判断及行为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帕特森、威尔金斯的《媒介伦理学：问题与案例》。两位学者在书中从信息伦理学、广告伦理学、赛博空间中的伦理学、艺术和娱乐的伦理尺度等方面来归纳伦理问题；学者卡尔文·桑德斯则在《道德与新闻》书中从谎言报道、捏造、自由的范围、利益冲突等方面来集中分析媒介问题。

　　4．媒介伦理模式建构

　　国外在对媒介伦理问题进行研究中，还习惯于构建应用于分析的道德推理模式。道德推理是指个人运用已有的道德概念和道德认识，对道德现象进行分析、评价、推断和选择的心理过程。国外学者通过引入道德推理模式，可以运用在对媒介伦理问题进行分析讨论时，也可以更加系统和全面地考察媒介行为中的参与者的价值观、关系以及固有的道德立场，从而更深刻地认识问题，并未问题的解决提供相应的策略。此类研究致力于通过给出媒介伦理抉择模式来帮助媒体和从业人员解决伦理困境。国外比较著名的媒介伦理模式有由哈佛大学神学院的波特教授提出的波特模式，以及帕特森、威尔金斯在其专著中也着重介绍的博克模式。

　　(二)国内媒介伦理研究现状

　　与国外媒介伦理研究相比，我国的媒介伦理研究起步较晚，系统的媒介伦理研究迟至20世纪70年代末8O年代初才开始。最早的是关于新闻伦理的研究，此后广告伦理、网络伦理、信息伦理的研究才相继展开，目前在已有的研究中，我国的媒介伦理研究主要是围绕以下几个问题展开：

　　1．关于媒介伦理的学科建设

　　中国学者在媒介伦理研究初始阶段，就开始致力于对媒介伦理进行学科建构，也正因为此，目前我国关于媒介伦理研究的著作更多地是以教科书的形式出现。在学科体系的构建中，我国学者主要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为指导，试图建构马克思主义新闻伦理规范体系。学者周鸿书、蓝鸿文、黄瑚等均出版了自己关于新闻伦理学教程著作。在众多学者致力于建构一个系统的学科体系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争歧之处。众学者在对媒介伦理进行历史考察的时候，各学者对中国媒介伦理研究的开端问题有不同的意见，主要分歧在于古今之辨，即媒介伦理研究是古已有之，还是现代的学术产物。倾向于认为媒介伦理研究的历史应该深究至古代的学者主要有苗菁等学者。而学界持媒介伦理研究现代起源说的学者以商娜红、陈超南等人为代表。

　　2．媒介自由、责任及功能研究。

　　这是国内学者在引介西方关于新闻自由和社会责任理论的经典著作的基础上，结合国内的媒介环境所进行学术探索。在讨论之初，学者们大多是认为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之间是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并站在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工作者的立场上，对西方的自由力量持批判态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是任和君的论文《试论报纸的属性及职业道德》，在此文中任和君认为报纸的功能定位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正面宣传为主”。此后，随着对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理论研究的深入，学界的态度发生转变，认为新闻自由与社会责任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而是相互承接的关系，这主要体现在陈力丹的研究成果中，他认为，社会责任论不是独立的理论，而是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演化形态，是对原有的自由主义理论的革新。现阶段，学界对于自由和责任的探讨已经深入到如何平衡二者关系，即解决问题的阶段，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卫之的《简论媒体的责、权、利与规范》一文，作者从责权利角度论述了媒体责任、权利与规范之间的一般关系，认为完成责任必须用好权利，正确地使用权利是“第一位的责任”。

　　3．对西方媒介伦理研究的引介与解读。

　　对西方媒介伦理研究理论和西方新闻道德规范进行引介与解读，成为了近年来国内学界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其中张咏华、陈沛芹两位学者在自己的论文中研究了瑞典、德国、挪威、冰岛等国的新闻道德准则；陈力丹专门研究了“更正与答辩”这一国际公认的职业道德准则，他认为，更正与答辩权的提出，有助于限制滥用新闻自由和保障新闻产品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不应被忽视；这几年来，学者展江将研究关注点也转向了媒介伦理，带领其硕士研究生对国外的新闻自律制度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另外，近年来国内学者也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有关媒介伦理研究的著述。郑根成、商娜红等也以相关视角确定其博士论文选题并有专著出版。

　　4．媒介伦理问题的归因及对策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是国内媒介伦理研究中占了最大比重的研究取向。学者倾向于对媒介主体的道德困境和对具体媒介失范行为进行解析。对新闻工作人员及新闻媒介组织面临的道德困境，许多学者发表了自己的归因观点。甘绍平博士认为公民社会中的媒体伦理有两大冲突：一是个人隐私与社会公益之间的冲突。另一个则是媒体“道德导师”的传统自我定位与“信息平台”的现代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学者龙耘将媒介失范行为划分为新闻失范、虚假新闻、有偿新闻、隐形采访、低俗化、导向偏向等类目，并对每一项失范行为进行内容分析，分析其研究成果与趋向。而近年来，针对一系列媒介事件、探讨其背后的社会伦理根源、媒体角色等成为一大热点。时效性强、多元与相对零散是此类研究的一大特点。

• 刘晶.媒介伦理研究的源流、理论与视角[J].中外企业家.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