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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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官方網站網址:http://www.cafta.org.cn/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指在中國與東盟10國之間構建的自由貿易區，即“10＋1”。中國—東盟自貿區是中國對外商談的第一個自貿區，也是東盟作為整體對外商談的第一個自貿區，建成後的自貿區將覆蓋1300萬平方公裡，惠及19億人口，年GDP達6萬億美元、年貿易總額超過4.5萬億美元^[1] ，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貿區，也是世界上由發展中國家間建立的最大的自貿區。

　　1997年12月，中國和東盟領導人在首次東盟－中國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確定了建立睦鄰互信伙伴關係的方針。

　　2001年3月，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專家組在中國－東盟經濟貿易合作聯合委員會框架下正式成立。專家組圍繞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影響及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關係兩個議題進行了充分研究，認為中國－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對東盟和中國是雙贏的決定，建議中國和東盟用10年時間建立自由貿易區。這一建議經過中國－東盟高官會和經濟部長會的認可後，於2001年11月在汶萊舉行的第五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正式宣佈。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國－東盟領導人會議在柬埔寨首都金邊舉行，簽署了《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這標志著中國－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正式啟動。

　　《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提出了中國與東盟加強和增進各締約方之間的經濟、貿易和投資合作；促進貨物和服務貿易，逐步實現貨物和服務貿易自由化，並創造透明、自由和便利的投資機制；為各締約方之間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開闢新領域等全面經濟合作的目標。

　　2004年11月，中國－東盟簽署了《貨物貿易協議》，規定自2005年7月起，除2004年已實施降稅的早期收穫產品和少量敏感產品外，雙方將對其他約7000個稅目的產品實施降稅。

貿易區分佈圖

　　歐盟（European Union）、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以及於2002年11月簽署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China and ASEAN Free Trade Area，CAFTA)協議是世界上三大區域經濟合作區。

• 1991年7月，中國與東盟首次接觸；
• 1992年1月，第四次東盟首腦會議正式提出建立東盟自由貿易區；
• 1999年4、5月，中國與美國、歐盟先後達成加入世貿組織(WTO)的協議；
• 2000年10月，在新加坡舉行的中國與東盟領導人會議上，提出在WTO承諾基礎上，建設更加互惠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倡議。
• 2001年11月，中國與東盟各國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在當年10+1領導人會議上，中國拿出更為充實的議案，終於與東盟達成了自貿區共識。“10+1”宣佈十年內建成自由貿易區的目標。
• 2002年11月4日，《中國與東盟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簽署，自貿區建設正式啟動。
• 2003年第七次東盟與中日韓(10+3)領導人會議，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國成為首個加入該條約的非東盟國家。
• 2004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早期收穫計劃實施，下調農產品的關稅。到2006年，約600項農產品的關稅降為零。
• 2004年底，《貨物貿易協議》和《爭端解決機制協議》簽署，標誌自貿區建設進入實質性執行階段。
• 2005年7月20日，《貨物貿易協議》降稅計劃開始實施，7000種產品降低關稅。
• 2009年8月15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投資協議》簽署，標誌主要談判結束。
• 2010年1月1日，擁有19億人口、GDP接近6萬億美元、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建立。
• 2010年1月7日，在廣西南寧舉行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慶祝儀式上，中國—東盟18個合作項目正式簽約，簽約金額48.96億美元^[2]。

　　中國與東盟之間的經貿關係正面臨著進一步發展的有利條件。首先是中國加入WTO為雙方存在的貿易投資等制度障礙掃清了道路。按照加入WTO的承諾,我國近年來大幅度降低了關稅,減少並取消非關稅壁壘。另外,我國的市場進一步開放,尤其是服務貿易領域的開放將為包括東盟在內的國外投資者提供廣闊的商機。依據我國與東盟WTO成員國的談判承諾,對東盟產品的關稅水平在5年之內將削減34-47%,快於中國關稅平均削減的速度。其次是今年l月1日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啟動為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加快建設無疑為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提供了經驗與參照,進而為雙方經貿關係的發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第三,最近東盟與中國已就南沙問題達成協議,為地區的和平發展創造了穩定的周邊環境。

