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曼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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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戰後東亞國家經歷了長達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世界銀行於1993年出版了《東亞的奇跡: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旨在總結該地區經濟增長的經驗。克魯格曼卻對此提出“質疑”，他於1994 年在《外交事務》雜誌發表的《東亞奇跡的神話》(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中提出，東亞的經濟增長主要是依靠大規模的資本積累和密集的勞動力投人，沒有真正的知識進步和技術創新，缺乏有效的制度支持。這種增長模式和前蘇聯相似，不能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國內學術界將其稱為“克魯格曼質疑”。四年之後，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克魯格曼的觀點得到了映證。

　　克魯格曼的主要觀點是，過去幾十年中東亞新興工業國家經濟的高速增長並不是什麼奇跡，像蘇聯經濟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高速增長一樣(他將新加坡與蘇聯進行了比較)，主要靠的是政府驚人的資源動員能力所促成的投人的增長(勞動和資本)，而不是靠效率(即“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e)的提高。這種靠“流汗”(Pepiration)而不是靠“創新”(Inspiration)獲得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因為這種增長將受到投人品本身的限制——勞動投人無法再增長，教育水平很難再提高，資本積累也難以維持在高水平上。同時，近年國外資本多投向發達國家及拉美國家。所以，他認為不存在什麼“東亞經濟奇跡”或“亞洲模式”，東亞的經濟增長也是不可持續的，將會很快減慢，無法趕上西方發達國家，在可見的未來，世界經濟增長的重心不在亞洲。同時，克魯格曼認為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經濟增長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不同，是高投人增長和高效率增長共同作用的結果；但此後其經濟增長則同樣是依靠高投人達成的，因而顯著減緩。對於中國經濟的增長，克魯格曼則較為疑惑，無法做出確切的解釋。

　　從上面的介紹中可以看出，克魯格曼並未預言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發生，而僅僅是對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增長方式作了分析與評價，並對未來世界經濟格局進行了預測。事實上，1998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是東亞各國近年來未能根據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化對國內經濟進行相應調整，資本和債務結構不合理，金融體系脆弱，金融機構和制度不健全，政府干預不當，及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際投機資金的衝擊等多種原因造成的，同東亞的經濟增長模式並沒有必然聯繫。在金融危機發生後，克魯格曼撰文批評東亞國家的‘裙帶資本主義’及對股市與房地產盲目投資，引發經濟泡沫，認為應實行金融管制。在1999年初的另一篇題為“重溫大蕭條經濟學”的論文中他甚至明確指出，西方輿論界將金融危機歸咎於東亞發展模式本身的弱點是不對的，東亞經濟結構上的問題並不是導致金融危機的原因。

　　從寫作的目的看，克魯格曼發表於1994年的“亞洲奇跡的神話”一文，其出發點在於，通過對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分析，得出東亞地區是否對美國構成威脅的結論。文中用大量篇幅對蘇聯與東歐國家2O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增長進行分析，指出美國在冷戰時期一度將戰略重心轉移到對付蘇聯東歐國家的經濟增長上是不必要的，通過對蘇聯與新加坡經濟增長模式的對比，指出不要過於重視亞洲經濟的增長，重蹈冷戰時期的覆轍。因此，東南亞是否會發生金融危機顯然不是克魯格曼這篇論文所關心的。一些論文與專著在分析東南亞金融危機時紛紛引用克魯格曼的觀點，部分作者甚至認為克魯格曼早就預言過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發生，這對於克魯格曼的觀點顯然是一種曲解。

　　按照克魯格曼論文中的邏輯，對這個問題的最佳回答應該是找到文中提及的東亞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統計數據，對其進行分析，計算出各國曆年來經濟增長中各要素的貢獻率，並將其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數據進行對比。受條件限制，本文無法做到這一點。這裡僅從以下兩個方面來簡單分析這個問題。

　　(一)全要素生產率(TFP)

　　克魯格曼在論文中提到了巨集觀經濟學中關於經濟增長的兩個概念，‘投人驅動型增長”(input drivengrowth)和“效率型增長”(eficiency growth)。前者是由投人品的不斷增加造成的，如就業率的提高，勞動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物質資本的不斷增加(如機器，建築，道路等)，受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這種增長是難以持久的；而後者，效益型增長則是長期的。當通過增長核算(growth accounting)來分析一個國家或地區在某個時期內經濟增長中各個要素的貢獻率時，必須藉助TFP這個指標。TFP是產出增長減去所有投人要素加權平均後的總和的增長，反映的是技術進步。由於TFP無法直接計量，因而在實踐中一般都採用“餘值法”進行計算(即“索洛餘額”)。由於無法直接測量，因而其準確程度有限。我們知道，作為產出與投人的比率，生產率的變化同投入要素結構的變化有關，而不僅同投人要素總量的變化有關。在考察生產率的變化時，必須將產出量與要素投人的數量及其結構聯繫起來。從現實中，生產率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勞動力的知識與技術水平提高，以及投人資本的技術含量的增長引起的，這些投人品的結構變化及技術水平的提高與生產率的提高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TFP反映的是生產率提高中不能為資本投人和勞動投人增加所解釋的部分，忽視了投人要素結構與質量的變化，因而是不准確的。而按照通行的看法，投人品結構及質量的變化恰恰是東亞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通過TFP來衡量東亞經濟增長中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的貢獻，具有一定局限性。

