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倫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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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學倫理學是指運用一般倫理學的理論、方法道德原則，解決醫療實踐和醫學科學發展中人們相互之間，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係的道德問題的一門學問。

　　中西方的生活環境、生產方式和社會組織制度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經濟、文化背景，折射到醫學倫理學中，使得中西醫倫理學從理論到實踐都有很大差別。

　　1.中醫醫學倫理學具有的特點

　　中國文化具有很強的倫理特征，倫理道德時刻引導著人的思維活動，協調人與人之問，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規範人以及群體的行為。在中國傳統道德的思想系統中包含著重要的醫學倫理思想和觀念。中國醫學歷史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階段，都有具有重要影響的醫學大家和閃爍著醫學道德光輝的重要醫學道德文獻誕生並保存下來。其中仁愛救人、清廉正直、精湛醫術、不畏艱難、勇於創新、謙虛好學、獻身醫學的精神和道德信仰，都對中醫倫理學的理論和實踐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中醫倫理道德觀念的形成與發展，受到了三足鼎立的主宰中國文化的儒、道、佛哲學和宗教思想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儒家以“仁愛”為核心的道德哲學思想和以“孝”為核心的宗法道德規範，道教“重生惡死，以生為樂”的生命觀，佛教“佈施得福”，“因果報應”等宗教思想對中國古代的醫學道德觀念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其主要特點包括：

　　(1)中醫倫理學已超出了意識形態的範疇，將社會倫理關係與自然法則、中醫理論相結合，構建出了自然和諧的中醫道德倫理觀念。中醫倫理學以中醫理論為指導，將自然法則與人體生命過程相結合，得出“天人相應”的結論。並將社會結構中一些觀念納入人體生理、病理、組織結構、疾病診斷與治療的闡述中，形成了獨特的理論體系。

　　(2)“以人為本”是中醫倫理學思想核心。中醫學肯定人生價值，體現在醫生往往非常關心、同情病人的痛苦、處境和命運，並時時、事事把解除病人的痛苦作為醫生第一要務。唐代醫家孫思邈強調：“人命至重，有貴幹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要求醫生在疾病診療中，應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感，以免傷害病人。同時受佛教影響，佛教則認為人之生命都潛藏著佛的生命種子。所以，人的生命都是寶貴的，應該加以尊重，而不應隨意被剝奪或去剝奪他人生命，這種倫理思想充分強調了生命的神聖性，把生命置於絕對不可侵犯的地位。

　　(3)強調醫德修養。中醫倫理學中道德觀念要求醫生有高尚的品德情操。我國曆史上有許多不為名利金錢所誘、不為權勢威武所屈的名醫典範。名醫龔廷賢在醫學“十要”中強調，從醫者必須“十勿重利，當存仁義，貧富雖殊，藥施無二”。古人雲“君子喻於義”，《靈樞》中強調醫生要“入國問俗，人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對待患者要“舉乃和柔、無自妄尊”，充分體現了對病人尊重的人文關懷精神，醫生當有博愛之心，對病人要有真摯的同情心。孫思邈《大醫精誠》日：“普通一等”、“皆如至親之想”，“但發慚愧凄憐憂恤之意”，“見彼苦惱，若己有之”，“勿避晝夜寒暑，饑渴疲勞，一心赴救”。並多次辭謝做官的徵召，畢生行醫於民問，“志存救濟”“無欲無求”，寫出不朽論著《備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顯示出其視功名如糞土，矢志不渝的決心與信念。為救治病人，醫生應不惜一切代價傾其全部的智慧和力量，窮其所能，救死扶傷。只有這樣，才無愧於醫生這一高尚的職業。

　　(4)強調業務素質。中醫學博大精深，非孜孜不倦刻苦認真不能得其真諦，同時在未知面前勇於探索，激發主觀能動性，創造性地解決問題。眾多古代醫學家以醫為業，刻苦鑽研，嘔心瀝血，恆心專一，堅持不懈，為醫學奉獻一生，如扁鵲、華佗等。孫中山、魯迅等早期也是希望從醫救民救國，他們的醫術和品德深得後人尊敬和愛戴。

　　(5)中醫倫理學中也包含著某種消極的東西。這些消極觀念反而成為阻礙中醫學發展的障礙。如“崇古”思想，將古代經典奉為神明，認為其“字字珠璣”，違背了經典是不道德的，即使另有新說也無非是對原有經文的進一步解釋或生搬經文原文為其論證。

　　(6)近代中醫倫理學隨著中國社會制度、醫學體系的重大變革及衛生事業的巨大發展，中醫倫理學有了長足進步。社會主義醫學人道主義建立於公有制經濟基礎之上，人民群眾普遍享受到了醫療保健的服務。

　　我們應努力從祖國醫學的優良傳統美德中吸取營養，祛除糟粕，創造具有傳統醫德特色的現代醫德。在醫學道德中，我們應有更高的精神境界，這種精神是不能用金錢來衡量的。必須在廣大的醫護人員中樹立科學的人生觀、價值觀，對工作極端負責，對傷病員極端熱忱，對技術精益求精，這樣才能抵禦商品經濟對醫療戰線產生的巨大衝擊，保持和發展優良醫德 。

　　2.西方的醫學倫理學具有的特點

　　古代西方社會醫學道德觀念的倫理學主要受到了西方三大宗教即傳統猶太教，基督教，天主教和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自然哲學思想的影響。“上帝主宰人的生命與健康”，“生命神聖原則”，“博愛與慈善”等宗教倫理思想對西方醫學道德觀念的形成和醫學倫理思想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作用。中世紀的西方天主教學者從基督教神學倫理學的觀點探討醫學倫理學。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自然哲學思想中，有很多的思想是醫學與哲學思想結合的產物，這些思想也成為了早期醫學道德觀念和醫學倫理思想的來源。

　　早期西方醫學倫理學是以義務論和美德論為軸心的體系，把道德義務歸結為上帝的旨意和神靈的啟示的倫理學義務論和美德。這種義務論把醫生的道德義務的根源與宗教信仰的對象統一起來。義務論和美德論始終在歷史上的醫學倫理學思想和理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具體表現為它們提出了作為一名醫生應具備什麼樣的品德，怎樣對待自己的病人。

　　當代生物醫學科學技術的發展帶來的一系列道德問題，單純靠以義務論為根據建立起來的道德原則和規範已經無法應對，以義務、良心、榮譽為主要內容的傳統醫德範疇受到知識經濟的衝擊。人們對健康和生命的根本看法也與經濟聯繫起來，價值哲學引進醫學道德領域已十分必要。在面對醫學進步帶來的道德困惑時，必須通過道德上的利弊權衡與合理的價值判斷，人類才可能走出困境。這就需要在人道主義原則下合理取得經濟效益，在功利主義基礎上實現服務宗旨。功利主義是一種強調人的行為的功利後果和對他人、對社會的普遍功利效用，並以此作為對人的行為道德價值判斷和評價根據的倫理學的理論體系。

　　公益論與生命價值論相結合成為當代西方倫理學的重要基礎。生命價值論主張以生命的價值來衡量生命存在的意義，強調生命對他人、對社會、對人類的貢獻。公益論所要探討的是從人類與社會的利益出發，使有限的醫療衛生資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和使用，更符合大多數人的利益。現代醫學改變了傳統醫學中醫生與病人一對一的關係，使醫療事業社會化，這就要求在全社會範圍內合理配置醫葯資源，同時滿足每個人的醫療保健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