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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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規劃，概念是在中國快速的城市進程和城市無序擴張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一種物質空間的規劃方法論。“反規劃”不是簡單的“綠地優先”，更不是反對規劃，而是一種應對快速城市化和城市發展不確定性條件下如何進行城市空間發展的系統途徑；與通常的“人口-性質-佈局”的規劃方法相反，“反規劃”強調生命土地的完整性和地域景觀的真實性是城市發展的基礎。“反規劃”是一種景觀規劃途徑，是一種強調通過優先進行不建設區域的控制，來進行城市空間規劃的方法論，是對快速城市擴張的一種應對。

　　目的不同

　　“反規劃”以土地生命系統的內在聯繫為依據，是建立在自然過程、生物過程和人文過程分析基礎上的，以維護這些過程的連續性和完整性為前提的。

　　傳統規劃中有關不建設區域把綠地作為實現“理想”城市形態和阻止城市擴展的“工事”，而綠地本身的存在與土地生態過程缺乏內在聯繫。

　　次序不同

　　“反規劃”是主動的優先規劃。在城市建設用地規劃之前確定，或優先於城市建設規劃設計。

　　傳統規劃中有關不建設區域是被動的滯後的。綠地系統和綠化隔離帶的規劃是為了滿足城市建設總體規劃目標和要求進行的，是滯後的；是一項專項規劃。

　　功能不同

　　“反規劃”是綜合的，包括自然過程、生物過程和人文過程（如文化遺產保護、游憩、視覺體驗）。

　　傳統規劃中有關不建設區域是單一功能的，如沿高速公路佈置的綠化隔離帶，缺乏對自然過程、生物過程和文化遺產保護、游憩等功能的考慮。

　　形式不同

　　“反規劃”是系統的，一個與自然過程、生物過程和遺產保護、游憩過程緊密相關的，預設的、具有永久價值的網路；是大地生命肌體的有機組成部分。

　　傳統規劃中有關不建設區域是零碎的，往往是迫於應付城市擴張的需要，並作為城市建設規劃的一部分來規劃和設計，缺乏長遠的、系統的考慮，尤其缺乏與大地肌體的本質聯繫。

　　生態基礎設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簡稱EI）是維護生命土地安全和健康的空間格局，是城市和居民獲得持續的自然服務的基本保障，是城市擴張和土地開發利用不可突破的剛性限制。

　　在這裡，我們強調，生態基礎設施是一種空間結構（景觀格局），必須先於城市建設用地的規劃和設計而進行編製。景觀安全格局是判別和建立生態基礎設施的一種途徑，該途徑是以景觀生態學理論和方法為基礎的。基於景觀過程和格局的關係，通過景觀過程的分析和模擬，來判別對這些過程的健康與安全具有關鍵意義的景觀格局。這些景觀安全格局構成區域和城市的生態基礎設施或潛在的生態基礎設施。

　　後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促使人們重新審察人與自然的關係。“反規劃”這種哲學觀是後現代主義在規劃界具體的表象，它是對理性規劃模式顛覆和變異，是將規劃理論中的複雜性重新定義的表述。有一個值得推崇的觀點是，城市被看作一個動力系統，城市各個系統處於混沌的狀態，而且是在秩序支配下的複雜狀態，複雜中包含著秩序。它的理論基礎是混沌學的—個推論——分形理論

　　分形理論

　　分形理論是Michael Battg 和Paul Lougleg提出的《分形城市》學說，其靈感來自於混沌學的一個數學推論——分形。兩位分形城市研究者在分析了一系列城市形態案例（如功能分佈、城市成長方式等方面）後指出：①複雜的城市可以理解成非常簡單的實體組成；②分形不僅存在於空間還存在於時間。他們在此基礎上致力於建構可預測的城市模型，用重覆、迭代的遞歸的程式來構建和發展理想的城市。他們的工作已取得階段性成果。

　　疊合

　　“反規劃”方法論從具體操作層面來說就是一種叫做疊合（SUperposition）的方法，用多元拼貼的手段，把四個基本子系統——防洪Sp、生物保護Sp、文化遺產Sp、休閑Sp等透明地疊置交融，四個系統都沒有包括其他系統，邊界模糊的四個子系統的組織遵守分形的長生方式，並試圖通過這樣的形式，使城市看上去像自行演進的，而不是經過規劃的。這種規劃圖上的各個系統支離破碎的形狀，讓人想起點彩派的繪畫創作手法。這種規劃自然是抽象的模型，而不具備真正制度上可運作的意義。

　　當今可持續發展、生態安全的課題是全球性的，彼此形成“蝴蝶效應”。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步履維艱，任重道遠。應該說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地域，其生態安全有著不同的內涵和解決之策，當務之急需要解決的問題也不相同[5].有人說，貧窮是最大的環境污染，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在貧窮的生存環境不斷得以改善的同時，尋找建設開發與可持續發展相協調的切實可行的辦法才是必由之路。我國還有近3 000萬人尚未解決溫飽問題，因此消除貧困和發展經濟，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仍是我們壓倒一切的任務。世界是多元的，把任何一種主張當成絕對真理都會導致謬誤。但不可否認，人類的生存和進步離不開科學技術，人類的正常思維也離不開理性，理性是人類自古以來的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正規劃”的一切思維理論基礎是理性主義。

　　眾所周知，現代城市規劃從19世紀後期興起至今，所高舉的思想旗幟—直是維護公眾利益與社會公平，這也是現代規劃編製體制的價值取向和思想基礎，綜觀我國二十多年的規劃實踐，成績有目共睹，如城市規劃地位得到確認，城市規劃內容體系、技術方法也得到法律規範等。重新回到原始起點，探討建立“反規劃”抽象理想和價值是不現實的，因為使其碰壁和破碎的是中國社會經濟的環境與人、地關係的現實和城市建設的劇變。

　　自然服務是人類社會經濟系統最根本的依賴，和諧社會及和諧的城市結構和功能關係，最終來源於人和土地的和諧關係，包括讓土地告訴我們適宜的功能佈局、適宜的居住地、綠色的而快捷的交通方式以及連續而系統的游憩網路，甚至城市的空間形態。

　　“反規劃”就是要從建立和諧的人地關係入手，來建立健康和諧的城市社會和城市形態。國內外生態規劃的思想、綠地優先的思想、景觀規劃的傳統都可以作為對“反規劃”概念的一種理解，但“反規劃”是一種系統的規劃途徑，是一種基於前人豐富成果的整合，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國當下規劃方法論面臨危機的情況下提出的，以應對疾速的城市化進程和不確定的城市空間發展。任何離開當下中國的背景來討論“反規劃”用語的規範性與合理性都是毫無意義的。如果規劃師的城市理想的實現有賴於城市決策者的理解和認同的話，那麼，經過與上百個城市決策者的交流，作者還是婉拒了多位尊敬的學者的勸告，而願背千夫指責堅持使用“反規劃”概念，因為它不需要更多的語言，就可以把一個規劃師對土地的憂患意識和人文情懷，讓百忙之中的市長們迅速理解並牢記，並能很快付諸有益的行動，僅此而已。如果因此能喚起同行的憂患和創新意識，則更有拋磚引玉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