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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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Triple Helix)

　　三螺旋是指大學—產業—政府三方在創新中密切合作、相互作用，同時每一方都保持自己的獨立身份。是一種創新模式。該模式由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和頗徹斯分校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亨瑞·埃茨科威茲（Henry Etzkowitz） 創立， 旨在通過三螺旋來研究大學、產業與政府之間的關係。目前三螺旋在高等教育領域的運用主要集中在創業型大學上。

　　一、三螺旋的靜態特征：內核外場模型

　　三螺旋理論假定大學、產業和政府三個機構範圍每個都可以“起其他機構範圍的作用”,三者相互作用產生大學科技園、孵化器、衍生公司等混合組織。但絕不是說這三者之間根本沒有界線。

　　過去對這個模式的描述過於籠統,似乎在三個機構範圍之間不存在任何界限,儘管一再強調它們彼此間“保持獨立地位和身份”;此外,它也缺少精確的指標和定量測定技術方法確定邊界。本文利用物理學中“場”的概念,基於對科學技術場的研究提出三螺旋場的概念,發展一種分析三股螺旋既彼此獨立又相互作用的方法。

　　我們把每個螺旋都描述成具有內核區和外場域的機構範圍(見下圖) 。如大學有它的內核區,與其他機構保持相對獨立;同時也有與其他機構充分相互作用的外場域。大學能起產業的作用(創業) ,但它不是企業。如果某機構範圍不能保持相對獨立性,那麼它將失去自己的本質特征。

　　只要場存在,在它周圍空間就有能量。這個能量的大小(場強) 表明它對外影響力的大小。如果E代表總場強, Eu , Ei , Eg 分別代表大學、產業、政府三方各自的場強,那麼三者的合成就是E = f ( Eu , Ei , Eg) 。這裡非常值得註意的是:從力學的角度說,這個合成場強將對三螺旋的最終軌跡產生影響,即螺旋式地前進:三股螺旋在豎直方向上不斷進化,進化的力量來自三者的內在動力,也來自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和影響。換句話說,三股螺旋之間互動能促進它們彼此的提升,同時促進區域創新、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三股螺旋在創新中相互作用,纏結向上,共同演奏區域創新的交響樂章。

　　三螺旋場有助於解釋我國校辦產業公司(University-Run Enterprises , 簡稱UREs) 和美國大學衍生公司(Spin-off s) 之間的本質不同。雖然已有少數校辦產業出身的科技公司發展成為上市公司且自負盈虧,但絕大多數都歸學校所有,由校方指派專職人員管理,所以應處於大學機構的內核中;而大學衍生公司處於大學機構範圍的內核外的場空間中。這樣,儘管從錶面上看它們都對社會創新起了作用,但兩者的所有關係實際上有著本質不同。斯坦福大學的衍生公司是斯坦福大學的師生所辦,但不屬於這所學校。學校只是通過它的技術許可辦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e) 的服務獲得份額極少的報酬,如2 %～3 %。有意思的是,目前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會聚:美國的某些大學也開始出現UREs ,儘管數目還很少;而我國的某些大學校辦產業開始改製或脫鉤。總之,大學與產業公司之間的關聯不僅發生在界面,而且還可能發生在校園和公司內部:大學核內有公司,公司核內有大學(公司學院) 。

　　三螺旋場還能說明從自由放任主義和國家干預主義模式向三螺旋模式的有限轉變,即三個機構範圍之間需要保持一定的張力和均衡,遵從“豪豬原理”。例如,如果政府作用太強,那麼就有可能形成國家干預主義的模式;如果三者關聯太弱,就會沒有足夠的力量相互作用,導致自由放任主義模式。理想的三螺旋應當是三股螺旋都有自己獨特的貢獻,如大學貢獻最前沿的知識,進行高技術研究與應用開發活動;政府貢獻最有效的政策,高效的管理;而產業則提供充分的資本和市場發展新技術,形成新公司。因此,分析區域中不足或弱的螺旋並設法加強它是造就理想的三螺旋的關鍵。