　　一、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發展的障礙因素

　　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發展面臨著以下諸多客觀上的障礙和干擾,值得雙方予以關註:

　　第一,中國威脅論和中國投資黑洞論

　　東盟國家雖然在文化上和中國有著很深的淵源,但由於政治上的原因,東盟國家在歷史上一直對中國心存芥蒂,而且擔心中國的強大會在經濟、軍事上給他們造成威脅。近年來,中國吸收外資保持了較快的發展規模,2002年實際吸收外資突破了500億美元,而東盟各國吸收的外商投資卻呈下降趨勢。《日本經濟新聞》曾報道,2002年上半年,流入東盟主要6個成員國的外資約為65億美元,比2001年同期下降了60%。其中,馬來西亞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已由2001年同期的31億美元驟減到5.7億美元,降幅達80%。流入印尼和菲律賓的外資同比減少了70%,流入越南、泰國和新加坡的外資同比分別下降了56%、35%和22%。同時,許多原在東盟成員國內部的外資企業紛紛將業務轉向中國。

　　面對著中國經濟的日益強大、吸收外資的增多以及大量價廉物美的中國商品涌入本地市場,東盟成員國內部以及周邊許多國家感到了競爭的壓力,“中國威脅論”等言論泛起,宣稱中國的經濟崛起將對該區域內的其他國家造成威脅,強大的中國很有可能將會在本地區稱霸,直接影響到地區的政治和經濟格局,東盟國家應聯合起來予以對抗。

　　第二,東盟內部成員國間的摩擦和矛盾

　　歸結起來,東盟內部成員國間的矛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歷史積怨和領土主權爭端。東盟成員國內部的領土爭端一直存在,歷史上越南入侵過柬埔寨,至今兩國關係貌合神離。近期,馬來西亞與印尼出現了關於西巴丹島和利吉丹島的主權爭執,馬來西亞與新加坡之間出現了關於白礁島的爭執,印尼與菲律賓之間也發生了有關島嶼主權的爭執,這些都反映出東盟內部尚缺乏地區整合的大局觀念。

　　二是成員國內部政局不穩。東盟許多國家都是黨派林立、紛爭不斷,有的國家軍人政府當政,有的國家內閣變換頻繁。另外有些國家的反政府武裝及恐怖分子活動猖獗,加上近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反恐戰爭的刻意擴大及對伊斯蘭教派和回教徒傳統的敵視,造成東盟國家內部民族情緒高漲。政局的不穩定直接影響到外來直接投資,阻礙經貿活動的正常進行,客觀上對區域內經濟的發展以及未來自貿區的整體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

　　三是民族宗教差異。東盟內部宗教信仰不同,馬來西亞、印尼和汶萊是傳統的回教國家,泰國和柬埔寨則遵從佛教,菲律賓大部分國民信奉天主教,而越南和寮國則是“社會主義”體制。近年來,隨著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的抬頭及回教徒與歐美等西方國家的矛盾不斷激化,加上恐怖主義和伊斯蘭教徒間存在的千絲萬縷的聯繫,不同宗教信仰間衝突時有發生。

　　第三,東盟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經貿結構的雷同化

　　東盟的10個成員國中,既有新興的工業化國家如新加坡,又有越南、緬甸、寮國、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發達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和階段存在巨大差異。新加坡的人均GDP目前已近3萬美元,而越、老、緬、柬四國還不到400美元,人均GDP相差約70倍,遠遠高於歐盟內部的16倍和北美自由貿易區內部的30倍的差距水平。東盟國家內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不利於成員國間經濟政策的協調。

　　經濟優勢的互補性是區域經濟實現整合的先決條件,經濟優勢的非均質分佈決定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貿易創造效應的大小,而東盟國家在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方面互補性並不明顯。東盟成員國大都推行出口導向戰略,出口產品多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近年來又大都轉向下游的電子信息產品,東盟國家在國內經濟結構和出口產品結構上呈現出雷同化的特征。亞洲經濟危機中暴露出來的東盟國家產業結構單一化的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性的糾正,勞動密集型產業科技投入不足、生產率低下的弊病並沒有根除。

