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性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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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揭露性报道

  所谓揭露性报道,即深入揭露隐藏在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比较深入的舆论监督的报道。

揭露性报道的正面效应[1]

  近年来,各类媒体上的揭露性报道越来越多,如揭露基金黑幕、足球黑哨、黑学术风波、药厂黑幕、矿难调查等。被愚弄的公众愤怒了,纷纷用火药味十足的语言在媒体上口诛笔伐,以图用正义的呐喊重新唤起社会的诚信。事实证明,在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媒体在一系列“黑”事件的曝光和解决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净化社会空气、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揭露打击犯罪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媒体市场化进程中,揭露性报道也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

  首先,从读者心理学来讲,负面报道要比正面报道更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作为负面报道的揭露性报道。不同于一般的正面报道,它拥有偏离于常态的独特性,在“新闻堆”中比较新鲜、醒目,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能抢先一步抓住受众眼球。这有利于媒体影响力的建立,更赢得读者的青睐。

  最后,揭露性报道还能为媒体带来经济收益。一方面,揭露性报道为媒体抓住了受众的眼球,也就为媒体赢得了广告主的“钱袋”;另一方面,传媒作为产业的经济本质是“影响力经济”,揭露性报道做得成功能快速打造出媒体的影响力,使得媒体拥有作为产业发展的原始资本。通过合理经营,能为媒体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揭露性报道的负面效应[1]

  1.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必要的“背景”支持

  媒体需要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才能保证揭露性报道的题材源源不断,使得新闻资源不至于枯竭。以《财经》杂志的成功为例,它靠着揭露性报道迅速走红,但是它的显赫与成功是无法复制的:它的投资方——“联办”的半官方背景,为其提供了强硬的后台,也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信息。领导人胡舒立的新闻理念以及领导能力和人际关系网也是别的财经媒体所无法复制的。

  2.媒体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和高代价

  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成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来看:一是做揭露性报道需要做大量的采访、调查、取证,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所以,缺少雄厚的资金支持,揭露性报道要么做不完善,要么做不彻底。由于公共机构、企业、社会等方面的问题大多是“隐藏”着的,就需要先“挖掘”出来再加以报道,比起一般性报道来,揭露性报道多了一个“挖掘”的过程,“挖掘”需要采访、调查、取证,这就需要付出比一般性报道更多的成本。二是由于很多时候这样的“隐藏”是人为造成的,因此,在“挖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增加许多人为的阻力,这又增加了揭露性报道的成本。三是随着媒体一窝蜂的跟进,以及各种法律、制度逐渐健全、完善,各种违规性操作以及黑幕将会越来越少,因此,搜寻、挖掘“黑幕”的成本将会越来越大。做揭露性报道需要付出高代价。

  3.揭露性报道不当会使媒体承担额外的负担

  揭露性报道不当会把许多媒体“引上了歧途:让媒体承担了一份本不应当承担的责任。”就像《焦点访谈》对外界说的那样,媒体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政府。媒体永远代替不了政府,媒体只是媒体,只有环境监视、社会协调、传承社会遗产和娱乐的功能。所以,揭露性报道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是万能的,媒体也不能越俎代庖。因此,揭露性报道太多或不当,会使媒体陷入额外的负担中,而不能专注于本职职能的发挥。

揭露性报道应遵循的原则[1]

  1.要“有理”

  所谓“有理”,就是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做到客观、公正、全面,考虑问题要周全。客观、公正、全面,是所有新闻报道都应当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揭露”不等于主观批判,被揭露者也不见得一无是处。所以,一定要立足现实,有理有据。材料一定要掌握全面,评判也一定要公正、客观。做揭露性报道,媒体一定还要做到周全:既要替自己考虑周全,增强法律意识,不惧艰苦,寻找、保存好原始采访、调查材料,做好当被告的充分准备;又要替新闻工作人员考虑周全,保护好一线记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好他们的坚强后盾。

  2.要“有利”

  所谓“有利”,就是媒体在做揭露性报道时,要时刻把握一个准则:揭露问题的根本目的在于有利于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不是将问胚扩大化、复杂化。穆青前辈对此有经典的说法:“批判是为了进步,为了更好地推动工作,这是舆论监督的目的所在。”像过去那样,一篇揭露性报道毁掉一个企业甚至一个行业,是极其不成熟、也不可取的做法。

  3.要“有节”

  所谓“有节”,就是要注意防止揭露性报道的泛化,在揭露性报道时应当注重主流化。主流传媒的基本风格应该是理性和建设性的。揭露性报道可以为媒体赢得跟球、树立声誉,却不能最终帮媒体赢得主流地位。做揭露性报道应当立足于对社会发展起长效作用;避免琐细、零散化;所针对的应当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和时代发展的‘问题单子’联系在一起”,“揭示这一时代发展进程中的瓶颈因素和问题单子”,这才是试图成为主流传媒的媒体所应追求的境界。

