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工業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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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工業經濟(The post-industri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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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工業經濟是以第三產業為主導的經濟形態。首都經濟經歷了多年的產業結構大調整，產業從“二、三、一”結構轉到了“三、二、一”結構，增長方式的轉型，產業結構的升級，使北京產業結構的變化現已具有“後工業社會”的經濟特征，初步呈現出科技主導型和服務主導型的經濟特征。
發達國家經濟大約在上個世紀70年代從工業經濟轉變為後工業經濟，即由以工業為主體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體的經濟。我國一些經濟學家稱之為產業結構的“升級”。本文以“後現代主義”眼光重新觀察，認為“後工業經濟”與其說是產業結構“升級”，倒不如說是某種“經濟解構”。與以往的“農業經濟”和“工業經濟”不同，“後工業經濟”結構不見得是一種“更高級”的產業結構，而是某種越來越依存於其他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完整的結構體系”。
美國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於1973年在其開創性著作《後工業社會的來臨——對社會預測的一項探索》 中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後工業社會這個概念。他從社會演化的角度，將整個人類社會的發展與進化分為三個階段：前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他認為，後工業社會以信息為基礎的智能技術同機械技術並駕齊驅。貝爾提出，後工業社會有以下五個方面的特征。
1.在經濟方面，由產品生產經濟轉向服務性經濟。
2.從職業分佈看，專業與技術人員階層處於主導地位。
3.從核心原則看，理論知識處於中心地位。
5.從決策制定看，創造新的“智能技術”。
當時發達國家發生了幾個重大變化，說明“經濟解構”過程不可避免：
第一，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轉變為“後工業經濟”：產品生產在經濟中的比重已下降到1／3左右；傳統產品市場在發達國家內部的拓展已臨近邊界。
第二，工業發展造成的全世界資源的耗竭和環境的污染已經非常嚴重，以至發達國家共同面臨著“經濟增長的極限”。接連的“石油危機”引發了難以剋服的經濟“滯脹”。
第三，經濟的富裕和凱恩斯主義政策等因素的影響，發達國家的勞動成本普遍居高不下。
第四，“佈雷頓森林體系”垮臺以後，各國金融市場解除了管制並實現了互聯。這意味著跨國公司更容易以更靈活、更多樣性的融資方式，在世界各地拓展他們的陣地。
第五，亞洲新興工業國的崛起、中國的經濟改革和開放、“冷戰”的結束，使資本向更大範圍流動消除了政治障礙。
第六，一系列新技術的突破，美國率先進入以高新技術為基礎的“知識經濟”或“新經濟”時代。
以上一系列新變化帶來的壓力與機會都為發達國家的工業資本向新的空間轉移準備好了條件。這一次的經濟全球化的主角是發達國家戰後成長起來的跨國公司。他們制定新的戰略，藉助上述變化帶來的一切便利條件，在全球範圍內實現“跨國資本一體化”經營，從而使發達國家經濟迅速“解構”。
（1)70年代末開始，發達國家之間跨國公司的爭奪演變為幾次大的兼併浪潮。據聯合國《世界投資報告》統計，1987-1995年，對外直接投資流動總額中平均50%以上通過跨國公司的併購實現的。這表明，發達國家內部的經濟已納入更有勢力的跨國公司的控制之下。
(2)發達國家工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的FDI呈不斷上升的趨勢。
從1998年北京市第三產業比重超過60%以來，直到2002年接近70%達到69.2%，服務業所占比重一直逐年上升，然而2003～2005年，第三產業比重有所回落，一直在70%以下徘徊，直到2006年，一舉突破70%，達到71.3%。2007年前三季度，第三產業比重進一步提高，達到71.7%。
- 2、北京進入後工業經濟時代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中服務業國際轉移的客觀結果。
近年來，大規模的服務業跨國轉移已經成為新一輪國際產業結構調整的新趨勢之一。一方面，世界服務業的迅速發展及服務業態與經營模式的不斷創新，促使服務業國際競爭日益激烈，跨國公司不得不通過將一些低端的服務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來實現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來降低其服務成本。另一方面，由於全球化進程中跨國公司將製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與這些製造業相關的生產性服務業也需要向發展中國家進行轉移。
北京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首都，在承接國際服務業跨國轉移方面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北京從1995年開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就已經突破了50%，另外，北京作為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在高端人才和科技知識方面的儲備非常豐富，具有承接大規模國際服務業轉移的巨大潛力。
據統計，北京承接服務外包的產值大約占到全國1/3的比重。不同行業不同領域的眾多“接包”企業，正在北京如雨後春筍般涌現，如以華道數據、愛諾新泰等為代表的金融服務外包企業，以九五太維為代表的呼叫中心，以康龍化成為代表的生物醫葯研發外包服務企業，以和聲創景為代表的創意設計外包企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