　　從區內貿易上看,1999年東盟成員國內部的相互出口額為819.29億美元,占東盟全部出口額的22.2%,而同期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內部出口額占其總出口額的比重分別為54.6%和62.6%。由此看出,與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比,東盟尚處在一個較低的發展階段。經濟和貿易結構的雷同化限制了東盟內部各成員國貿易創造效應的發揮。

　　另外,東盟內部市場的相對狹小加重了其對外部市場的依賴。東盟10國的總人口為5.3億,1998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約為7370億美元,經濟總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經濟發展程度相對較低,內部市場潛力較小。20世紀70到80年代,東盟國家主要是為日本生產下游的電子產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賴日本市場。到了9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的衰退和美國新經濟的興起,東盟國家的出口又開始嚴重依賴美國市場。1998年金融危機以後,對美國市場的依賴性日益加強。2000年下半年以來,美國國內需求趨於疲軟,經常項目逆差開始逐漸減少,其消極影響也開始波及到東盟國家,特別是9？11事件發生後,隨著美國和全球經濟陷入衰退,東盟的經濟和對外貿易也相應滑落。

　　內部市場的狹小限制了東盟未來的發展空間,而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則嚴重削弱了東盟抵禦外部衝擊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區發生市場萎縮和劇烈價格波動,就會對集團內各成員國國內經濟的穩定構成巨大威脅,增加了未來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

　　第四、東盟內部缺少核心的經濟力量和協調機制,主導權紛爭激烈

　　現實情況表明,區域經濟合作離不開核心經濟力量的協調和引導。1995年墨西哥發生嚴重金融危機時,正是因為美國的全力註資解救才使得危機沒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國家。區域內核心國家的職能在於協調成員國政策、穩定區域內部經濟發展。而東盟成員國中這種核心國家目前尚不存在,中堅力量的缺乏降低了東盟各成員國之間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風暴中,東盟各國出於對自身利益的考慮,競相貶值本國貨幣,造成危機在各個國家中迅速蔓延,東盟內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應對機制的弊端暴露無遺。

　　對於東盟成員國來講,爭奪主導權的鬥爭始終沒有停止。印尼無論從人口還是領土面積上講,都是第一大國,但是其經濟實力的相對不足無疑影響了其大國地位和形象。多年來,印尼政府積極擴大對外交往,做“東盟龍頭老大”的夢想始終沒有動搖,只是目前國內紛亂的政局和不太景氣的經濟形勢使其力不從心。馬來西亞對東盟秘書處設在印尼一直耿耿於懷,2002年10月,馬來西亞政府提出,“為更有效協調東盟成員國與中日韓三國在政治、經濟、貿易、交通、科技等方面的合作”,建議在馬設立10+3秘書處,期限為5年,馬政府願提供1000萬美元作為基金。但大多數成員國認為10+3秘書處與東盟秘書處在功能上有所衝突,且10+3機制的許多事情完全可以交由東盟秘書處處理,另行設立10+3秘書處沒有必要。作為最發達的成員國,新加坡力圖在東盟中擁有最大的發言權,但因其歷來與美國及以色列等國關係密切,且經常性的單邊對外交往,故其在東盟中的主導地位很難形成。

　　總之,核心經濟領導力量的缺乏以及內部成員爭奪領導權的“鬥爭”將使得東盟自貿區以及東盟-中國自貿區的發展佈滿坎坷。

　　第五,東盟內部個別成員國與其他國家單獨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問題

　　東盟自貿區主要是要求成員國相互降低關稅和取消非關稅壁壘,以使東盟各成員國享受到其他成員國共同的關稅優惠,對各成員國與東盟外其他國家另行制定經貿政策並沒有明確限制。近年來,東盟個別成員國不滿足於當前東盟自貿區的進程,進而單邊出動與周邊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協定談判。2002年1月,新加坡和日本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對雙邊貿易中99%的商品和新加坡對日出口中94%的商品予以免稅,同時對農產品以外的進出口商品作了減免稅規定。新加坡目前正積極與美國、歐盟、中國香港和中國臺灣就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頻頻進行洽談。另外,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去年12月訪問日本時,也表達了與日本建立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願望。客觀上講,東盟個別成員與區外其他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極有可能破壞東盟整體的利益,使得未與東盟建立自貿協定的國家和地區的產品通過某種捷徑進入東盟市場。同時,不排除“馬太效應”的發生,如更多的東盟成員國相與效仿,東盟自貿區未來發展則會出現難以預料的變數。

