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螺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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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理論(Triple Helix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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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理論的概述[1]
美國遺傳學家裡查德·列萬廷最先使用三螺旋來模式化基因、組織和環境之間的關係, 在《三螺旋: 基因、生物體和環境》中, 總結了他的生物哲學思想。他指出, 並不存在一個既定的“生態空間”等待生物體去適應。環境離開了生物體是不存在的, 生物體不僅適應環境, 而且選擇、創造和改變它們的生存環境, 這種能力寫入了基因。因此, 基因、生物體和環境的關係, 是一種“辨證的關係”, 這三者就像三條螺旋纏繞在一起, 都同時是因和果。基因和環境都是生物體的因, 而生物體又是環境的因, 因此基因以生物體為中介, 又成了環境的因(方衛華, 2003) 。
通過引入生物學中的三螺旋概念, 亨瑞·埃茨科瓦茨(Henry Etzkowitz) (1995) 首次提出使用三螺旋模型來分析政府、產業和大學之間關係的動力學, 並用以解釋政府、企業和大學三者間在知識經濟時代的新關係。自此, 三螺旋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創新結構理論。勒特·雷德斯道夫(LoetLeydesdorff) (1995) 對此概念進行了發展, 並提出了該模型的理論系統, 如下圖所示。三螺旋模型由三個部門組成: 大學和其他一些知識生產機構; 產業部門包括高科技創業公司、大型企業集團和跨國公司; 政府部門包括地方性的、區域性的、國家層面的以及跨國層面等不同層次。這三個部門在履行傳統的知識創造、財富生產和政策協調職能外, 各部門之間的互動還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職能, 最終孕育了以知識為基礎的創新型社會。三螺旋模型理論認為, 政府、企業和大學的“交迭”才是創新系統的核心單元, 其三方聯繫是推動知識生產和傳播的重要因素。在將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中,各參與者互相作用, 從而推動創新螺旋上升。三螺旋模型理論還認為, 在創新系統中, 知識流動主要在三大範疇內流動:第一種是參與者各自的內部交流和變化。第二種是一方對其他某方施加的影響, 即兩兩產生的互動。第三種是三方的功能重疊形成的混合型組織, 以滿足技術創新和知識傳輸的要求(吳敏, 2006) 。
三螺旋模型最發達模式是重疊模式, 見上圖, 即通常所指的三螺旋創新模型理論。其具體結構是政府、大學、產業等三機構在保持各自獨立身份的同時, 又都表現出另外兩個機構的一些能力, 也就是說政府、大學和產業三機構除了完成他們的傳統功能外, 還表現出另外兩機構的作用。該理論著重探討了以大學為代表的學術界、產業部門、政府等創新主體, 是如何藉助市場需求這個紐帶, 圍繞知識生產與轉化,相互聯接在一起, 形成三種力量相互影響、抱成一團又螺旋上升的三重螺旋關係的。由於三重螺旋模型超越了以往的大學—產業、大學—政府、產業—政府的雙螺旋關係模式, 剋服了以往的產學/產學研合作模式忽略國家層面考慮的不足,自提出以來一直為學界所熱衷。
大學－產業－政府關係的三螺旋理論提供了一個方法論意義上的研究工具。其核心價值就在於將具有不同價值體系的政府、企業和高校在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統一起來，形成知識領域、行政領域和生產領域的三力合一，進而為經濟與社會發展提供堅實的基礎。創造這種合力的基石在於打破傳統的邊界，包括學科邊界、行業邊界、地域邊界、觀念邊界等併在邊界切麵上建立起新的管理、教育和社會運作機制。
三螺旋理論的核心觀點[2]
三螺旋理論認為，在知識經濟背景下，“高校－產業界－政府”三方應當相互協調，以推動知識的生產、轉化、應用、產業化以及升級，促進系統在三者相互作用的動態過程中不斷提升。它強調產業、學術界和政府的合作關係，強調這些群體的共同利益是給他們所處在其中的社會創造價值。其中關鍵是，在公共與私立、科學和技術、大學和產業之間的邊界是流動的。
大學和公司正承擔以前是由其他部門領銜的任務，對政府來說，在不同層次的科學和技術政策中，去塑造這些相互關係成為工作主線。總之，大學－產業－政府關係可以認為是以溝通為核心的進化網路的三個螺旋。顯然，與 “雙螺旋”中的直接地相互作用相比，三螺旋結構要更複雜得多，也更可能貼近現實狀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