揭露性报道对媒介公信力的影响[2]

(一)积极影响

  实际上,新闻媒体通过成功的揭露性报道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从而提升了公信力,塑造了权威性,扩大了影响力。这源于在制作过程中,揭露性报道本身就具有一定提升媒介公信力的魅力。

  1、揭露性报道能够极大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在信息社会,信息充分占有是民主政治的前提。能否最大限度的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是公众评价媒体公信力的重要标准。揭露性报道将某些故意隐藏的事实真相揭露出来,能够极大的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把关注的重点集中在公共问题和社会民生上,进行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揭露性报道。2008年10月27日,《中青报》独家揭露了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矿难记者领“封口费”事件,以《真假记者排队领“封口费”》、《端着新闻饭碗的丐帮》、《新闻出版总署通报“封口费”事件处理结果》为代表作。这组系列报道把监督的利剑对准行业内部,不忌讳对媒体自身的问责,多侧面、多角度地揭示了“封口费”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背景、危害及其警示意义,虽是对媒体内部混乱现象的揭露,却提升了负责任的新闻媒体的公信力,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被多家媒体评为年度舆论监督作品。

  2、题材选择上,揭露性报道敢于直面社会矛盾,关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却被故意隐藏起来的,有损于公众利益的事情。从2003年开播以来,《每周质量报道》密切关注普通消费者的安全问题,不仅对产品质量,而且对国人的生存质量服务质量生活质量、消费环境质量等方面给予关注,大胆揭露假冒伪劣产品,深受老百姓赞赏。虽几经调整,但栏目宗旨不变,收视率也一直位居前列。据央视索福瑞调查数据显示,在《每周质量报告》的观众中,有75%以上受过高等教育;90%以上的被调查人群表示:他们在看了节目后提高警惕,购买该产品的时候会特别注意;85%的人表示将不会购买该产品。作为以指导日常消费为目标的电视节目,《每周质量报告》显然通过敢于直面社会生活的矛盾而赢得了极高的公信力。

  3、揭露性报道以暗访为主要采访手段,获取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明察暗访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不经过任何中间环节,往往更具有真实可靠性,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揭露和打击也更有力量。对于社会中隐藏的诸多弊病,绝大部分人不可能亲身经历,他们寄希望于媒体。当记者亲历现场进行暗访揭露,既满足了受众的好奇心,也获得了受众对记者“惩恶扬善”社会角色的认可。

  4、揭露性报道充分发挥了媒体的质疑精神,体现了媒体的独立品格。

  三鹿问题奶粉的受害婴儿达29万之多。采访报道这起严重的食品安全事故,媒体可能会面临巨大风险。2008年9月14日《东方早报》首次在报道中披露了导致众多婴儿同患肾结石的原因可能为三鹿奶粉,由此掀开了乳品行业的“三聚氰胺”黑幕,引发了中国乳品行业“地震”以及一场前所未有的质量问责风暴,政府官员及企业负责人因此引咎辞职,并被追究刑事责任。该类型的报道还原了传媒的公共价值和监督角色,在艰难的调查采访过程中,凸显新闻媒体作为公共部门所具有的独立品格,体现了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勇气和质疑精神,提升了媒介公信力

(二)消极影响

  揭露性报道对媒介公信力的消极影响目前在一些传统媒体中,揭露性报道的比重却呈现出衰减的态势。据统计,以舆论监督为主打的《焦点访谈》,揭露性的报道在全年节目的所占比例还不到10%;以关注“正在发生的历史”和“新闻背后的新闻”著称的《新闻调查》,2012年1月至10月制作的40期节目之中,只有一期节目有揭露负面事件的意义;而以揭露暗访为主要报道手段的《每周质量报告》,在2012年所做的调查报道中,真正意义上的揭露报道只有一半。

  揭露性报道属于深度调查报道的一种,需要强有力的背景支持和高成本、高投入,因此制作难度比普通的新闻报道要大。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一旦处理不当,则会对媒介的公信力产生负面冲击。

  1、报道如果不够准确、客观,会折损媒介公信力。《中国青年报》旗下的《青年参考》,2003年5月21日头版刊出《女大学生卖淫现象调查》一文,仅凭“据知情人透露”这样的语句,而未深入核实和调查,就给出了“湖北高校女生8%~10%存在卖淫现象,25%从事陪侍活动”这样危言耸听的结论,不仅使湖北高校女生的名誉集体受到了侵犯,而且也造成了相当大的社会危害力,该事件终以《中国青年报》的道歉收场。

