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量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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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量經營指的是1974年以來日本企業通過壓縮經營費用，提高生產效率以應付經濟不景氣和阻止利潤率下降的經營手法；是日本製造業戰後從傳統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向高附加值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轉折點。
減量經營包括“減”、“節”、“轉”三個基本內容。“減”就是減成本，包括減少對人財 、物等的過多占用 ；“節”就是提倡節約能 ；“轉”就是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
一、限制原材料工業的發展。對鋼鐵和石油化工等資源消耗高、能耗高、污染重的原材料工業，通過行政指導及各種限制措施，削減其生產能力，或引導其關停並轉。
二、鼓勵勞動密集型產業向海外轉移。對某些能耗高、污染重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鼓勵其轉移到海外進行直接投資，尤其是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
三、促進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對電子、高精度機械工業等資源、能源消耗少、需要高度技術知識、能形成高附加值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將其列為“振興”產業，在稅收上給予優惠，實行特別折舊制度，並由政府金融機構提供優惠貸款。
日本政府推行“減量經營”的基本經驗[1]
一、有“節”有“轉”，在“節”中減少對能源和原材料的過度依賴，在“轉”中實現產業結構的升級。13本政府在限制原材料產業發展的同時，積極鼓勵製造業更多地從事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既有利於剋服眼前的困難局面，又為日後的經濟增長打下了基礎，經濟能夠實現較平穩的過度，不會出現“急剎車”。
二、產業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時進行，找準產業結構調整的目標。緊跟世界製造業發展的最新趨勢，把產業結構升級的目標定位在建立世界一流製造業上，積極培育主導產業。相對於採取漸進的方式調整產業結構來說，這種調整方式一步到位，可以使企業在提高國際競爭力方面少走彎路。
三、以產業政策為中心，短期市場調控服務於中期結構調整。在推行“減量經營”過程中，儘管日本政府運用了法律、財政、稅收和金融等各種政策措施，但這些政策措施都是以貫徹產業政策為中心的。
四、積極利用科技成果，引導企業向自主技術轉變。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人類在基礎科學和軍事科學方面取得了許多重大成果和技術突破，但其中的大部分沒有轉化為生產力。日本政府利用這一有利時機，積極促進企業實現這些科技成果向產品的轉化。
五、在政策實施中努力尋求企業的積極配合，註意發揮企業的主觀能動性。石油危機的外部壓力有助於企業產生凝聚力，但更重要的是企業對生產高附加值產品有良好的預期，在這種情況下，政府積極引導企業從價格競爭轉向產品技術含量的競爭。
中國借鑒日本減量經營的經驗[1]
實現我國經濟向節能型、高附加值經濟轉變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關鍵在於政府能否因勢利導地把一些企業調整產業結構的自發要求轉化為大多數企業的自覺行動。借鑒日本政府推行“減量經營”的主要經驗，為實現我國經濟向節能型、高附加值型經濟轉變，建議做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以產業政策為中心，發揮產業政策對結構調整的引導作用。實行產業政策不是強化行政手段，而是藉助於法律、財稅和金融等各種政策手段為結構調整的目標服務。我國在推行產業政策時，應綜合採取各種政策措施，始終貫徹有保有壓的方針。在提高高能耗、高污染產業準入門檻的同時，鼓勵一些能源消耗少、市場前景好的高附加值產業的發展。在抑制投資過快增長的同時，鼓勵企業引進新技術和更新改造投資。要特別註意提高資源型產品的開采效率和環保措施，防止有限的資源在開發環節上的巨大浪費和對環境的污染。
二、準確把握世界製造業未來發展趨勢，加強科技與生產的結合，積極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和企業自主研發活動。信息技術革命對近年來世界經濟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但信息技術成果並未完全轉化為現實生產力，仍有巨大的發展潛力，這就為我國實現節能型和高附加值型的製造業提供了重要戰略機遇。我們要縮短企業從技術引進到消化吸收的期，積極培育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實現信息化對工業化的帶動作用。
三、積極調整外資和外貿結構，提高我國對外貿易產品的附加值和利用外資的水平。近年來我國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在總量增長同時，也加劇國內煤電油運等瓶頸產業的緊張狀況，我國從對外貿易和利用外資中所得到的新增收益不但沒有隨著總量的增長而增長，反而在下降。因此，要不斷提高對外貿易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產品的附加值，利用外資要與國家的產業政策相符，積極推動外資企業的技術轉讓。
四、積極實行“走出去”戰略，要使一些能耗高、原材料消耗大的產品儘快實現本地化生產。要利用國際分工中的比較優勢，把勞動和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留在國內。要發揮我國政治、外交方面的優勢，通過少量的經濟援助和技術轉讓，幫助國內企業在一些資源地站穩腳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