　　另外，對於TFP的計算也存在一些問題。首先，當選取的基期和時間跨度不同時，計算結果可能會出現很大的不同。克魯格曼在論文中對中國經濟增長表示困惑的理論上的原因就在於此，“如果從中國決定轉向市場的時候起計算的話，比如說1978年，那麼毫無疑問，在投入快速增長的同時效率也有顯著的提高。但如果堅持從1966年前開始計算其增長。比如說1964年。那麼中國的情況就同東亞更為相似：大部分的增長是由投人品造成的，效率只有少量的提高。”在解釋美國的經濟增長時，存在同樣的問題。克魯格曼在文中引用了索洛(Roben Solow)的計算：“在一個著名的估算中，麻省理工學院教授羅伯特·索洛斷定在美國個人收入的長期增長中，80%是由技術進步引起的，不斷增長的資本投入只解釋了其餘的2O%。”但根據一本著名的經濟學教科書引用的數據。在1948—1994年美國經濟的增長中。產出以平均每年3.4%的速度增長，其中，投人品的增長(資本、勞動和土地)每年所做的貢獻為2.1%。TFP每年的貢獻為1.3%。也就是說，1948—1994年美國的經濟增長平均到每年，投人品的貢獻占到62%，TFP的貢獻僅占38%。在分析東亞經濟增長時也遇到這個問題。克魯格曼認為東亞經濟的增長主要是投入驅動型的，效率提高不大，他在文中引用的是阿爾溫·楊(Alwyn Young)對l970-1985年118個國家經濟增長的分析所得的數據。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M·薩利爾把1900年作為資本存量基期。從更長的時間來研究經濟增長時，所得結果就不同，1975-1990年東亞國家與地區生產率的增長率除新加坡均高於其他國家外，其中香港、臺灣和日本的生產率對人均產出的貢獻還高於美國。瑞士UBS銀行進行的與阿爾溫·楊類似但時間跨度更大(1970.1990年)的計算的結果也與楊不同，在所計算的104個國家中，TFP最高的12個國家與地區里，東亞就占了5個，即香港、泰國、新加坡、南韓和臺灣。

　　其次，對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同一時期的TFP的計算也存在差異。世界銀行計算的1960.1985年的25年內。東亞經濟增長的約1/3源於TFP(最高的是香港，56%；最低的是馬夾西亞，13%)；而阿爾溫·楊冉的計算結果表明，這一時期新加坡的TFP每年降低1%，東亞其他國家與地區也不比世界其他地區高。另外，按照美國經濟學家D·索洛1957年對美國1909-1949年統計資料的分析。美國GDP平均增長率為2.9%，其中一半(1.41%)由勞動和資本投入量的增加形成，另一半(1.49%)由技術進步帶來的生產率提高形成。另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戴爾·喬根森計算出美國1947.1985年資本投入量是產出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占44.2%，勞動投入占34.1%。而生產率僅占21.6%。這與克魯格曼在論文中所說的情況及上述的教科書中的數據顯然有所不同。

　　(二)可比性

　　克魯格曼在文中將東亞的經濟增長分別與蘇聯東歐國家在2O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經濟增長及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進行比較，這裡存在著一個可比性的問題。首先是東亞經濟增長與蘇聯經濟增長的可比性。克魯格曼在論文中說，“如果蘇聯經濟真的有什麼特殊力量的話，那就是它的動員資源，而不是有效率地使用資源的能力。”“亞洲的新興工業國家，像2O世紀5O年代的蘇聯一樣，其經濟增長是依靠驚人的資源動員能力達成的。一旦將這些國家經濟增長中投人品的高速增長考慮在內的話，其餘就沒有什麼好解釋的了。亞洲的增長，像蘇聯在它高速增長的年代一樣，是由在勞動和資本這樣的投人品上的非同尋常的增長，而不是由效率提高驅動的。”當克魯格曼進行這樣的比較時，他忽略了對比雙方在經濟體制上的根本不同，而這可能是兩者最大的區別。蘇聯和東歐國家實行的是高度集權的指令經濟，經濟運行中的決策由政府而不是市場做出，也無須經過市場的檢驗，投人品本身經濟效率太低，產權不清，激勵弱化，導致資源錯誤配置和經濟低效。在惡性迴圈中使增長趨於停滯。東亞國家與地區儘管在文化傳統上有集權主義和排斥市場經濟的傾向，但實行的畢竟是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中的要素投入以市場取向為主，資源配置雖不完全由市場做出，卻必須經過市場的檢驗，因而其投人品增加所帶來的經濟增長是有益的。克魯格曼的分析，是在假定企業的資源利用與整個經濟的資源配置有效率的前提下，經濟增長的技術含量太低，技術進步速度太慢，主要靠投入的增加。按照克魯格曼的觀點，東亞國家與地區的經濟增長正是屬於這種情況。然而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經濟增長卻是在經濟體制存在問題，投人品本身經濟效率太低的情況下發生的。兩種經濟增長之間的區別是無法忽視的(這裡存在一個問題，計劃經濟體制同技術變革是否必然不相容？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增長是否只能由投人品的增加促成而不可能依靠效率的提高?

　　克魯格曼在文中還將東亞經濟增長與同時代的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進行了比較，這就涉及到發展階段問題。即使忽略上文中提及的關於美國經濟增長中TFP的貢獻率的不同觀點，我們也可以看到，美國的經濟發展與東亞各國和地區顯然處於不同階段，可比性不強。如果為了說明經濟增長問題要進行對比，也應選取對比雙方的經濟增長處於相同階段的數據進行。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見，儘管克魯格曼強調TFP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強調註重經濟增長方式是非常正確的，但他的論證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值得商榷之處，這削弱了其觀點的說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