  2、揭露性报道一旦泛化,轻则影响媒介的公信力,重则会引发社会性恐慌。媒体的信息承载量有限,特别是传统媒体。即便是互联网,真正能够处于受众视觉中心的页面位置也不可能无穷尽。因此,负面内容过度,就会减少主流信息,导致受众对环境认知的片面性,使受众心中形成一个负面的现实世界。而一旦媒体习惯戴着有色眼镜去观察社会,势必会削弱媒体的客观性,从而影响其公信力。

  3、暗访偷拍容易引发争议。暗访会展示许多事实细节和过程,如《每周质量报告》会在节目中把造假的全过程展示出来,以逼真的画面使受众产生身临其境之感。但如果节目过于追求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细节化传播,则容易使受众的注意力发生转移,从监督变成猎奇,削弱报道的真正目的。一旦违法细节被心怀叵测之人模仿,更会使受众怀疑其报道动机。暗访也容易引发新闻侵权纠纷,使报道成本大大增加。如《每周质量报告》曾暗访报道河北省晋州市海龙棉织厂生产“毒毛巾”。后经检验,该厂毛巾虽不合格,但并未含《报告》中所指的强致癌物质。海龙棉织厂随后对央视提出侵害名誉权控告。虽然法院认定商品生产者应容忍社会公众以及媒体对其做出的苛刻批评,终审驳回海龙棉织厂的侵害控告,但对于《每周质量报告》而言,不仅增加了报道成本,也让人质疑其专业性。

  4、过分专注于揭露性报道,容易发生媒介角色错位。对媒体本身而言,其功能在于环境监督、社会协调、传承社会遗产及娱乐。因此,大众传媒的立场在于“监视”,职责在于“督促”,而非过度介入。就像焦点访谈的制片人所说,媒体不是法院,不是检察院,也不是政府。如果过分专注于揭露性,容易越俎代庖,导致媒体身份功能的错位。同时,一味为“揭露”而“揭露”,还会使媒介变得偏激、浮躁、急功近利,丧失其公信力。

(三)如何规避负效应

  1、媒体应该不遗余力的追求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实现细节真实与整体真实的紧密结合。美国学者是这样给媒体的“公信”方面的问题“定罪”的。其中,编造引语、编造消息来源、编造事实,判死刑;写错人名、地名,判重刑;片面报道、小题大做,判犯罪。

  真实、准确是新闻媒体最基本,但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尤其是揭露性报道,要通过“批评”、“揭露”来取得公众信任,基本前提就是报道本身要做到真实准确。除了事件本身整体真实以外,还要确保事实细节的真实准确。新闻中的每一个要素、新闻视频中的每一个画面都要确保真实,这样才能保证受众的信任度。

  2、遵循新闻本位的报道原则,注意客观平衡的对待。信任是交往双方博弈行为的产物,并且影响着下一次博弈行为。如果不是建立在客观平衡基础上的交往,必然会导致受众与媒体关系的恶化,长期的信任更无从谈起。因此新闻媒体需要客观平衡的对待冲突各方,忠于事实,不先人为主。

  在揭露性报道制作过程中,要兼顾“适量”和“适度”。有时需要加入适当的正面信息来平衡报道,作为补充。但正面信息的报道处理应该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必须具有一定的新闻价值。其次要站在受众角度,以受众需求为出发点进行制作。这样,才能对负面信息的舆论监督起到有效的互补。

  同时,应该尽量控制暗访手段的使用。暗访容易产生新闻侵权纠纷,也容易使记者产生角色错位。目前在《新闻调查》的节目制作过程中,已经很少采用暗访偷拍等手段了。而《每周质量报告》几度改版,也在逐渐限制暗访手段的使用。

  3、树立正确的立场,培养媒体责任感。记者在进行揭露性报道时应该坚持这样的理念:因怀疑始,以信仰终。制作揭露性报道的出发点是为了警示广大受众、维护公共利益、解决社会矛盾,找出解决问题的途径,而不是制造社会混乱。信息干预必须依靠正确的价值观和强烈的责任感。记者在采写揭露性报道时,要胸怀全局观念,熟知党的方针政策,保持清醒头脑。

  人们信赖的是那些反应敏捷、走向深入且反应得当的媒体。及时、准确的反映社会现象,了解受众的焦虑并力图消除这种焦虑,尊重受众及时的需求,才能建立受众对媒体的依赖性并固化这种依赖使之更加稳定。

参考文献

  1. 1.0 1.1 1.2 蒋东胜.浅析媒体宣传报道的方式之一——揭露性报道[J].《文学与艺术》.2009,9
  2. 沈丹.论揭露性报道对媒介公信力的影响[J].神州.201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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