　　二、三螺旋的動態特征：縱向進化和橫向迴圈

　　三螺旋場模型闡明瞭三螺旋的生成機理,但它沒有告訴我們是什麼因素參與了相互作用以及這些相互作用的運行機制。從縱向上看,三股螺旋呈現出進化形態:每股螺旋都在不斷完善,謀求自身發展。這形成三螺旋的縱向進化特征。從橫向看,這種迴圈由若幹要素的流動形成,包括人員、信息和產品等。如大學的產品主要是畢業生、新科技研究成果和新思想等,產業的產品包括商品、繳稅和資本等,政府的產品則包括政策、法規和資金等。這些要素在大學、產業和政府三者之間流動或轉移,形成人員迴圈、信息迴圈和產品迴圈。三螺旋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伴隨著三股螺旋的縱向進化和橫向迴圈實現的。

　　下圖描述了發生在“微觀和巨集觀”兩個層次上的三螺旋迴圈。巨集觀迴圈在三股螺旋間起作用,微觀迴圈則只發生在每個螺旋內部。前者產生合作政策、合作項目和平臺、網路,後者通過內部迴圈釋放產品。

　　1. 人員迴圈

　　人員迴圈體現了人才流動。它使思想從一個螺旋進入另一個螺旋,促成機構之間的合作項目和跨機構的理解。事實上,在那些領導人一旦結束行政生涯就只得退休的國家,精英人員迴圈的缺乏可能是阻礙三螺旋發展的原因之一。在美國,這種人員迴圈被稱為“旋轉門”。目前至少可以確認以下三種人員迴圈。

　　(1) 從一個向另一個機構的單向或永久性流動。曾經是大學教授的高技術公司企業家例證了從大學到產業的人才流動,如A. Bose 從麻省理工學院轉到他的聲學公司工作,但仍作為兼職教授與大學保持聯繫。還有從產業到大學的人才流動,最典型的例子是晶體管的發明人之一Shockley ,他在1956 年從貝爾實驗室出來開始創建自己的研究公司,在1963 年又從產業進入斯坦福大學成為教授。

　　(2) 雙重生命人員,即在大學、產業同時擔任重要職務。斯坦福大學教務長F. Terman 為實現他的卓越尖塔戰略曾邀請Syntex 藥品公司研究主管Carl Djerassi 到斯坦福擔任化學教授。Djerassi 把他在墨西哥城的公司的R &D 業務帶到帕洛阿圖,並同時繼續擔任他的研究主管職務。

　　(3) 在一個以上機構範圍輪流或定期工作,例如斯坦福大學教授William Perry 在從事商業活動和擔任半職教授後成為國防部長,後來又回到大學全職從事教授工作;而美國國務卿賴斯此前曾任斯坦福大學教務長。

　　2. 信息迴圈

　　基於創新網路的信息迴圈是三螺旋形成的基礎,因為信息交流是組織合作的前提。在信息技術時代,信息交流日益通過各種層次上的互聯網絡發生。有些網路被用於通告政府政策和基金來源、大學里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及其對新技術和新產業的影響、產業的合作需求等信息。有些網路還被設計來連接和支撐創新區域。例如將丹麥的哥本哈根和瑞典第三大城市馬爾默連接起來的厄勒海峽大橋(Oresund Bridge) ,它既是丹麥和瑞典之間的信息交流網路,也是一個合作創新區域。

　　3. 產品迴圈

　　參與者之間的產品互需與互惠是另一個重要因素。例如,加利福尼亞半導體產業新公司的產品一開始出現就引起了國防部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 的註意,被看做設備小型化的手段。

　　Shockley 等科學家的科研成果得到產業認可,如固體物理學應用到改進電話開關裝置的潛力等,這加強了研究成果從民用向軍用的擴展。二戰後大學教員開始接受政府的資金和政策,極大增強了電腦科學等重要領域的研究活動。產品迴圈決定著參與者之間是否有相互作用的動機和動力。如果大學不能提供卓越的人力資源、先進思想和科技成果,產業和政府就不會對其有所期盼和需求,大學就很難吸引它們的資金註入;如果政府不能提供有效的政策法規工具和適當支持,就可能影響大學和產業的創新熱情和對政府的期待。當然, 如果產業公司不能提供好的產品、R &D 投入與產出等,政府和大學也不會對其有所期盼和需求。產品迴圈可以保證三者在利益上的一致。