　　第六、東盟成員國與中國臺灣的經貿關係

　　長久以來,中國臺灣一直是東盟的重要貿易伙伴,也是東盟地區重要的外資來源。根據東盟秘書處透露,2001年中國臺灣和東盟貿易額達到400億美元,超過東盟和中國大陸的貿易額,中國臺灣在東盟國家的投資超過420億美元,而中國大陸在東盟的投資與之相比則微不足道,而且每年中國臺灣自東盟引進的勞工多達30萬人。儘管東盟在發展與中國的經濟合作關係上,顧忌中國臺灣問題,但與中國臺灣的經貿合作仍然在不斷擴大,雙邊“政府”內閣成員及有關組織間的低調交往也一直未曾停止。

　　對於中國臺灣來說,東盟和中國大陸經濟合作進程的加快,尤其是政府間的往來日益密切,必然對臺灣省造成極大刺激,促使臺灣省轉變有關外交和經濟政策。而且受亞洲金融危機和“911”事件影響,臺灣省經濟發展速度有所下降,同時為避免被區域經濟合作“邊緣化”,臺灣省積極推行“南下政策”,亟欲與周邊國家建立“自由貿易協定”,特別是力圖通過“特定途徑”,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目前臺灣省已與新加坡初步就此事做了商討,並決定與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儘快就有關問題進行協商。另外,東盟國家中,在臺灣省留過學的商界人士超過4萬人,尤其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其政界和商界中多有留學中國臺灣人員,僅馬來西亞就超過8000人,不言而喻,這股力量將會對中國臺灣發展和東盟的經貿關係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

　　目前中國臺灣對外投資的一半投在中國大陸,為了分散投資風險,臺灣省正考慮加強同周邊地區的經貿往來。因此,預計今後幾年內,東盟與中國臺灣的經貿合作將會有一個較快的增長。

　　第七,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的干預

　　目前從貿易額上看,美國、日本仍然是東盟的主要貿易伙伴,遠遠超出東盟與中國的貿易水平。但是中國對東盟出口的增多,特別是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中低檔日用消費品以及某些機電產品,已經成為美國、日本、歐盟等國家和地區在東盟市場上強有力的競爭對手。

　　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合作日益增強,使得美國備感不安。美國“東盟貿易咨詢理事會”2002年2月要求布希政府堅決阻止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並要求美國政府儘快在5年內與東盟10國建立“美國-東盟自由貿易區”,與中國抗衡,維持其在東南亞地區的既有利益。但是,美國反恐戰爭擴大化已招致東盟內伊斯蘭教國家的反感,客觀上沖抵了美國對東盟-中國自貿區合作進程的阻礙。

　　作為世界第二、亞洲第一的經濟大國,日本也希望能在推進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發揮核心的領導作用,但自90年代初經濟泡沫破滅之後,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無力整合和帶動整個東亞經濟的發展。尤其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日本非但沒有對東盟國家提供幫助,反而大幅度貶值日元,加劇了惡性的競爭性貨幣貶值,全然沒有承擔起與其經濟大國地位相稱的穩定地區經濟的責任,受到東亞各國和世界輿論的批評。近幾年日本的貿易保護主義越發嚴重,與周邊國家的貿易摩擦頻頻發生,加上日本國內政治右傾勢力抬頭,不斷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戰爭歷史,這使東亞國家加強了對日本的戒心,其在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中難以發揮主導作用。