　　三螺旋模型（triple helix model，TH模型）的概念由埃茨科瓦茨 (Etzkowitz) 在 l997 年首次提出 , 並用以解釋大學、商業和政府三者間在知識經濟時代的新關係。雷德斯道 (Leydesdof)對此概念進行了發展並提供該模型的理論系統。三螺旋理論利用一個螺旋型的創新模型，描述了在知識商品化的不同階段，不同創新機構 ( 公共、 私人和學術 ) 之間的多重互反關係。

　　它認為支持區域創新系統必須形成一個螺旋狀的聯繫模式 , 這種纏繞在一起的螺旋由三股構成：一是由地方或區域政府及下屬機構組成的行政鏈；二是由垂直和水平聯繫的公司構成的生產鏈；第三股是由研究和學術制度組成的技術一—科學鏈。

　　產業作為進行生產的場所 ，承擔著最終產品問世的重任；政府作為契約關係的來源 , 確保穩定的相互作用與交換；大學則作為新知識、新技能的來源 , 是知識經濟的生產力要素。大學、產業和政府在保留自身原有作用和獨特身份的同時，每一個又表現出另外兩個的一些能力。三者交叉、結合，角色互換多樣 ，多邊和雙邊溝通靈活，由此形成持續的創新流。

　　三螺旋創新模型在創新活動中三個不同的階段其主體也不同（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the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在三螺旋!中，大學、工業和政府三種主體被定義成機構上的。在其邊界上進行的交互是由類似工業聯絡組織，技術轉化辦公室和合同辦公室等機構來完成的。在三螺旋Ⅰ中，螺旋體被定義成包含市場運作、技術創新（“打破平衡趨向的運動”Nelson & Winter1982）和交互界面控制（Leydesdorff,1997）的不同信息交互系統。這些不同功能間的交互又會在諸如技術轉化或專利立法中產生新的信息交流機制。在三螺旋Ⅱ中，制度層面的大學、工業組織和政府除了完成他們自身傳統的功能外，同時還擔當起其它創新的角色。如大學創建工業組織的雛形，或者作為區域創新的組織者扮演準政府的角色（Pires & Castro 1997;Gulbrandsen 1997）。

　　Henry Etzkowitz說明瞭三螺旋模型在知識的創造、擴散和利用方面產生和變化的四個步驟（Etzkowitz,2002）。①在每條螺旋線上都有內點的角色變換。研究型大學在社會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它們不僅僅教育培養學生和從事科學研究，同時也承擔了知識應用化的重任。新的大學使得學術和產業之間的邊界變得模糊。企業間建立起研發的聯盟以及政府承擔起風險投資的作用也是同時發生的變化。②螺旋線的互相影響。例如：美國政府不斷修改專利法的條文以鼓勵技術傳播。③三條螺旋線上的網路和組織產生新的三邊聯繫，從而刺激了組織的創造性和區域的內聚性。例如：矽谷鼓勵三創新主體中的成員之間進行交互和所謂的“頭腦風暴”以產生新思想。④螺旋體對各螺旋線的創新主體成員乃至更大範圍的社會產生遞歸效應。知識的商品化不但改變了大學教授對他們研究成果的認識，同時也改變了大學與企業和政府的關係。正是由於這些關係的變化，知識及其在創新活動中的作用才得以解釋。

　　TH模型的創立就是為了揭示創新的動態性，以及知識開發與傳播機構之間的複雜網路。TH模型的基本思想標志著創新政策從傳統的線性關係向擁有眾多創新參與者的動態網路模型的改變。TH模型的創始人認為，大學—產業界—政府這三個領域重疊成的三螺旋結構逐漸成為國家、區域與跨國創新系統的核心(而非外圍)(Etzkowitz, 2003)。

　　在很大程度上，TH模型的出現對傳統的創新方法提出了挑戰。人們認為，傳統的創新方法強調從科學發明直接面向技術應用與產品製造，忽略了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有學者提出，新的知識生產系統考慮了複雜的市場情況，強調開展跨學科研究，綜合不同的理論來研究知識生產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