　　面臨中國與東盟關係日益友好以及中國在東亞區域內影響力的增強,作為東亞區域內傳統重要勢力的美國和日本決不甘心被奪去“風頭”,今後更多的介入和干預是必然的。

　　第八,東盟區內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根據東盟自由貿易區協議的有關條款,2003年自貿區啟動後,東盟中的馬來西亞、泰國、印尼、新加坡、菲律賓及汶萊等6個成員國,一旦發現本國的產品在自貿區市場中受到影響,進而導致相關領域及行業的虧損,該成員國可以採取緊急措施予以保護。2002年4月23日,馬來西亞政府對來自中國大陸和香港地區的自行車開展反傾銷調查,今年1月18日做出決定,即日起對來自中國深圳寶安自行車廠(國內唯一應訴企業)的自行車征收11.83%的反傾銷稅,對來自香港地區其他企業的自行車征收高達186.09%的反傾銷稅。這已初步反映出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建立不會順水順風。

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前景

　　儘管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充滿風雨,但是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對東盟-中國自貿區的建立充滿信心。今後幾年內,自貿區以及雙邊經貿關係將出現以下發展前景:

　　第一,雙方的貿易將有更大的增長,貿易結構進一步合理化

　　隨著入世後中國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加快,特別是我國的製造業將會有快速發展,將帶動對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增加。由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我國占很大比重,而這一產業多為對原材料和中間產品的加工,這將導致相關原材料和中間產品進口的增多。從成本結構來看,在食品、農礦產品、能源和電子產品等方面,東盟與我國相比具有更大的比較優勢,因而從東盟進口石油、天然氣、棕櫚油、天然橡膠、熱帶木材等資源性初級產品以及電子電器等機電產品的零部件及半成品將會進一步增多。據分析,按照我國年均10%的進口增長測算,從東盟的進口在2005年預計將達到355億美元,比2000年的133億增加近1.7倍,年均增加40多億美元。如果按照90年代以來從東盟進口增長21%的速度計算,進口數量還將大大超過上述數字。由此可見,我國入世將為東盟產品的出口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和有利的機遇。與此同時,我國對東盟的出口也將保持持續的增長勢頭。這種增長一方面來自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另一方面來自對東盟具有潛在優勢的產品。與東盟產品相比,我國紡織品、服裝、鞋、食品、穀物、建築材料等產品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這些產品的進口占東盟從我國總進口的21%,今後幾年我國將仍然保持這些產品的出口優勢。此外,我國的機械電子設備、精密儀器、鐘錶手錶、車輛、金屬產品和化工產品具有潛在優勢,1993-1999年東盟大量增加了上述產品的進口,增長速度大大高於東盟同類產品的總進口增長率,因此,在東盟市場上這些產品的份額將會繼續增加。

　　伴隨著雙邊貿易的增長,貿易結構也將進一步優化,各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相互出口增多,機電產品特別是高新技術產品的比重將會有明顯增大。

　　第二,雙方的相互直接投資將逐步擴大

　　儘管目前東盟和中國都不是對方投資的主要市場,特別是中國對東盟的投資更少,但隨著雙方市場的進一步開放,投資壁壘的逐漸消除,相互投資將會增多。我國實施“走出去”戰略,海外投資是重要的措施,投資的重點區域今後首先將是東南亞國家,特別是周邊的越南、寮國、柬埔寨和緬甸等東盟新成員國。隨著我國電信、金融、保險和服務業的開放,一些較發達的東盟成員國也將擴大對我國的投資。

　　第三,經濟合作領域將日益拓寬

　　隨著雙方自由貿易區協定談判的正式啟動和實施,雙方的經濟合作將進入一個全面深化發展的新階段,服務貿易的比重將進一步加大,投資合作方式將更加多元化。另外,金融和科技領域的合作將會全面展開,特別是隨著“清邁協議”的實施和“電子東盟”的啟動,我國與東盟在金融、保險與電信領域的合作將更大規模地展開。基礎設施的合作步伐也將加快,同時將帶動相關次區域經濟合作的進展。農業、環境保護、能源、知識產權及企業之間,特別是中小企業等方面的合作也將啟動,並推動相關領域的發展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